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之所以被指称为一种时代文体，首先是因为它真实地报告了社会的存在和时代的进程，是实录我们这走过艰难而成就辉煌的30年历史的大“史记”。
近30年报告文学在“时代文体”的塑造上，最为成功的一点，是它以自己的实绩超越了新闻体式，而趋向于思想性文体、主体性文体。读者期待作家在报告文学中给出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认知和思考。
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文体
丁晓原：晚近30年，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报告文学，并且是报告文学有所作为的时代。报告文学作为现代一种特殊的社会写作模式，跌宕多姿的社会现实是激活其生成与发展的第一要素。现代文学前辈茅盾曾揭橥了这一文体作为“时代文体”存在的根因——“每一个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样式，‘报告’是我们这一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关于“报告文学”》）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中，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转型。这样的社会存在，一方面为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大量具有重大报告价值的新鲜而富有意味的质料，另一方面“匆忙而多变化”的现实，生成一种具有巨大召唤力的场效应，裹挟着具有世道情怀的作家，情不自禁地以非虚构的方式参与对蕴涵着史意的社会镜像的摄取。可以说，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的文体，进入30年中国文学的版图，这是由这一时期的特殊的历史性所规定了的。
通览具有百多年发展史的中国报告文学，尽管20世纪30年代报告文学，一时如文艺理论家以群所指认，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但在我看来，真正的报告文学时代是在其四十余年后的80年代。此时的报告文学以独立的姿态、独特的方式，在文坛内外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我们常常以“轰动效应”来评论这一时期优秀的报告文学所具有的价值。90年代报告文学在盘整中前行，进入新的世纪，这一文体也并没有消亡，它以不可漠视的创作实际，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王晖：事实的确像你所说的那样。谈到报告文学这样一种现实性极强的文体，就不能不涉及“时代”的要素。报告文学在中国大陆发展的近30年，也正是我们亲历并见证的中国文学高速运转的30年。30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思想启动器无疑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它使得我们大陆的文学从一个十分逼仄的书写环境奔突出来，获得了全方位的解放，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当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郭沫若真情满怀地抒发“这是科学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从今天来看，这也是文艺的春天。
现在有一种“今不如昔”言论称，新时期文学30年不如现代文学30年。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至少在报告文学这个文体上，我可以说，近30年的成绩一点都不让现代文学30年，甚至还超越了它。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报告文学由附庸蔚成大国的百年发展史，最为出彩的一章不在别处，就在近30年。张光年先生早在1983年就说过：“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无论是作家数量、作品数量与质量，还是思想与精神的深度、艺术与表现的高度，这种超越几乎无所不在。我觉得对于近30年中国报告文学评价的基本面应该在此。
丁晓原：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之所以被我们指称为一种时代文体，首先是因为它真实地报告了社会的存在和时代的进程，是实录我们这逶迤而行、走过艰难而成就辉煌的30年历史的大“史记”。此间差不多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进展，或重要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在报告文学中或以多维全景、或以侧笔特写的方式，都有迅捷的摄照与透视。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轫之作，也是标志性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徐迟），以及《祖国高于一切》（陈祖芬）、《大雁情》（黄宗英）等以知识分子作为正面叙写对象的作品，反映社会从“革命”到建设、由政治而经济的转型时期，对知识、智本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其间表征了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热流》（张锲）、《励精图治》（程树榛）、《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延国）等作品，则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和内容，抒写了投身改革的人们所创造的业绩，凸现了改革开放行进初期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1988年由108家刊物发起的“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以声势浩大的规模，以报告文学与变动现实的紧密绾结，以优秀报告文学对敏感的社会问题的深度介入，将报告文学汇成影响超越同时代其它文体的时潮。《西部在移民》（麦天枢）、《伐木者，醒来！》（徐刚）、《世界大串联》（胡平、张胜友）、《国殇》（霍达）、《寻找中国潮》（孟晓云）等，成为其时读者争相阅读的作品。报告文学的影响跃出文学而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88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年”。有为的报告文学作家成为重大事件的“在场者”，他们尽“记者”之职志，为读者，更为历史存活现实。《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卢跃刚）、《国家行动》（何建明）、《东方哈达》（徐剑）、《瘟疫,人类的影子》（杨黎光）、《北京保卫战》（何建明）对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建设和“非典”等作了具体而真切的书写。另外反映中国申奥、备奥和记录四川汶川大地震的作品，也弥足珍贵，它们不仅以具象的文字保存了大事件的现场，而且也收藏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细节。总之，晚近这30年，时代滋生着报告文学，报告文学也忠实地记录了时代行进的步履。
王晖：从记录社会、展示社会、砥砺社会的角度讲，报告文学的华章体现在对于现实的真实把握，也就是非虚构精神的强化与践行，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对人本身及人与生态关系的关怀等方面，诸多作家的主体意识及他们的文本可说明这一点。报告文学具有强烈现实关怀文体的本质，在这个时期十分突显。譬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它发表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是与刘心武《班主任》一道最早成为新时期文学中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之后随即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用头版头条方式同时转载。“《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的。”（陈磊：《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新华文摘》2008年第10期）这当然就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空前奇观。
至于后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一个进程中，报告文学都成为了“急先锋”。特别是1987至1988年“中国潮”全国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举全国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之力，极大地推动了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改革现实的深度关注，获得良好效果。新世纪以来，鲁迅文学奖对优秀报告文学的奖励，也使我们看到报告文学现实关怀力量的强大。可以说，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报告文学是当之无愧的。
丁晓原：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我所特别看重的是它以自己的方式对于时代主题的演绎。这就是说，报告文学并不只是通常所言的“轻骑兵”，被动地、照相似地再现社会表象化的存在。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作家能突进至生活的前沿，以具有思考品格的作品，参与时代思想的建设。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就其总体的思想价值而言，是接续了“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传统的。改革开放之始，是一个需要进行思想启蒙并且得以思想启蒙的时期。其时一些叙写知识分子、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现实负面存在的报告文学，就起到社会思想启蒙的作用。《哥德巴赫猜想》诸类作品正面讴歌知识分子的主题，其实同时也表示着对过往对知识分子作矮化处理的反思与否定。《西部在移民》的作者麦天枢，奉行“思想为美”的报告文学写作原则。作者选取许多耐人寻味的人事个案，从中给出了精神扶贫的严肃而沉重的题旨，涉及到了“五四”文学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时代主题。这样的主题设置使《西部在移民》在“中国潮”征文中拔得头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赵瑜的《马家军调查》是20世纪90年代最为重要的优秀作品之一。这部长篇的意义不在于揭密，或是作简单的批判，而是将文明与蒙昧杂糅而成的对象，置于中国式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性的报告，作品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思考力量。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考，使新时期的报告文学超越了对行进中的现实作浮光掠影的摄照，而以贴近对象本真的透视分析，融入了新时代新主题的元素。
王晖：其实，你所谈到的这一点，我也是感同身受的。近30年报告文学在“时代文体”的塑造上，最为成功的一点，就是它以自己的实绩超越了新闻体式，而趋向于思想性文体、主体性文体，也就是说，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期待”发生了位移，他们并不指望报告文学给出多少“新闻面”，而是期待“新闻面”里面的东西，期待作家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认知和思考。你刚才说到的《哥德巴赫猜想》《西部在移民》《马家军调查》，还有《唐山大地震》（钱钢）、《中国的小皇帝》（涵逸）、《伐木者，醒来！》（徐刚）、《昨天》（麦天枢、王先明）、《没有家园的灵魂》（杨黎光）、《昂贵的选票》（魏荣汉、董江爱）、《长征》（王树增）、《天使在作战》（朱晓军）、《东方马车》（卢跃刚）等都是“深挖”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尽显报告文学主体批判精神的代表。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重要方面是它对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真实而刚性的介入，而对于意识形态变迁的回应，也是其作为“时代文体”的应有之义。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意识形态众语喧哗的图像必然地要映射进报告文学这一“时代文体”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文体所显现的意识形态也显示出比过去任何时域都要繁复的样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和商业主义意识形态等的作用下，报告文学文体呈现出在过去时域中少见的意识形态多重影响的痕迹，这必然使它显露出复杂而又多变的文体内蕴。导致这一样态的原因固然不乏文化转型等因素的嵌入，而多样文化时代不同国度非虚构文学所承载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渗入，也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由意识形态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等因子组构的文化语境，影响和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促使这一文体成为时代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并在许多方面丰富或改变着文体的内在意蕴，以此凸现报告文学作为时代文体的根性与个性。
责任编辑：黄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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