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鲁迅相识是一九零九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我在师范任课的第二年时,教务长经亨颐要赴日本结业学程,由许寿裳来任教务长,鲁迅和夏丐尊都是许寿裳相约同来的。当时他们住宿师校,我住高等学堂,因此除开会或课余见面闲谈之外,接触时间不多。不久发生了拒绝夏震武的风潮,几个人就比较接近了(此役我曾写过一篇《木瓜之役》登在《东海》中),这一次反对封建奴化教育的斗争曾经惊动了杭州城,其结果是我们胜利了,夏震武辞职。以后杨至绍代理教务长,邀鲁迅继续任教,他始终不允。我亦不久离开了杭州。

　　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议,鲁迅即由南京赴北京教育部,任职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一九一三年冬我也入教育部,又得相见。有一次祭孔,我和鲁迅都是执事官,祭毕照例去京师图书馆参观(那时京师图书馆在大方家胡同,属教育部管理。因为与教育部相距太远,平时不便去,而国子监则就在大方家胡同附近,鲁迅是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又与我同是喜欢古书的,所以每年祭孔二次,就是我们到图书馆的最好机会)。鲁迅和我正在指着排印的善本书目发议论,当时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悄悄的进来了,我们也没有留意,不知他昕了多少时候,忽然转了出来,大家招呼了一下就散了。隔了两天,傅增湘召我去见,说明要我去办京师图书馆,一切人事可以商量调动,尤须将善本书目编好。我一再辞让。他又招了鲁迅去叫他来敦促我去,鲁迅立即带笑跑来和我说:“你真正是木瓜,如此宝山,何以不去开发?"我说:“好吧,不过有两件重要急事,必须你主管上司帮我忙,能办得通方好,方家胡同四面居民杂处,万一发生火警,无法抢救珍本,我意先做书箱一人能扛的,所有珍本存入箱内以防万一。造新屋是万万不可能的无稽之谈,此其一。许多古籍脱线、残破、裂口、虫蛀,如不大量修补,如何能行,我意须招至少三、四个技工进馆修书,此其二。"鲁迅笑道:“这两件事确是当务之急,哪有做不到的。我们来讲馆里的书籍。馆中有十二卷本自棉纸《说郛》,我看是明初抄本,可惜内容不详,你是‘打字机,(这是当时朋友中送我的徽号。因我一日能写小楷万五六千字),何妨录出大家来研究研究。丛书堂抄本《稽康集》,我曾经翻阅过,里边涂去原文另加校改处,大抵根据刻本,反失本真,你能够仔仔细细的照原书抄一下,也是我所急需的。"我说:“二个月缴卷,丛书堂《稽康集》涂改处用墨极浓,不能辨认者,只好将来抄后再参详。"这就是后来印出来的《稽康集》和鲁迅喜欢研究魏晋文学的初步。关于《稽康集》当时我也写了一本,觉得有了他一本,我的定本不必再重视,所以一直没有和鲁迅对过,不知与鲁迅印出来的定本有无不同?现在我书已捐献在浙江图书馆了。我后来抄了《说郛》残本,对出陶费刻本种种误处,又发现《云谷杂记》连武英殿本也少了好几小则,就决心访求各种明抄《说郛》来完成一百卷的原书,后来涵芬楼印过两次,其实是从鲁迅一段闲话中发生出来的。及至我到馆任事之后,书箱也做了,修书技工也请到了。昕说现在北京图书馆修书同志还有那时在京师图书馆的呢,想来应该六十多岁了吧。善本书目告成已在“五四”之后,傅增湘辞职,鲁迅知道我向来写作不留副稿,他屡次对我说:“此目必须录副,私人存一部,因为付印无时,世事变迁不定,必须另录一份,他时方有依据。"我听了他说的话,抄了一份,现在果然屡有变迁,我们当时所抚摩的大内,内阁遗留古籍,多被偷盗出国了。这一善本书目的副本,我也送入浙江图书馆保藏起来了。

　　辛亥革命后一般人多喜欢研究“红学",鲁迅和我都是出身破落家庭的穷书生,不大能够领会到绮罗脂粉中尖酸刻薄的描划,而又觉得这个社会应该加以讽刺和揭发,所以趋向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九一四年一天闲谈,鲁迅说:“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又说:“不能写整个的,我就捡一点来写。”后来,《阿Q正传》和《祝福》等文初稿就写成了。我看到《阿Q正传》的开场白“言归正传”等语,笑不可止。我说:“这样文字,恐怕吴先生见了也要退避三舍呢。你究竟写哪个人?"他说:“我是拿三个人结合起来成阿Q一个人的,当然重要成份是一个姓吴的。"自从袁世凯称帝之后,我是钻入校勘、考古中一往不返,鲁迅却自古籍中钻出来,大踏步走上与一切恶魔斗争到底的路上去了。

　　一九二二年我回浙江,他在北京又有女高师一役战斗。事后来书相告,这一役较“木瓜之役”为大,惜旧时战友,并肩作战的仅季弗(许寿裳)一人。自此之后,我去汉口,他在上海写文章,报纸上时时可以见到他的文章和消息。一九三六年许寿裳忽然来书报告鲁迅死耗。要印一种纪念册,我立刻写了一诗奉寄。鲁迅从此不见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存在着。

　　诗曰

　　老友飘零剩几人,海滨惊报陨愁身。
　　文章几度疑戕命,魑魅千年为写真。
　　别有烦冤天莫问，但余慈爱佛相亲。
　　呕心沥血归黄土，天下黔娄识苦辛。

　　一九六一年

　　《图书馆》杂志196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