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一个独特的“时代脸谱”——读徐江《启蒙年代的秋千》

　　人们习惯上，把处于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整个“1980年代”，称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年代’”。而徐江《启蒙年代的秋千》（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所记述的，正是那个年代的人与事。尽管我们无须“神化”某一个时代，但我们还是得承认，有一些时代毕竟是相对重要的，比方说，在文化的影响力上，对于春秋时代、魏晋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五·四”时代等等，我们就需要“浓墨重彩”。刚刚过去不久的二十世纪80年代，无疑也是这样的时代。所以重访“1980年代”，几乎成为了当下的一个热点。

　　《启蒙年代的秋千》，徐江/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

　　阅读这一本文化随笔，像是回味作者的“个人心灵史”，更像是回望一个独特的“时代脸谱”，它就如两色两味儿的冰棍儿，看着梆硬，咬下去却有着别样的滋味。

　　动荡与死寂、呐喊与呻吟、花儿与荆棘、红唇与伤口、坚持与背叛、痛苦与快乐、打开大门后天边的“亮光”与门角落处恒久的“暗影”……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的“时代脸谱”。如果说“五四”是文化的抗争及抗争之后的伤感、寂寞、彷徨——“十字路口”不失为其时代心灵的象征的话。那么，“1980年代”的终结，茫茫人心被“三合一体制”强行归顺，则在伤感、寂寞、彷徨之外，裹上了一层“喜剧”的油彩。可以毫不含糊地说，在共和国的晚近历史上，它是一个空气清新、充满憧憬和“可能”的黎明。甚至后来的颇多变化，即使不是在那会儿开的头，至少也是在那时埋下了“伏笔”。因此，中国“1980年代”滋生的无法磨灭的精神印记及历史意识，在整个20世纪堪称独一无二。

　　从1980年到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状态有了一个大的拐弯，“1990年代”就是这拐弯中间的圆弧式的过渡。而在这二十多年当中，也许我们是创造者，也许我们是看客，也许兼而有之。身处这样的一个时代，说出来、记录它，似乎是我们一个不言而喻的义务，“我说，故我在”。然后，创造者后来沦为看客的却是大多数，当然，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个人”、“身体”、“叙事”中的部分，而徐江保留了这份“野心”，并且令人敬仰地开始兑现了。在20多万字的篇幅中，作者站在相当的高度，为我们复活了“风景与风俗”、“文学与作家”、“影像与偶像”、“思考者与学人”、“读本与读物”等五大块历史景观。伴随着作者的反思，那些活泼泼的文字迎面扑来，如“我们现在宽容，并不等于过去宽容。宽容的阶梯，是由恐惧、声讨、歧视甚至包括了意外和血泪，在岁月中凝固而成的”（《喇叭裤》）；“时代变了，曾经有过被人‘以言治罪’经历的知识分子，现在有了治人言以罪的能力。但时代继续在变，它已经提前开始制止某些过去的受害者，以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方式，去面对更新一代思想的‘洪水猛兽’……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德育演说家》）；“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几天不同程度的‘霍尔顿’的，而我们的文学视野里却没有，或者禁止产生‘霍尔顿’，这——才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获得共鸣的一个大前提”（《麦田里的守望者》）……对“1980年代”文化时段里那些有代表性的切片，或善或恶，或喜或悲，作者都在“当代文化的演进”这一大前提下，给出了“个人视角”的客观评价，从而，在这个独特的“时代脸谱”上找到了一块得天独厚的自由乐土。

　　抚今追昔，在这些力透纸背的文字里，我们不光窥见隐藏于时代深处的文化变迁，更是让我们对整个“1980年代”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1980年代”的人文精神，正是这个现今时代所欠缺的。在这个“理想主义”渐行渐远，“实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徐江守住了一个作家的本分，留下了自己最负责任的文字。而历史也一定在呼唤这样一位真正的人本主义者，去回望、去复活那一个独特的“时代脸谱”，这是贯注在历史褶皱深处的深层需要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