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军事哲学

　　秦灭六国，在我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对统一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实行暴政，结果二世而亡。这个教训成了我国历史学长期讨论的重要问题。经过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西汉初盛行黄老之术，注意与民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了经学。他还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以后更发展成为谶纬神学。东汉的王充则提出了元气自然论，对神学目的论进行批判，把朴素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两汉时期总的是处于和平时期。但前后也发生不少战争，产生不少著名军事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记载了二十一次战争、二十九个人物。例如，陈胜起义和绿林、赤眉、黄巾等多次农民起义战争，项羽、刘邦灭秦之战，刘邦、韩信的破楚之战（成皋之战等）、周亚夫乎七王之乱，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和外族进行的战争，刘秀等建立东汉王朝的战争（昆阳之战等）、窦宪对匈奴的战争、马援征交趾的战争等。汉代在兵器上偏重戟、矛，重视匕首和刀，已大量使用铜弩机，制兵器主要用铁，有的还含有钢。在作战形式上兵车已退出战场，骑兵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可惜汉代现存兵书很少，难以反映这个时代的战争经验。汉代在兵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对历史上兵书的收集、整理。

　　兵书的系统整理辑录是从西汉开始的，西汉曾三次派人收集整理兵书，《汉书·艺文志》有较详细的记载。由于秦始皇焚书和连年战争，使许多书籍散失。“汉兴，改秦之改，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对史籍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其中就包括兵书。汉初的张良、韩信就曾“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武帝时，军政官杨仆“纪奏兵录，犹未能备”。兵录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兵书目录了。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令“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收集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共分四类。又经过同时代的刘向及其子刘歆的校阅、整理，记入刘歆的《七略·兵书略》之中。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这次校理的篇目、数字记载下来的。任宏分兵书为四种，即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一类大约指的是论述战略指导方面的书。“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这一类大约是指论述用兵的战术方法方面的书。“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假鬼神而为助者也。”大约指的是观察天象、地理以及运用医药、卜筮进行作战、治军方面的书。“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利者也。”大约指的是攻守器械的制造、使用等方面的书。显而易见，前三类书都包含着军事哲学思想的内容。汉代对兵书的整理对我国兵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是第一次对我国兵书进行全面整理和登记造册，是汇集我国兵学史料的重要历史文献。

　　《三略》与张良、韩信的军事哲学

　　《三略》相传是秦末汉初的圮下老人黄石公所作，其源出于姜太公。黄石公将此书授与汉初政治家张良（前？一前189，韩国城父人），认为读此书“当为王者师”。以后张良果然成为刘邦的军师，立下了功劳。这个故事只是传说。但汉以来言兵法者，往往以黄石公为名。后人考证此书亦系伪托。可能成书于东汉。三略与六韬常常并称，其中记载了已失传的兵书《军谶》和《军势》中的许多内容，有一定价值。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大体包括治国治军、将帅修养、作战指导等三个方面，其中以政略问题为主，主要讲治国整军方面的内容，直接谈作战之处不多。它自称“衰世之作”，不但正面论述治国治军之道，而且针对时弊加以批评。

　　从思想体系上说，本书特点是儒道并蓄，兼采兵家、法家之长。在战争观上，它强调用兵要慎重，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其目的是“以义讨不义”，“将以诛暴讨乱也”。在治军问题上，它强调治军严明。“将无还令，赏罚必信”，重视将帅修养，并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将帅的处世哲学。如认为良将必须具备十二能：“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知国俗，能图山川”等等；又从反面指出将帅应该防止的八条，如拒谏、专己、贪财等等。这些要求比较全面，既要求将帅具有知足戒贪等优良品质，又要求有广博的知识。在用人问题上，它强调选贤任能，认为“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人所归，则其国强”，“贤去则国微”。因此对贤士应该“崇礼而重禄”，认为“礼崇则智士主，禄重则义士轻死”，特别还指出用人要用其所长。在战争指导上，它提出了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并且明确提出在军中要”禁止巫祝”。它对柔与刚、弱与强、军与政、德与威、仁与法的辩证关系也有所论述，并继承黄老学派的思想，鲜明地提出“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观点，强调作战不能一味贪强，柔刚强弱可以相互转化，要根据不同情况巧妙运用，发挥各自的特点。但“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超过一定限度，成功就会向失败转化。此外，对控制和占领险隘关卡的论述，也较前人明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提出了隆恩养民思想，比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能把将帅和士兵的作用统一起来论述，看法比较全面。如说：“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为国之道，恃贤与民”。 “军国之要，察众心，施百务”。“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因此，打仗之前，“务先养民”。它还要求将帅“军并未达，将无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才能 “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这些思想都很有价值，而且比前人论述更为充分，对古代的将帅决定论思想是一次冲击。《三略》对后代也很有影响。刘秀诏书中曾引用黄石公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之语，不知是否依据此书。明刘寅写了《三略直解》，强调“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可以说抓住了本书的主要特点。

　　刘邦、张良、韩信在楚汉之争中是否真正运用了《三略》，已无法考证。但张良、韩信确实整理过兵法。韩信用兵颇为人所称道。他们在战争实践中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值得加以总结的。刘邦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主要在于：1．在战争目的上，一直坚持用战争手段来实现中国重新统一。他认为项羽分封诸侯的行为是“天下所不容”。当项羽在不利时提出西汉、东楚共分天下的主张，他也没有就此妥协。项羽一开始就打出“计功割地，分土为王” 的旗号，自称西楚霸王，并封十八王，这是历史的倒退。2．在治军原则上，刘邦注意取信于民，攻入咸阳约法三章，对老百姓和士兵都较宽厚，因而得到了拥护。项羽为人残暴，在新安“诈坑秦子弟二十万”，“屠咸阳，烧其官室，屠其子女，收其珍宝财物，诸侯共分之。”3．在后方建设上，刘邦注意对新占区及时进行巩固和改革，如派萧何留守关中立法令，设郡县，调查户口，发展生产，输送人力物力。4．在选将用人上，刘邦用人不论出身，注意发挥将吏才干，重视听取不同意见。项羽则信任诸项及妻之昆弟。刘邦曾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5．在战略方针上，刘邦等注意利用矛盾，争取力量，分化敌人，孤立项羽。他们制定了“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 的战略方针，大致分三阶段加以实行。首先作了战略准备，退守巴蜀等待战机，当项羽攻齐后，又乘隙东进攻下彭城。第二是战略退却，当项羽回师彭城时，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又转攻为守，以持久对速决。在成皋之战中，又利用地形，以逸待劳，不与决战，同时从两翼出击，逐步形成对楚的包围，相持两年多。最后进行战略决战，乘楚军半渡汜水时，大破楚军，并乘胜追击至蹴下，逼使项羽自刎乌江，结束了长达四年的楚汉之争。在战争中韩信多次运用了《孙子》阐述的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背水为阵、半渡击敌等作战方法，对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哲学和历史著作中的军事思想

　　《淮南子》亦名《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前179一前122，江苏沛县人）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作。一般认为是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法家著作。共二十一篇，其中涉及军事问题的有《主术训》、《兵略训》等篇。本书在战争观方面论述较多。它主张用兵“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赂”。 “得道之兵”应该为了“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要“用其自为用”，使人民为自己利益而战，“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为之去残除贼也。”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人民拥护，“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顺道而动，天下为向，因民而虑，天下为斗”。又说：“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这些观点是相当精辟的。它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的思想，指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政胜其民，下附其上，则兵强矣。”又说：“故当舜之时，有苗不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干（盾牌）戚（斧头）是进攻和防御武器的总称。执干戚而舞，就是要用和平方式解决民族矛盾。

　　晁错（前200一前154），颖川人，生活于“文景之治”的年代，历任太子舍人、中大夫、内史、御史大夫等职。他的军事言论主要表现在他的两封《募民徙塞了疏》中。他总结了秦代边塞防御中的经验教训，认为秦统一中国后，戍卒“一岁而更”，数量越用越多，并以罪人等贱民服役防守边疆，作为惩罚手段，又不了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结果使边患日益严重，国内民力不堪，“功未立而天下乱”。因此，他建议在边疆设立居民点，将戍守改为“常居”，寓兵于农。这一建议对后来汉武帝实行募兵制和屯田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对边防问题作了辩证的分析，认为敌我的大小、强弱、险易，都是相比较而言的，“险道倾仄，且驰且射”， “饥渴不困”等是“匈奴之长技也”。“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坚甲利刃”等是“中国之长技也”。因此，他提出要扬长避短，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并且要利用北方其他游牧民族，防御匈奴，做到以夷制夷，补己之短，使 “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他还分析了各种兵器在不同地形中的不同作用，认为 “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强调”兵，凶器；战，危事也”。“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显然，这些论述蕴含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盐铁论》记叙了汉武帝死后召开的盐铁会议的情况，其中反映了桑弘羊（前152一前80，洛阳人）的军事思想。汉武帝派军队多次抵抗匈奴奴隶主的骚扰，这是应该肯定的。但在盐铁议会上引起了争论。桑弘羊批判了“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的主张，认为抵抗匈奴是“兴义兵以诛暴强”，单纯依靠和亲将会“一日违敌，累世为患”。他强调有备，认为“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此外，《史记》、《汉书》等著作也记载了前代的军事斗争和军事思想。东汉末的哲学家王符所作《潜夫论》十卷，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也涉及军事问题。该书认为国“以德昌”，“以兵强”， “国以民为基，赏以贱为本”。批评了统治者不重视西北边境防御，使百姓受害。认为这是由于“将不明疆于变势”，“胜负之数，不明于将心”，以至边患不断，“原祸所起，皆吏过尔”。针对这种情况，该书提出了一套救边、实边的策略。要求组织百姓充实边疆，作到土地与人民相称，以免“久荒以开敌心”，并且认为“均苦乐，平徭役，充边疆，安中国之要术也”。东汉的《太平经》虽未直接谈兵，但含有较强的人民性，提出了平均要求，表达了人民争取生存而要求建立太平王国的愿望，对黄巾农民起义战争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