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1895.11.5～1944.7.24)
中国卓越的政论家、出版家，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著名的新闻记者，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先后就读于福州工业大学、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南洋公学中院、南洋公学上院机电工程科、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
韬奋是他后来主编《生活》周刊时所用的笔名。他曾对好友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面要韬光养晦，一面要奋斗。”他之所以选用这个笔名，意在自勉延志，“这就是他改名的意义。”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邹韬奋生于福建永安一个日趋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先后做过福建永安、长乐知县，官至延平知府。父亲邹国珍，号庸倩。母亲浙江海宁查氏，系当地一大家族之后，15岁出嫁至邹家。生育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
1900年，邹韬奋的祖父年老告退，父亲带着家眷在福州市做候补官。此时邹家家道已趋没落，生活拮据。作为长子，邹韬奋从小便领略了生活的艰辛与困苦。
邹韬奋刚满6岁的时候，便由父亲“发蒙”，读“三字经”，在“牢狱”般的私塾环境中，开始了幼年的封建启蒙教育。这种教育与熏陶，对邹韬奋早期的思想发展，有过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也培养了他坚实的文学基础。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韬奋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之后，又被送往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韬奋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①。他在这里，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电机科二年级，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实现做工程师的梦想。1919年9月，邹韬奋破格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7月，邹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他想进入新闻界，但一时得不到机会。恰逢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需要英文秘书，邹韬奋走马上任，成为工商界的一名职员。这以后，邹韬奋又在上海职业教育机关兼职，做些写作、翻译之类的事情。
1922年，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他参与该社发起的职业指导运动，曾和同事一起先后去宁波、南京、武汉、济南等地考察。这是邹韬奋第一次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亲身的实践和感受，加深了他对于社会和现实的了解与认识，逐渐窥探到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
1926年10月，原《生活》周刊主编转入银行界任事，《生活》周刊改由邹韬奋担负编辑责任。邹韬奋如愿以偿，得以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新闻出版工作了。从此，他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去。邹韬奋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革新。他确定该刊的宗旨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周刊从单纯讨论“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转而讨论社会问题。
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联系群众。他总是抽出时间，仔细阅读、答复读者的每一封来信，认真倾听读者呼声，反馈读者信息。由于《生活》周刊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它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在邹韬奋主持该刊的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广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为满足日益扩大的读者需求量，1930年，邹韬奋又在原来经营规模的基础上，成立了“书报代办部”，专办读者服务业务，以后逐步发展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店及办事处达五六十处之多的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自邹韬奋接办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恶、黑暗势力作斗争，力图“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对于社会上的贪污腐化等现象，不免要迎头痛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久而久之，在邹韬奋的经营下，它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而，邹韬奋为黑暗势力所不容，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和恐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忿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厉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其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1933年初，邹韬奋加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执委，之后，他便积极投入到争取民众自由权利的民主运动中。
邹韬奋的爱国民主言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仇视和忌恨，邹韬奋及《生活》周刊遭遇的迫害接踵而至。1933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出国。是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乘坐意大利油轮“佛尔第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此次出国，他自谓目的在于考察“世界的大势怎样？”“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为此，他一路奔波，不辞辛劳，先后考察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苏联和美国，搜集了大量宝贵材料，并就沿途中的所见所闻，作了许多心得笔记。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及研究，邹韬奋终于对上述两大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萍踪寄语》三集弁言中指出：“现在的世界，除苏联外，很显然的现象是生产力的进步已和生产工具私有的社会制度不相容。。。我们在欧洲的所谓‘列强’的国家里面所见的社会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一方面是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因此，要彻底解决这种不相容的问题，“只有根本改造束缚这生产力的社会组织，代以为大众福利尽量利用进步生产力的社会组织。要能够为大众谋利尽量利用进步的生产力，生产的动机必须为供给大众的需要，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润”。谈到中华民族的出路，他说，中华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民族，因而要想摆脱奴役，“最重要的当然在努力于民族解放的斗争”。但是，邹韬奋强调这一斗争，“决不能倚靠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附生虫；中心力量须在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根本不两立的勤劳大众的组织。”此外，他还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认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和光明。这样，经过漂流海外两年的实地考察和参观学习，邹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他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中，逐步将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正当邹韬奋远在异国，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忧思竭虑，寻求出路之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逐步深入华北腹地。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毅然决定回国。1935年8月，邹韬奋离开美国，回到了阔别达两年之久的故土。看到祖国已是满目疮痍，不禁感慨万千，凄然泪下，决心以更顽强的战斗姿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尽献绵薄之力。从此，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中。是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三大目标，从而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自身事业融进国家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来。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认为“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大众生活》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12月，邹韬奋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邹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邹韬奋又被选为执委。《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会刊，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民族解放事业的实现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li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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