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先生去世到今年，已经是九个周年了。在今年的十月九日来纪念鲁迅先生，总有些和往年不同底感想吧。　

　　毛泽东先生说得好：“中国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那末，鲁迅先生便是光明的大灯塔，是道路的纪程碑，无怪毛先生要称他做“中国现代的圣人”了。鲁迅先生主张青年要“敢哭敢笑敢打敢骂”。又说，要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出“有悖于现代中国人为人的道德”的事情来。这些话都是绝对正确的，但也是某种人所极为头痛的，所以，每逢年年鲁迅先生的忌辰，总有些不愉快的笑话闹出来。这些，大概是大家都没有忘记的吧。　

　　鲁迅先生的遗嘱，有一条是不做空头文学家。这当然也是极度正确的。我以为空头文学家要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没有作品的文学家，这当然大家都能了解的。另外一种呢？作品倒是有的，但他除了机械的文学观以外，对于“现代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却一点都不懂得。那末，这种所谓文学家，头脑是空空的，不会思想，所以要叫他做空头文学家了。这些人，虽然著作等身，但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全无好处，有时且会发生传布毒素的作用。所以鲁迅先生要警告大家，不要做空头学家吧。以下，要讲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了。我认识鲁迅先生，好像在一九二八年，还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替我介绍的。但始终见面不过三次，第一次就是小峰夫妇请客，有鲁迅先生和刘半农，自然也有我和我的太太，我请鲁迅先生写了一幅字，内容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首七律诗吧；第二次是郁达夫夫妇请客，有鲁迅先生和我们夫妇，还有达夫的哥哥郁曼陀；(就是上海特区法院刑庭庭长，后来给敌伪刺死的郁华先生，画家郁风女士的父亲。)至于第三次，则已在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以后，为了第三国际党人牛兰夫妇在南京狱中绝食的事情，好像由达夫发起，在一个虹口的什么酒家开了个茶话会，到的人我和鲁迅先生外，有丁玲、茅盾、田汉、洪深、陈望道、楼适夷、姚蓬子等，都是一时知名人士，大家决议打电报到南京司法院院长居觉生处去请愿，签名的三十六人，恰合梁山三十六天罡的数目。大概因为我这个时候还是国民党的中委吧，鲁迅先生便要我领衔。我说：“凭学问，凭道德，凭年龄，都是你在我的上面，你何必和我客气呢？”但大家都说“还是你来”，于是我便毅然以梁山泊宋押衙自拟，而鲁迅先生却屈居于卢员外的位置了。电报是用快邮代电打去的，好像隔了半个月吧，批示来了，寄到我的寓所，有“该柳亚子等”字样，内容当然还是一片官腔，毫无结果。我把这批示函请鲁迅先生转给大家看，在信上又写道：“觉生是同盟会的委员，又是南社的社友。照南社中的资格讲起来，我还是社长呢，而且彼此又是老朋友，他做了司法院长，居然‘该’起我来，那真是院长不可为而可为了。”鲁迅先生给我还信，也说“只好以一叹了之”呢。自从鲁迅先生到上海以后，在最初的数年中，外间还有对他不大了解的人，像我的朋友后来在九龙被敌人打死的林庚白先生，就是一个。他作一首诗来讽刺鲁迅先生，有“渐老恐为吴蔡续”之句，我还竭力和他争论过的。但到“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时候，大家对于鲁迅先生的勇猛精进，谁也不能不五体投地的佩服了，除非像别有肺肠的苏雪林叶青之流才是例外吧。　

　　鲁迅先生逝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正是我神经麻木症第一次发作而又非常厉害的时候。记得在双十节左右，孙夫人为了抗日运动，有所组织，特地亲自到廖夫人的寓所，叫廖小姐亲自来我处，要我去商讨国家大计，谁知却被我坚决地拒绝了。理由呢，是这个时候我对于政治问题完全不能感觉到兴趣。记得为了这一件事，我心上当时也就非常难过，曾有一封信写给廖小姐，大意是说：“我明明知道人是政治的动物，不能脱离政治而生存，因为就是你不去干预政治、政治也会来干预你的。并且，顾亭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头，我在发雏未燥的时候早已念得滚瓜烂熟了。但是，其如神经麻木的我，觉得世界上万事万物，除了一桌麻将牌以外，甚么都不感兴趣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听到了鲁迅先生的恶耗，自然又是给我以一个莫大的打击。并且，我还估计着自己的地位，到底要不要去参加丧葬呢？照我平素对于鲁迅先生的景仰，当然是应当去的，但在这个除了麻将桌子以外不感兴趣的情形下，却要　我去和广大的文化群众接触，对我真是太痛苦了。结果，是叫工友送了一个花圈去。那位工友回来，对我说：“孔祥熙也送了一个挺大的花圈呢。”我闭目一想，柳亚子与孔庸之比赛送花圈，当然是此“子”远不如那“之”了，当天又害我失眠了一夜。但报纸上对于鲁迅先生丧仪的记载，和出殡的群众的场面，我还是非常关心而且非常感动的。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鲁迅先生遗著委员会，好像把我的名字也列在里边，自然直到今天，我一点也没有尽到委员的责任，但在精神上，倒也不失为一种给我的安慰呢。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抗战起来了，我神经麻木症却还是没有好，在上海过了足足三年多的活埋生活，才于一九四零年年底到了香港。明年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香港文化界举行鲁迅先生五周年祭，虽然在偷偷摸摸的情形下开会，但到的人还是很多，情绪也非常热烈。我住九龙，而开会的地点在香港，我二个人不大会过海，先期约好了新文字学会秘书张英步陪我。会场上秩序节目之类，我已记不清楚，好像我也被邀起来讲话的。此时我又在神经兴奋时期，觉得对一切都有兴趣，而尤其是政治了。末一下，好像是袁水拍先生朗诵《铸剑》一节，非常的动听。散会以后，忽然有一个同姓不宗的不肖灰孙子柳雨生(这时候他叫做柳存仁，是广东人)，硬要拉住我和我讲和，原来这不肖是曾在香港《国民日报》上面，发表过一封给邹韬奋、金仲华、茅盾、胡风四位先生的公开信，他信上的话，都是鲁迅先生所谓“有悖于现代中国人为人的道德”的。但他居然也来参加这五周年祭，我疑心他还是政府的暗探呢。但他还居然盯我的梢，在电车上和我大谈特谈，表示忏悔，他说这封公开信是错误的，现在已经觉悟了。他又说，他曾和已经去世的许地山先生谈过，许先生对他很了解云云。我也只好报以苦笑。因为许先生已归道山，那儿能够起之于地下而给他做证明人呢。但证明人毕竟是有的，就是他自己的行为。他在香港沦陷以后，由柳存仁摇身一变而为柳雨生，在上海俨然是敌伪文化界的要人，去东京，去南京，丑态百出，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想，也许他摇身再变会变成文化界的“中兴名将，佐运功臣”了(吴晗先生《惩办汉奸国贼私议》一语)，那真是上海话所谓“天晓得”了。不过，对于我八年以前发明的一句口号：“反共就是汉奸”六个大字？这不肖灰孙子倒给我以一个很好的证明呢。　

　　举行过鲁迅先生五周年祭不久以后，太平洋战事起来，香港被沦陷了。一九四二年，我到了桂林，十月十九日那一天，熊佛西来看我，邀我同去出席广西艺术馆的鲁迅先生六周年祭，说是有很盛大的集会。但刚刚走出我丽君庐的门口，尹瘦石气急败坏地走来，他说，省政府禁止集会，特务队把艺术馆团团围住，欧阳予倩怕我脾气大，跑去了沉不住气，会同特务冲突，闹出乱子来，所以叫他来报信，要我千万不要去。我听了这一番报告，便像我们故乡吴江人俗语所说“长桥上骂知县”一样。站在丽君庐门口，把省当局大骂一顿，说什么叫模范城，什么叫文化城，连一个鲁迅先生的六周年祭都不许举行，还不是天下老鸦一般黑，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呢。佛西、瘦石也陪我骂着，骂一顿之后，总算把我一肚皮的乌气出清了，就此大吉完蛋。　

　　又过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不但政治局面更坏，连我的神经麻木症也“乡下人不识走马灯”地又来了。这一天，端木蕻良来看我，要我到一个偏僻地方的茶馆内去喝茶，说有少数朋友候着，算是替鲁迅先生做七周年祭吧。我一因旧病发作，二因天雨以后，路上泥泞难行，便坚决地拒却了，这样，怕连那个非常可怜相的七周年祭，也没有举行成功吧。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桂林强迫疏散，所谓模范省和文化城，到底经不起事实的考验，狐狸尾巴一露，什么都完了。我因想参加组织“东南联防政府”的工作，开关而去八步，谁知所得到的，又是一张不兑现的支票。结果，神经麻木的老病又发作，在八步过了非常痛苦的一个时期，靠着我太太的明智和淞妹的帮忙，八月底离开八步，从平乐雇船，逆漓江而上，经过了浪得虚名的阳朔，太太被小虫咬得一塌糊涂，谁知九月八日一到桂林，桂林又在闹紧急疏散了。幸亏无忌和无垢都在重庆，得到老朋友们的帮助，搞到了两张飞机票，在最紧张的九月十二日一飞而上渝州，到了那儿，危险已过，应该非常高兴，但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痊愈，以致不能出席十月十九日的鲁迅先生八周年祭。但后来据报纸所载，不出席也罢，也许神经麻木对我还是好的。不然，这天那些“有悖于现代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们的丑态，给我看见了，真是非把司的克来揍死几个不行的，至于自己的性命，那在神经兴奋时代，是早已置之度外的呢。　

　　今天是十月九日，离开鲁迅先生九周年祭的日子，还有十天了。《大公晚报》小公园主编者要我写文章，但我因为万恶的凶徒，昨天下午居然把送我还家的廖仲恺先生的爱婿同时也是我的干女婿的李少石打死了，我胸中正憋着一肚子的闷气，无从发泄，如何还能够写得出好文章来，所以，只好把这篇不成材的东西，供献给鲁迅先生了。　

　　还有一个尾巴，就是鲁迅先生的生日，是满清光绪七年辛巳废历八月三日，我把他根据薛仲三和欧阳颐所辑《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查出就是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而且凑巧得很，也就是我太太的阳历生朝，所以我曾写了一首诗：　

　　禹甸尧封笔阵昌，瓣香早拜鲁灵光。　
　　孔妪法乳传茅盾，瑜亮同时有鼎堂。　
　　定论延京尊后圣，殊荣莱妇附周行。　
　　举杯遥祝春申浦，景宋海婴尽健康。　

　　景宋夫人和海婴公子，正是我离开上海以后五年来所最挂念的人呢。那末这首诗虽然写得不佳，也不算言之无物吧。我以为，在今年的十月十九日，我们应该突破特务匪帮的罗网，来替鲁迅先生做一次盛大的九周年祭，而明年的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先生的六十六岁生朝，我们也需要热闹一番，以纪念这不朽的战士。老实讲，与其崇拜过时的孔老二，春秋两祭，用臭牛肉去喂陈死鬼，倒不如提倡鲁迅先生的逝世纪念和生朝纪念，足以廉顽而立儒，因为他是“不悖于现代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底一位现代圣人呀！在光明的大灯塔前，在道路的纪程碑前，我们真要像咆哮般大喊着鲁迅先生万岁了！　

　　《大公晚报》194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