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由于我母亲是高龄产妇，生产的时候很困难，拖了很长时间生不下来。医生问我父亲是保留大人还是要孩子，父亲的答复是留大人。这个回答的结果是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由于属于难产，医生是用大夹子产钳把我夹出来的，当时也许很疼，但是没有一个孩子会记得自己出生的经历。

　　据说当时我的头被夹扁了。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今后的智力有没有影响？至少在我小时候，背诵古文很困难,念了很多遍，还是一团糨糊，丢三忘四。而我父亲幼年时，别的孩子还在苦苦地背书，他已经出去玩了。这些，在父亲的著作里都有记录。

　　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

　　在我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

　　我早晨起床下楼，脚步轻轻地踏进父亲的门口，床前总是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许妈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眯着眼睛看看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大事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我听到大人们的朗朗笑声，便钻进去凑热闹。母亲没有招待点心的习惯，糖果倒是经常有的，有时父亲从小铁筒里取出请客。因此我嘴里讲“陪客人”，实际上是为分得几粒糖。待我纠缠一阵后，母亲便来解围，抓几颗打发我走开。我在外边玩耍一会儿回来，另一场交涉便开始了。这就是我为了要“热闹”，以解除“独生子”的寂寞，要留客人吃饭。父亲实际上已经疲乏，母亲是清楚的，可我哪里懂得？但母亲又不便于表态，虽也随口客气，却并不坚留。如果客人理解而告辞，母亲送客后便松一口气。如果留下便饭，她就奔向四川北路上的广东腊味店买熟食，如叉烧肉、白鸡之类。顺便再买一条鱼回来，急忙烹调。至于晚上客人何时告辞，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早已入了梦乡。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的，尽量不打扰他。母亲若有什么要吩咐佣工，也从来不大声呼唤，总是走近轻讲。所以此时屋里总是静悄悄的。

　　沈醉透露秘密的暗杀计划

　　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几位熟人和知名人士。但在小组会议室靠窗边处，坐着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当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不禁多看了几眼。散会后，他对每个人均礼节性地致意。真所谓人不可貌相，这位当年地位显赫的可怖人物，长相却并不横眉獐目，更不是解放前我所见过的国民党小特务那种模样。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他那时正举步不便，因几年前在北戴河伤了腿，断了骨。当他面对我时，只见他瞳孔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在对面楼里着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你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才没有下手，撤退了。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了我，为此，我尊敬他。

　　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

　　父亲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士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难得见他生病。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考。考场距家颇远，有钱人家的考生雇了乌篷船去，而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上面放着笔墨砚台和食物、小板凳之类。而同伴中大都二十多岁，有的已是他的叔叔辈，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到他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盘缠，辞别故乡，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衣服单薄，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使胃部不断受到刺激，加以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因此胃病常犯，困苦不堪。每当这个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好像一块硬团，坚硬如石，疼痛异常，良久不得稍缓。那时我已稍稍懂事，每见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有时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

　　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至十六日为例，从这一周的《日记》来看，差不多每天都有“胃痛”的记载。但是，在此期间，他照常接待客人，购置图书，撰写稿件，答复来信，修订旧书，参观美术展览，以至“得西谛所寄《北平笺谱》尾页一百枚，至夜署名讫，即寄还”。真是事务纷繁，忙得不可开交。在这种情况下，胃病一旦发作，如果只是一般地服药和按摩，已不能奏效。所以在十二日有“用怀炉温之”，次日又有“仍用怀炉温之”的记载。

　　现在市场上有时也有这种怀炉出售，只是体呈圆形，与我幼时所见，不过大同小异而已。见到这种东西，使我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时，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北京青年报》2001年0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