摘 要：西汉中期,尤其是汉武帝时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奠基期,也是传统政治下官僚群体集体精神气质的形成时期。武帝时代的官僚群体,其精神气质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积极进取至消极压抑再至逍遥出世、自我放逐的历程;而这一历程,与专制政体密切相关,其对当时政治造成了积极或消极的结果。汉武官僚群体的精神气质,对后世官僚群体的精神气质及政治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汉兴,历经高祖、惠、文、景诸帝的经营,整个社会一改秦末凋弊残破的局面,呈现出一派盎然气象,预示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时代即将到来。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则正式宣告了“外攘夷狄、内修法度”[1]的汉武帝时代的开始。
汉初社会的复兴,在财力、政治和精神上给予汉武帝以强劲支持,使他极具开拓精神和开放心胸,他本着“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的精神[2],声称“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3],开创了一个制度创新、兴造繁复、变化多端、生动活跃的时代。“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4]汉武帝在求贤用人方面表现出非凡魄力,始终不遗余力、不拘一格、不专一途一学地发掘各类贤士,从而营建了一个人才济济、人竞争功、人格丰富、精神风貌多姿多彩的官僚群体,史称: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5]
汉武官僚群体的形成,直接促成了西汉的鼎盛局面,实乃众所周知。然而,这个群体具有怎样的精神气质,此种精神气质又如何流变,其对社会政治起了怎样的作都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一、张扬于世
自汉初至武帝,“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2]。
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是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西汉的物质文明为其灿烂辉煌的精神文化奠定了基础。汉初社会复兴时期,正是汉武帝官僚群体出生、成长的时期,这时昂扬的社会现实感染着官僚群体中的每个人,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这一心理又为继之而来的生机勃勃的汉武时代所强化,经济的富厚,政治的开明,学术的自由,文化的复兴培育了汉武官僚群体博大的胸怀、开放的意念,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自信心和开创力,埋藏在意识深处的创造欲望在这种适宜的社会条件下被彻底地开发出来。“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大禄、辟邪……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6]这种喷薄的创造力催育了汉武官僚群体长于事功的风格,由此缔造的“非常之功”促成了西汉的鼎盛时代。要言之,这种开放、进取、开拓、务实的心理意识,是汉武官僚群体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为一种积极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心态,体现了汉武官僚群体要求自由无碍追求理想目标的心理。在西汉具体的社会环境维系下,则表现为崇尚功利、务实效验和开放进取。
(一)专务时利的行事原则
秦尊法家,崇尚功利、趋利慕势而以贫贱为羞既已深入秦文化的价值层次。汉续亡秦,霸王道以杂之,此价值观依然畅行,诚如太史公所言:“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7]可见西汉一代嗜利趋富的风气,在人心已根深蒂固,并深深影响了汉武官僚群体的价值观。
嗜利趋富的风气必然构结一种讲求实际、注重效验的精神,同时,这种讲求实际注重效验的精神反过来也促进嗜利趋富社会风气的发展。这样,汉武官僚群体不能再以虚衍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而必须改以一种积极入世、专务时利的精神和态度。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切实达到所需要的目标。而且,汉武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矛盾也必需这样一种精神来协调和应对,每一种矛盾必须有针锋相对的、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这是汉武君臣相当明了的。所以,积极入世、专务时利的风气和求实、效验的精神在汉武时代大为倡行。元光五年,武帝下诏“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4],“专务时利”受到武帝的提倡,官僚群体更是孜孜以赴之,言谈举止多针对现实问题,不尚空谈。董仲舒、公孙弘、兒宽“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8],主父偃初上书阙下,“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9],均为汉武时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当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9],徐乐发“土崩瓦解”之论,严安则论边患之言,汉武闻奏,“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9]”君臣双方一拍即合。由此可见,“当世之务”是汉武时代上书、廷议的主要内容,不仅受到武帝的支持,也得到了官僚群体的配合。
求实、重效的精神和积极入世、专务时利的风气在官僚群体的事业表现上是崇尚事功,这是彼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上的体现,并反映出汉武官僚群体思想的实用性和功利性,以及恢宏壮观、热烈向上的精神气势。汉武帝的雄材大略、文治武功,集中体现于他的“外攘夷狄,内改法度”[8],而官僚群体则投入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卫青、霍去病跃马边疆,桑弘羊、东郭咸阳平准均输,张骞、苏武开边奉使,主父偃、严助顾问应对,董仲舒、李延年制礼作乐,张汤、杜周苛刑峻法,公孙弘、兒宽润饰吏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汉武官僚群体积极活跃于政治舞台,是汉武盛世形成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完成了他们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
(二)开放、进取的精神意念
汉承亡秦,再造统一的版图,经过汉初诸帝的文治武功,至汉武时代其疆域大为拓展,东至大海,西临玉门,北拓朝鲜,南及交趾。疆域的开发与扩大,极大地扩展了汉武官僚群体的心胸,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淮南子》即明确提出了“横八极,致高崇”[10]的人生理想。在其作者看来,人生的快乐,在于与自然融会,在于在融会中认识与观赏无限的山川之美。西汉一代有名的大赋如司马相如之作在对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和风俗人情的描写中,也无不洋溢着人们对疆域辽阔、山川富饶的盛赞与自豪之情,展现出一幅宽广的胸襟和视野。
专务时利的思想、开放的心态以及宽广的胸襟使得汉武官僚群体极具进取精神,他们“对天道、人事和历史的深切关注和认真探索,对自身命运的不倦思考,对社会人生、文治武功的向往、参与和投入,这与后来魏晋六朝的玄学境界绝不相同,整个西汉人的精神世界是进取向上的”[11]。汉武官僚群体的进取精神,完全是时代的产物。汉武时代,正值社会的主导阶层处于发展阶段,生机勃勃,强大有力,对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充满了信心。《史记》所描述的栩栩如生、朝气蓬勃的社会场景,正表现了这个时代特有的时代精神,跳动着极其强烈而雄浑有力的时代脉博。这样的一个时代,本来就是社会各阶层人士建功立业的时代,所以上自汉武帝本人,下至奴仆刍牧,竞相一展鸿图。武帝的雄材大略、积极进取、全面建树、显赫事功,在政治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主导阶层昂扬进取的精神状态。而这个时代的官僚群体更是以急切的态度投入政治生活,“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12],汉武官僚群体要想成为“非常之人”,创立“非常之功”,必须有大胆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的勇气和气势非凡的胆略。而此种情态在汉武官僚群体中屡见不鲜。霍去病慨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也”[13],流传百世;主父偃声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9],是何等气魄;宁成慨叹“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宁可比人乎?”[14]又何其壮也!至若终军“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之语,“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15]之志,吾丘寿王“愿守塞击匈奴”[16]之诚;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17]之气,无不展现了他们的动人的胆魄和勇气以及崇尚武勇的精神。
上述诸种精神形态,皆为汉武官僚群体积极的精神气质和社会心态之具体展示,此种精神气质和社会心态,是汉武时代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的决定性因素,是西汉盛世的精神动力。这种心态同后世保守封闭的精神气质相比较,具有不可比拟的先进性。
二、附丽于势
(一)君权的强势
欲建设强盛国家,加强统治能力,必先构建一个勤政高效的官僚阶层,而这个官僚阶层行政能力、权力的充分施展,就会制约和平衡皇权的膨胀,对专制权力起到部分的消解作用。面对官僚群体势力的抬升和皇权的消弱趋向,汉武帝绝难忍受。因此,他必然要对官僚群体竭力加以控制,使其才能只能在皇权的监控下有限的展现。元封五年“求茂才异等”诏说得明白,“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4],对“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18]。这说明,汉武帝在对待其官僚群体问题上,精明地选择一个“度”:在尽量小的影响官僚群体能力发挥的范围内最大加强皇权权威,逐步完善高度中央集权式的专制主义。这个制度自从秦始皇初创始,其最大特点就充分显示出来:即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权力集中于专制君主一人手中)和不可转移性(皇权在本家族内世袭)。独裁和世袭构成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及实质,对此提出异议的任何思想和行为必然受到专制权力的最严酷无情的打击。专制主义的这种暴戾特性正好应合了汉武帝极度膨胀的权欲,所以在助长官僚群体(必削弱皇权)和压制官僚群体(必削弱统治)的两难路径上,他选择了高强度的专制,甚至表现出对专制的渴求。
武帝把君尊臣抑的原则发展到极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对官僚群体进行人格的黜辱,使其时刻处于卑下的阴影中,须仰视才见,不敢对皇权产生觊觎之想。正如马克思所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19]卫青贵为大将军,“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公孙弘燕见,“上或时不冠”[20],以示困辱之意,高级官吏尚且如此,而那些次流官吏,如文史星历则“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养,倡优畜之”[21]。凡身在武帝治下者,不仅在精神上受到辱视,生命也大有朝不保夕之虑,“群臣虽素受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22],至武帝晚年,“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23]。在武帝看来,“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22]!在这种思想动机下,官僚群体对专制皇权噤若寒蝉。汲黯“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武帝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20]。董仲舒为一代学宗,因解说灾异得忤,几近诛身,“竟不敢复言灾异”[24];东方朔滑稽恢笑,但其直言切谏时,也不得不“时观察颜色”[25]。
尽管官僚群体对专制皇权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其下场也足以令人寒心。汉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在汉武时代再也找寻不到昔日礼遇。公孙弘为相时,“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26],然而,“自(李)蔡至(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公孙)贺、(刘)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27]。丞相地位日黜,以至公孙贺拜相时“不受印绶,顿首涕泣”,长跪“不肯起,上(武帝)乃起去,(公孙)贺不得已拜”,叹曰:“从是殆矣”[28],后果然族家。汉武12相,唯田蚡、公孙弘、石庆、田千秋得卒官,余则不是被免职,便是遭杀身之祸。丞相的遭遇即见官僚群体命运之一斑,其他则更有怵目惊心之处。汉武时代重要将领30人[1],得善终者仅卫青、霍去病、韩安国、苏建、李息、张次公、赵食其、路博德8人,其中韩安国郁郁而终,卫青晚年朝不保夕,苏、李、张、赵、路皆曾受贬,唯苏建、李息、路博德再行起用,然官位不彰;竟只有韩千秋捐躯疆场,余则皆遭屠戮[2]。《史》、《汉》载酷吏11人[3],仅杜周、赵禹、尹齐善终;而杜、赵尚遭贬黜,余则皆自杀或诛身。汉武周围侍问人员11人[4],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不知所终,唯司马相如善终,余则终军死于南越,司马迁受刑,其他皆诛。唯儒士极力奉应专制皇权,得以显贵,除赵绾、王臧死于不得已外,见于史册者,并无悲惨见录。
汉武对官僚群体的控制,除针对个人外,主要还表现在制度的建立和强化上,把君尊臣抑的原则贯穿其中,使专制制度更加完善。其中最首要的是内朝的建立,受皇帝直接控制的内朝群吏对外朝形成强大的制约作用,“上(武帝)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26];其次是创立刺史制度,以六条问事,“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29],加强官吏的考核、监督;第三,密烦法令,建立以尊崇皇权为中心的法律制度,使官僚群体不敢违抗皇帝的意志,否则必受制裁;甚至心中对皇帝不满,尽管没有说出口,也要处“腹诽”,须“论死”[14]。此外,汉武还有意挑动官僚群体内部矛盾,操纵其内部斗争,以分其势,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其驾驭豪杰如此,其所谓绦镟在手,操纵自如者也”[18]。
(二)专制压抑下的精神转向
汉武帝对其官僚群体关系的两重性,使官僚群体在人生道路上面临两难选择,是保持自己的自然本性,还是趋附于皇权权威,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态,他们必须在两种态度中抉择其一。保持自然本性,以遂己志,必然要抵触皇权权威;而趋附于皇权权威,也必然悖于自然本性。这时汉武官僚群体的务实求利的心态起了作用。在专制主义的条件下,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高压控制。可以说,只有专制皇权即皇帝一人的“利”,单个个人“利”的追求必须要附丽于专制皇权,即使有开拓进取之心,也是为专制皇权添光增彩,自己则博取个功名。因此,汉武官僚群体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趋附于专制皇权。因为,只有它,才能满足他们的嗜利趋富之心,才能实现其人生价值。这样看来,汉武官僚群体从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到消极压抑的精神气质不仅是一种外力的高压,同时也是自身矛盾心态交锋的结果。消极压抑的精神气质的形成表明了汉武官僚群体的自身悲剧。
正是如此,虽然汉武时代专制倾向日益加强,但并未受到其时官僚群体广泛、强烈的抵制和反抗,却反而表现出认同甚至趋慕的态度,纵览《史》、《汉》,汉武之世,在职官吏特立独行之人受掣,而醇谨、阿主之臣大进。从卫绾、石奋家族、公孙弘到霍光、金日磾、田千秋,无一不是以醇谨敦厚得宠。附从武帝者贵宠,忤怒武帝者黜罚,他是皇权的最高代表,是社会利益的终级分配者,官僚群体欲得显势,必然要与武帝亦即专制皇权深相交纳。于是对专制权力的认同、趋慕存在极深刻的必然性,并成为汉武官僚群体的主流意识。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武帝好儒术,重刑罚,他便“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9]。张汤也是依汉武之意,“奏谳疑,必奏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法廷尉契令,扬主之明”,所治“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30]。杜周为治大抵效仿张汤,而其论“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31],则更为突出专制君主的地位,阿上之意毕显。主父偃本师纵横,趋合世风,也是“晚乃学《易》、《春秋》”,其上书“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9],均为武帝所乐闻,投合武帝心理。既使是炙手可热的大将军卫青,也不得不“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13]。至于平常臣吏“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者[21],当不在少数。而那些与武帝意愿不相一致者,则理所当然地受到冷遇,卜式就是因为反对盐铁政策而被贬职的,而颜异因不配合经济管制政策竟被张汤告发遇诛。史载“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臣多谄谀取容矣!”[2]阿主之意竟成风气。
总的说来,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群体主流的精神气质是消极的、压抑的、内敛的,而汉武官僚群体为这种传统精神气质奠定了基调,诚为其滥觞。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此种精神状态,“作为既定的历史事实必然形成独立的生命,不仅给当事者本人,也给无数的后人留下精神之内和之外的影响”[32],因此,消极压抑的精神气质一旦形成,便嵌入民族性格中,成为持续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在社会结构相对恒定不变的社会更是如此。在同一社会和同一文化环境下,长期生活于其中的群体必然会形成一种“同一的心理结构”(unique psychological fabric),进而形成“范型人格”(modal personality)[33],这种消极压抑的精神气质便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同一心理结构”和“范型人格”。而恰恰是这种“范型人格”,客观上对专制主义的固化起了心理维系作用,促成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沿续,它影响中国社会2000余年,至今仍可感受到它的余烈。
三、放逐于市
然而,也有一些人,在强权压抑之下,他们拒斥功名利禄,淡泊平心,对专制皇权也敬而远之,保持自己的独立本性;或为了自身的价值实现而屈就之,却也对专制皇权若即若离。他们游离社会主流之外,官禄不彰,表现出一种独立、消遥出世、自我放逐的精神气质,此类人士大多属于士人阶层,实乃汉武官僚群体中部分成员对专制主义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拒斥的心理,而在思想行为上持与之相左的态度。
(一)独立人格和思想的平民性
汉初政治宽松、学术繁荣,承战国诸子之余绪,士人阶层颇壮大。汉武官僚群体的许多成员也出于此阶层,所以群体中部分成员的独立人格和平民思想也很突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阶层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体系,并由此形成各自超脱物用的人格精神与道德价值。这种精神和价值凸显了士人的独立人格,其标志便是具有倔傲抗世的人格力量,追求自己的理想,而不为任何外在的压力所屈服。盐铁会议中,贤良文学抗言直辩,于此精神多有表露。他们声言:“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惟仁之处,惟义之行。临财不苟,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34]司马迁著史,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35],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道义与社会良心,不能不说是其独立人格的展现。至其“遭李陵之祸”,为维护自己做人的原则,或说保持自己的气节和尊严,从温和批判转为激烈抗争,更是其独立人格的高扬。司马迁以自己的行动和牺牲体现了士人“道”高于“势”,不为势屈而高自标峙的人格理想[36],他说:“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21]其“激于义理”就是为了实现士人的使命而超越生死之念,“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21],为了实现人格价值,隐忍含垢,不畏强暴,虽牺牲生命也再所不惜。
士人阶层的独立人格及与富势势力阶层的不合作精神,决定了他们的平民立场,使其思想具有平民性。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于辩论中,立意下层社会,关注人民民生,极富平民立场,他们痛陈人民疾苦,感情真挚,掷地有声,极具感染力,以致“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37]贤良文学的拳拳之心,真切之情令人赞叹!司马迁虽出身官宦,也与下层社会联系密切,其突出之处不仅仅是从平民的立场评价历史,还在于为一些社会末流如处士、游士、刺客、卜者专门列传,并对他们倾注了深厚的感情。士人阶层的平民立场,体现了他们深切的现实关怀。
汉武官僚群体部分士人阶层独立人格的体现,同样说明了此时专制主义的阶段性发展,大一统的“势”尚未完全压倒士人阶层固有的“道”,在政统与道统之间,仍有道统的地位。但此时已不容乐观,具有独立人格的士人阶层业已遭到严酷的压制,司马迁固不论,而“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然卒于背义不臣,谋叛逆,诛及宗族”,士人阶层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正因为如此,既与专制皇权“道不同”,便又重新选择了一条逍遥之路。
(二)逍遥人生
在汉武官僚群体务实敦谨、孜孜于禄利的背面,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人生:游行于世,求真返朴,恣肆逍遥,嘻怒笑骂。东方朔曾说:“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38]展现着另外一道精神景观。
司马相如,“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17],骋其心志,不拘行止。司马迁屡称“岩处奇士”,大概此类人不在少数,只是于史缺载而已。对此种人生展现最为淋漓尽致的,当属东方朔了。史称他“文辞不逊,高自称誉”[25],但东方朔虽形为狂放不羁,内心实有一种严肃的社会关注的。他也曾“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25],又曾上书言商鞅、韩非之语,陈农战强国之计,欲为武帝赏识,求得高官,难怪班固称其为“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25]。东方朔之外,尚有枚皋自比东方朔,“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39],以下如“发言陈辞不合大道”[38]的郭舍人,“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38]的东郭先生和“嗜酒,多言少实”[38]的北海文学卒史王先生等,皆放浪形骸,恣肆乖张。这类人固然有不拘世俗、逍遥不羁、畅其心志的思想境界,但也有在专制皇权下仕进无途的无奈和身处主流社会之处的自嘲,在汉武专务时利的社会,他们是社会的末流,是亦悲亦喜的一个社会群落。
自我放逐的精神气质是汉武官僚群体在无可奈何境地中的无可奈何的选择,是具有独立品格的官僚群体成员在君主高压下的态度转移。用余英时先生的分析来概括,大体可分为“以道自任”的“修身”型如司马迁和“俳优”型如东方朔[40]。“修身”型官僚群体乃是在无力实践“道”即对担负政治社会秩序重建重任无望的情况下,转而走向“内圣”道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彼道的保证;而“俳优”型官僚群体的独特之处在于“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38],寓对政治社会的严肃批评于嬉笑怒骂之中,以免祸全身。这两条线索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 形成“社会良心”不绝若缕的传统。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武官僚群体的精神气质无论是积极进取的、消极内敛的还是自我放逐的,都与专制威权发生关系。它们是特定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以及统治者(专制君主)通过政治力量对人性施加规范影响以获得政治预期的结果。
在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下,汉武官僚群体所表现出的精神和行为特征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对社会和政治是一种建设作用,是西汉走上鼎盛的决定因素。基于此,汉武帝原则上在政务处理方面还能给每一个官僚群体成员以发言的机会,使他们“不受限制地运用个人的判断。这样,每个人都会由于意识到自已的重要而得到鼓舞,在一个想象的伟大人物面前使灵魂显得渺小的那种奴隶情感也就会消失”[41]。所以汉武官僚群体一定程度上有很大的行政权力,而他们又在整个社会阶层中处于中层地位,是汉代政治权力的基础。这个“坚凝”的中层结构非常稳固,也非常强有力[42],它充分施展行政权力,就会提高行政效能,增加政府能力,同时也会制约和平衡皇权的膨胀,对专制主义起到部分的消弱作用。西汉在鼎盛之时,是个极富声色、光耀四射的朝代,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实赖此功。而抑制心态则非是,它一定程度上对汉武官僚群体能力和作用的发挥产生一种掣肘作用,使得他们的创造力受抑,削弱了他们的文治武功,对社会政治而言是一种消解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反动力量。
而自我放逐的精神气质,从其思想的本质上说,具有异端性质,是集权体制中的异质性因素。而独立的文化人格往往滋生于传统体制之外,文化人格的自觉过程就是这种集权体制中带有异端性质的人格由“边缘性”向中心逐渐生成的历史过程。所以,自我放逐的精神气质是传统社会中极具革命精神的文化因子,是文化运行机制转型的支配力量,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专制力量不断加强,这种变革性的文化因子因找寻不到突破的契机而长期受抑,寄生在颓废失意的情怀中。直至近代社会,西学东渐,才得以初绽生机,并入人性解放的洪流。 （夏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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