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在明、清两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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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更新时间: 2007-05-17 13:57:00 【收藏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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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明、清以前的史学，主要为了编写历史，最高的史学理论，也无非所谓“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唐人刘知几的《史通》也只是对收集史料、鉴别史料与写史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到明、清两代，主要在明、清之交，情况就大不相同。特别是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学派，已经将史学提高成为与经学同等地位的历史哲学，甚至可以说已经触及到“历史科学”的边缘。所以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周太谷更明确地说，“儒者知命，可由《易》而知也，亦可由史而知也。”①[《周氏遗书》卷八。]困有这种变化，所以本书中前此“史学”与“文学”列于一节，明清则改列于学术部分。
【明清两代公私史籍】明代最大部头的史书，是《二十四史》中的《元史》。
《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奉敕修，系以元代十三朝“实录”为据，保存了许多原始史料，尤以天文、历史、地理、河渠四志的材料最为珍贵。但宋濂只是个词臣，又是南人，对蒙古史事，不甚了解,且成书匆促，考订未详，所以《元史》在“二十四史”中和《宋史》同嫌芜杂。近人柯绍（文心）先生因著《新元史》，武进人屠寄亦著《蒙兀儿史记》，二者之中，以柯书为胜，开明书局汇印为《二十五史》。近年研究蒙元历史的，多以此三书及法国人多桑的《蒙古史》和《元朝秘史》（现改题《蒙古秘史》）为基本材料。
《明史纪事本末》六十卷，明谷应泰撰。谷应泰（1620—1690），字赓虞，号霖苍，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清代顺治进士，官提督两浙学政金事。此书相传本明末“复社”领袖张溥所著，谷应泰典试浙江时购于张溥后，今书后多张溥论语，其说应事出有因。倘果出张溥之手，对清廷而言，必有有关碍语，而为应泰删改成书，未可知也。其书为研究明代历史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国榷》一百零四卷，首四卷，明谈迁撰。谈迁（1593—1657），本名以训，字观若。明亡，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枣林人。对元、明史事颇为熟悉。曾辑明天启、崇祯及南明弘光史事为书，而稿本被人窃去，谈迁发愤重写。明亡后，大量收集有关史料，又亲自到北京访问遗民野老，举凡青娥阿监、白头宫女，都是访问的对象，终于写成了这部洋洋巨著，所载明万历以后明与后金的史实，为他书所不及，是研究明代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谈迁还著有《枣林杂俎》、《北游录》，也是有关明朝史的参考书。
除此以外，明代掌故、史料的书亦颇多，如元、明之交的《四海群龙记》，明代中、后期的《野获编》、《涌幢小品》，明清之际《小腆纪年》、《小腆纪传》、《绥寇纪略》、《烈皇小识》、《野史无文》等，不能备列，可以参看有关目录书中的史部所录，如谢国桢先生的《晚明史籍考》。
清代官修的正史，就是《明史》。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清张廷玉等奉敕撰。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五卷，另有目录四卷。成书时，张廷玉在其《上明史表》中说：“冠百王而首出，因革可征百世之常；迈千祀以前驱，政教远追千古而上矣。”实际上一般议论也认为“二十四史”中，除“前四史”外，以《隋书》及《明史》为最精，而《明史》又更胜《隋书》一筹。《明史》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一方面是从开馆修史到最后定稿，历时九十余年，时间足够，材料丰富；另一方面则应该说是因为有了万斯同参修史事。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人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黄宗羲的高足弟子，与其兄斯大、斯选均以学术为世人所重。康熙十七年（1678），被荐博学鸿儒科，力辞不就。第二年开“明史馆”，进入史馆，但不署衔、不受俸，前后十九年，看来是以遗民的身分参修前史。黄宗羲曾被延修《明史》，不就。斯同参加史局，可能还有暗中代表宗羲把史局之意。斯同修史的主张是“事信而言文”，因为前后朝的矛盾，特别是民族矛盾，故存在种种关碍，斯同的主张多被修改。但他还是抱着能有一分是一分的精神，坚持了十九年，保留下某些直笔。如水淹开封一案，一般士大夫均认为是农民军所为，时众口一辞，吴梅村《决金堤》诗也是这样说。直到建国后，史学研究者从阶级观点分析，认为不应该是农民军做的事，而《明史·福王传》中则早已写的清清楚楚，是官兵决的口，谁出谋划策，谁执行，结果没有搞好，反淹了自己。象这样的史事，《明史》还可以发掘。不能因为是官修史书而忘记了有万斯同某些的直笔。
《明史稿》三百一十卷，王鸿绪撰。王鸿绪（1645—1723），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康熙间榜眼，历官至户部尚书。所著《明史稿》是在万斯同《明史稿》的基础上略加删削而成的。其书计十六本纪分十九卷，十五志分七十七卷，三表分九卷，一百七十三列传分二百零五卷，又目录三卷。除本纪外，大都整理有序。故张廷玉等所撰的《明史》最后定稿时，多用为蓝本。也有一些史实可作为《明史》的补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清顺治时湖州人庄廷（钅龙），因瞎了眼睛，想起司马迁所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话，就在家招集了一些人编写《明史》。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又用弘光、隆武等年号，后为人告发。时廷（钅龙）已死，发棺戮尸。家人及参与其事，自写序、写跋、校刊、刻版、卖书、买书的人直至地方官皆治罪。重者处死，轻者及家属亦发往盛京或发配为奴，株连者甚众，与戴名世《南山集》案，同为清代两大文字狱。
清代所编的编年史主要有：《续资洽通鉴》二百二十卷，毕沅主编。毕沅（1730—1797），字秋帆，一字镶蘅，自号灵岩山人，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时状元及第，官至湖广总督。所著《续资治通鉴》为宋、元两代的编年史，历时二十年编成，当时史学家章学诚在其幕中，邵晋涵亦参与此事，其书在续修史籍中为不可多得的杰作。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与《资治通鉴》相衔接，下迄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取材丰富，宋、辽、金、元四朝史事并重。《书目答问》说：“明人续《通鉴》者甚多，有此皆可废”，应该说是定论。现中华书局出有标点本，系容肇祖教授等所标校。
《明纪》六十卷，清人陈鹤、陈克家撰编的有明一代史事编年，清同洽以后，常与毕沅《续资治通鉴》一并刊行。
《御批通鉴辑览》五十九卷，续编二十七卷，为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手批的朱熹《通鉴纲目》，是旧日私塾必读之书。当时是为了对史事之论能符合封建政权的意旨，现在则还可以从中看出康熙帝的史观。只有些蒙古、满洲人名多据满、蒙文改译，如金兀术，改译为乌珠，乜先译为也先。可能音译比较正确，但读者却不习惯。
明清两代的“纪事本末”体史籍除前已简单介绍而外，尚有：《三藩纪事本末》四卷，清杨陆荣撰。所记是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史事。
《圣武纪》十四卷，清魏源撰。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官至高邮州知州。研究“春秋公羊之学”，与仁和龚自珍同主“通经致用”，为近代新思想开拓者之一。所著《圣武纪》记叙了清朝未入关前的开国历史以及平定三藩、勘定回疆等问题。又著有《海国图志》，影响尤大。详后。
“方略”则是自清代开始的事，专记某一“武功”的纪事本末体的官书。有《平定台湾方略》、《平定金州方略》等多种。虽旨在颂功歌武，但材料较全，亦较直接，可批判地作为史料使用。
【浙东学派与史学】浙东学派本指宋代吕祖谦、叶适、陈亮诸人的学术主张而言。因为当时朱熹主张“道问学”，陆九渊主张尊德行”，吕等则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吕等都是浙东人，人因称为“浙东学派”。明末清初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以及稍后的章学诚、邵晋涵、杭世骏等人亦均主张“尊经证史”、“通经致用”，章学诚更是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他们是清朝前期的史学主流，又皆浙人，因亦被称为“浙东学派”。这一学派，以黄宗羲的思想为主，发展至章学诚时，渐渐成为一种纯学术性质的主张。
黄宗羲的思想，前已基本介绍。因黄是刘宗周的弟子，宗周之学，渊源于阳明（王阳明），主张“慎独”。也就是牢牢地把握人性“寂然不动”的本能，以求达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①[《周易·系辞》。]。黄宗羲最初是谨守宗周的家法，后来则说：“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然‘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各以意见搀和，说玄说妙，几同射覆，非复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谓‘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皆是行也’。”②[《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是以为“致良知”是从本能作用过程，求得认识，并非像镜子一样静止地等待反映，已从反映论发展为实践论。晚年著《明儒学案》，更打开新局。主张学必本源于经而证明于史，所以著《易学象数论》，彻底推翻宋人河图洛书的玄妙根基。又著《明夷待访录》，以箕子自命，更突破狭隘的民族思想，而以“济世启民”期之新兴的政权。所以万斯同尽管不举博学鸿儒科，不著衔、不受俸而以布衣参加史局至十九年。后来杭世骏，以请弥满汉界限而罢官，都是浙东学派眼光。可惜直到民国修《清史稿》，还有人心存芥蒂，不为杭世骏立传，这就更觉浙东学派的可贵。
浙东学派中的人物均慷慨有奇气。黄宗羲袖藏铁锤，要杀死仇人，为父报仇；又万里寻亲，背负父亲骸骨以收，有人为之写《黄孝子万里寻亲记》。又明遗臣张煌言兵败，被害，弃尸郊野，无人敢问。万斯大慨然为他收尸，葬于杭州南屏山下，就是今天的张苍水墓。煌言生前有诗：“孤忠武穆兼忠肃（于谦），可许新添一座坟。”倘无万斯大的举动，这一遗愿也难实现。
浙东学派在史学方面的成就，除前述的万斯同外，还有章学诚、全祖望和邵晋涵等人。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幼年身体不好，又很笨拙。十四、五岁，每天只能读二三百字，不久又忘了，写文章连虚字也用不妥贴。二十岁以后，学业大为展进。结识了朱筠，筠藏书甚富，得以博览群书。又与当时的名流学者交往讨论，学益宏富。与史学家邵晋涵同事，遂成莫逆之交。章学诚一生著述甚多，后人编入《章氏遗书》之中，其中最能代表章氏学术思想的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二书。
《文史通义》分内外篇两部分，因版本不同，篇目颇有所异。清道光十二年（1832），作者次子章华绂首刊此书于河南开封，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世称大梁本；1921年刘承干刊《章氏遗书》，收录此书时，内篇多一卷六篇，外篇虽为三卷，其内容亦有所异，世称嘉业堂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以嘉业堂本为主，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叶瑛校注本则以大梁本为据，兼采别本。《文史通义》中提出的史学理论核心是“六经皆史”说。章氏在《书教》、《诗教》篇中认为，《书》、《诗》之教就是史的作用。《原道》的道就是客观规律，《原学》的“学”则是如何评议和运用道。《博约》则是治学的基本方法。因为史是无量数的偶然的客观存在，是博；从中归纳出来的规律，就是通，是约。由博返约，就掌握了客观规律；再以此规律来认识处理客观存在，就是以约制博。易言之，是《大学》自格物、致知至治国平天下的知所本末一贯的思想。所以浙东学术源出婺源朱熹，虽然出自婺源，又有所发展。其发展在于尊陆（九渊）而不非朱，在当时则尊黄（宗羲）而重顾（炎武），不立门户之见。归根结底是“尊经服古”，古即史也，是以“六经皆史”。南朝刘勰著《文心雕龙》时，就提出要：“以文统辅道统。”章学诚虽未明白说出，但实际上就是以为史统即道统。所以浙东学派的史学已经是历史哲学了。创立浙东学派并达到最高境界的是黄宗羲，使其理论具体化、系统化应归功于章学诚。《校雠通义》等则是章氏治学的具体方法，以下谈校勘学时，另文介绍。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人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雍正元年以贡生入京，举顺天乡试，户部侍郎李绂见其文，比于宋代的王应麟。乾隆元年（1736），荐博学鸿词①[博学鸿儒科雍正后改称博学鸿词科。]。因已中进士，遂不再与试，官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时，因大学士张廷玉与李绂不洽，认为祖望是李的人，压在最下等，以知县用。租望辞官回乡，闭户著书。平生博闻强记，在翰林院时借读《永乐大典》，一天能读二十卷。曾经七校《水经注》，三注《困学纪闻》，对史料校订贡献甚大。在学术上最佩服黄宗羲、万斯同。除了专力于先明及南明史外，黄宗羲《宋元学案》稿集未完，祖望以十年之力为之续成一百卷，成为研究宋元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所著《鲒（土奇）亭集》，收明清之际碑传甚多，富有史料价值。
邵晋涵（1743—1796），字二云，一字与桐，号南江，浙江余姚人。乾隆进士，入四库全书馆，授编修。擢侍讲学士。曾参加编修《续三通》、《八旗通志》等。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又采《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书，以补其缺。平生佩服刘宗周、黄宗羲，所谈明末史事，往往出于正史之外。曾参预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惜未见书成。
【考史派】清代史学继浙东学派而起的是考史派。考史派也可以说是浙东学派的发展。浙东学派主张“尊经证史以致用”，“征史致用”必先求真，于是必然要走上考史的道路。但考史的结果，有的又向对立面而转化，变成脱离实际的东西。清代乾、嘉以降，考史一派人才辈出，现以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人为代表，以见大概。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微，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六年（1751）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十九年（1754）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继升编修，侍讲学士，出典学政，历官至詹事府少詹事。经、史之书，无所不窥。精于文字、音韵、天文、历算、金石、地理，由洽经转而治史，尤邃于史学。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所谓廿二史，即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外，皆有考订。着重于卷目校勘、典制考释、名物训诂，是当时史学的重要著作。钱大昕的《疑年录》、《三史拾遗》、《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通鉴注辨正》、《金石文字跋尾》、《十驾斋养新录》等，也是杰出的史料学著作。其一生著述宏富，可以说书无不读，读无不考，考无不精，不愧为清一代考史大师。著作曾汇刊为《潜研堂全书》。1963年，华东社会主义学院文史学员多人，至大听故里，寻访遗迹。时值平整土地，大昕墓尚未平，于是联名写信给上海文管会徐鸿宝先生，得作为重点保护文物。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氵止）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官至礼部侍郎，不久进光禄寺正卿。母死丁忧，遂不再出。鸣盛少从沈德潜学诗，又从惠栋受经，因而精于汉学。为人俭约朴素，归里后，整天坐在家里著述，像个老学究，不识者相见，谁也不知是鼎甲，当时的绅老。王鸣盛与钱大昕同乡、同年①[困同是乾隆十九年进士，故曰同年。]，又是大昕的妹丈。大昕著《廿二史考异》，鸣盛亦著《十七史商榷》百卷，相与媲美。所谓“十七史”，实际上就是上起《史记》，下迄五代的十九部正史，因从宋人习惯，称为十七史。虽考及《旧唐书》、《旧五代史》，却没有列入数内。所谓“商榷”，即校勘本文，补正讹误，考订史实，尤详于典章故事，对研究正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又著《蛾术篇》百卷。兼通小学、金石、目录之学，与钱大昕在考史派中为一时瑜亮，但精邃似较钱大昕稍逊。
赵翼（1727—1814），字云崧，一字耘松，号瓯北，常州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编修，历官至贵西兵备道。因动乱，降级，遂不复出仕。主讲安定书院，著述终老。赵翼是诗人、史学家、考据家。对史学善于综合比类，据观其大要，不仅作具体的考证。著《廿二史劄记》三十六卷。所谓二十二史，实际上是包括了《史记》至《明史》的全部二十四史，因《旧唐书》和《旧五代史》在当时尚未被清廷正式承认为正史，故未计入数内，仅称二十二史。是书对重要史事、史制，多溯源贯流，旁征博引，评其得失，作为概论，尤详于有关一代兴衰变革的重大问题。读此一书，一部中国历史，几乎就可以融汇贯通。赵翼不愧是一位史学通才。《中华二千年史》的作者邓之诚教授说，人治史一定要先读《廿二史（答刂）记》，是有识之言。但是，赵翼因慑于清朝统治，书中多曲笔，使用时必须辨识。又著有杂考《陔余丛考》、《瓯北诗话》及诗、文集等七种一百七十余卷，编为《瓯北全集》。
上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答刂）记》是清代的三大考史名著，内容各具特色。清末陈澧，字兰甫，所著的《东塾读书记》、《东塾读书杂考》等，亦是读证经史的名著。其他清人考史之书亦尚多。开明书局辑《二十五史补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皆收入其中。
责任编辑：li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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