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的初传和发展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具体年代，已很难确定。后世关于这个问题，有种种说法。一般认为，大约早在两汉交替之际，即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已开始通过西域地区，逐渐传入中国内地。据《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大月氏原是居于我国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在公元前130年左右移居大夏地区，其时大夏已有佛教流传。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已成为中亚的一大强国，同时也是这一地区的佛教中心。佛教通过大月氏使者或贸易商人辗转传入中国内地，是完全可能的。又据《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感论》等书的记载，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明帝曾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顶有日光，绕殿飞行，乃询问群臣，博士傅毅奏道：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如陛下所梦。明帝于是派遣使者往西域访求佛法，在大月氏抄回佛经四十二章，收藏于皇家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在这“汉明感梦”的基础上，后来又形成了“白马驮经”的传说。据说，蔡愔等人受汉明帝之命，远征西域，于永平十年在大月氏遇见僧人摄摩腾、竺法兰，邀请他们来汉地传播佛教。两人接受邀请，用白马驮着佛像和经卷，随蔡情惮行来到洛阳。汉明帝对此表示欢迎，并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内地最早的佛寺。汉明感梦、白马驮经或系传说，但汉明帝之世已有佛教的传入，则为公认的史实。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下诏，死刑犯者，可凭纳缣以赎罪。当时，楚王英遣郎中令奉呈黄缣、白纨三十匹，以谢咎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周之处。明帝认为楚王英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佛教的信仰，于是以如下“诏报”赐楚王英：“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薄塞、桑门之盛撰”。这一记载表明，汉明帝永平八年的时候，佛教已在贵族阶层中得到了传播，且有少数居士、沙门存在。

　　然而，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之初，并未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下层群众中发生值得注意的影响。大城市中建立的少数寺庙，主要供西域来的僧人和商人参拜使用，在法律上不允许汉人出家为僧。当时的汉王朝，在经过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已确立了绝对的正统地位。初传的佛教，根本没有能力与之抗衡的，加上它以人生为苦，将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提出的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标准，与儒家的思想体系也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沙门的所作所为如弃妻子、剃头发、无跪起之礼，都有违于儒家的伦理纲常，自然要受到儒家之流的非议。所以佛教在当时受到了传统思想的抗拒和排斥。

　　为了使佛教在汉地生存、传播开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依附攀缘中国固有的风俗习惯和思想信仰。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宫廷里和社会上正流行着黄老之学和各种宗教迷信、神仙方术。由于黄老之学主旨为清虚无为，与佛教表面上相同，佛教就在道术那里找到了相通之处，让道术充当了它的保护伞。据记载，当时的人们把佛教主要是看作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的一种，汉明帝的异母哥哥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已对黄老和浮屠等量齐观，一起予以祭祀；汉桓帝（公元132167年）也效法楚王英，曾在宫中铸黄金佛像，与老子的像并立供奉，以祈求长寿多福，襄楷于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曾上书道：“又闻官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进一步把“浮屠”视为“道术”；值此，释迦牟尼佛也和黄帝、老子一起被时人奉为大神，而佛教的斋忏仪式由于被看作汉人的祠堂祭祖活动，逐渐为汉朝皇室所接受。

　　另一方面，佛教为了宣传的需要，也往往迎合神仙方术之士，兼采占验、治病、预卜吉凶等手法。《牟子理惑论》是汉地佛教较早的一部论著，相传为东汉末年牟子所著，书中的记载反映了汉代人眼中的佛陀形象，如书中说：“佛乃道德之元租，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作者用以概括佛教教义的，用的尽是道家语言，而佛完全是道教所宣扬的“羽化登仙”、“白日升天”之类的“真人”、“神仙”之流的形象。另外书中也有如下记载，说：“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并认为通过对佛法的修习，“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这又是以儒家思想来解释佛教教义。可以看出作者在书中引用儒、道和诸子百家之言，以图说明佛教与中国传统学说并非矛盾，表现出明显的儒、释、道三家一致的思想倾向，而道家思想，更是作者用以理解佛教的模子，如在书中，作者始终以“佛道”这个词来称呼佛教，以“无为”、“道”等道家概念解释佛教“涅（般木）”等等。这些都说明，佛教在踏上汉土之初，就已经偏离了印度佛教的本来面貌，打上了深深的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的印记。而当时一些来华的外国僧人，为了推动佛教的传播，也尽可能采取一些眩目惑世的手法如占验、治病、预卜吉凶等等。安世高来华时，汉地佛教已有百年的历史，但据《高僧传》的记载，这位外国僧人经常巧妙地发挥他那套“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以至鸟兽之声无不练达”的本领，作为宣扬佛法的手段。稍晚时期的康僧会也同样以“天文图谶多所综涉”知名于时，相传他曾利用佛舍利显示神异说动孙权，为其建立佛寺，名“建初寺”，是为江南佛寺的发端。十六国时期，在连年战乱的岁月中，佛图澄在北方中国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佛教文化局面，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依靠了他的神仙方术。如后赵皇帝石勒初次见到他时劈头就问：“佛道有何灵验？”他回答说：“至道虽远，亦可以近事为证。”于是，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华，光色耀目”。在这种奇妙的表演面前，石勒不得不心悦诚服。所以，佛教在传入中国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都是依附于当时流行的道术而存在，并做为道术的一种而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