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两个秋天的夜里，我站在上海万国殡仪馆礼堂中鲁迅先生的灵前。半截玻璃的棺盖下面现出他那清瘦的、慈和的面颜，铜棺的四周都是芳香沁鼻的鲜花，他仿佛酣睡在万花中间，我望着他那紧闭的眼睛和紧闭的嘴唇，想着他对青年的热爱，对人民的关切和对未来中国的期望，我的心很激动，我不相信他会死，我甚至疑心我在做梦，我对自己说：他会活起来。　

　　今天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情景，我仍然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不会死，他会活起来。的确，他怎么会死呢？二十年来，我每想到他，我就感到他那强烈的爱，我就看到他那亲切的笑容，他给了我多少的勇气，给了我多少的温暖！他那抽着烟含笑谈话的姿态永远不会在我眼前消去。　

　　我同鲁迅先生谈不到私人的交谊，我只是他的一个读者和学徒。我很早就爱读他的小说，还带着他的作品走过好些地方。可是只有在他的最后三四年中间我才有机会跟他见面，而且我只有在他逝世那天到过他的家。说来奇怪，我们见面的地方大都是上海的饭馆和旅馆。那个时候临时到租界上大旅馆定个房间，叫餐厅把酒菜送上楼来，吃饭谈话比较方便、安全，杂志社有事情谈谈，也喜欢到南京饭店或新亚酒店开房间。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先生外，还有茅盾先生，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在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罗嗦，而且句子短，　又很有风趣。他从文学杂志的内容一直谈到帮闲文人的丑态，　和国民党的愚蠢而丑恶的宣传方法。自然不是他一个人谈话，　关于每个题目，别的人也发表意见，不过大家高兴听他的意见。后来谈到林语堂。他说，他曾经写信给林语堂，劝林翻译点英国古典文学作品，林很不高兴，回信说等自己老了，再干这种事情。他觉得林写那种论语式的文章实在可惜，他诚恳地希望林搞点比较有用的工作……　

　　这个晚上我不知道看见多少次他的笑容。我离开他的时候我才注意到时间过得太快了。他给我的印象一直留到现在：这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竟然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平易、多么容易接近的瘦小的老人。我觉得我更贴近地挨到他那颗仁爱　的心了。以后我还在同样性质的宴会上看见他一两次：话说得少一点，但笑容还是有的，人还是那么朴素，那么亲切，好像他装了满肚皮的好心好意，准备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分给接近他的人一样。只有那对明亮的眼睛有时候会射出仿佛要看透人心的光芒。　

　　一九三四年我去日本之前，十月初文学社的几个朋友给我饯行，在南京饭店定了一个房间，菜是由餐厅送上来的。鲁迅先生那天也来了。他好像很高兴。他对我谈了些日本的风俗人情，也讲了一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由于语言不通闹过的笑话。我听人说过他要去日本休养，问他为什么不去，他笑笑，　说，“将来再说吧。”他后来对我说，到了那边，文章也得多写。我很感谢他的鼓励。饭后大家在房里闲谈，他谈起他的几个熟人被捕后的情形，好像也谈到适夷同志在南京的消息，他现出很关心的样子。谈到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时候，他眼里射出来愤怒的光。　

　　第二年秋天我从日本回来，有一天黄源同志为了《译文丛书》的事情在“南京饭店”请客，鲁迅先生和许景宋夫人都来了。他瘦了些，可是精神很好。他因为《译文丛书》和他翻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就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感到高兴。那时他正在计划翻印A。珂庚的《死魂灵百图》，我们谈起果戈理的这部小说，我就说，听说他要写一部关于中国旧社会和旧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希望他早点动笔。他仰着头，抽了一口烟，想了想，微微笑着说：“想做的事很多，总是做不完。”他还想写中国文学史，还想翻译法布尔的《昆虫记》。那个时候我正计划编辑《文学丛刊》第一集，我对他说：“周先生，编一个集子给我吧。”他想了想就点头答应了。过两天他让黄源同志通知我集子的名字和内容，说是还有三四篇文章没有动笔写，等写好就给我送来。这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小说集子：历史短篇集《故事新编》。那时《出关》刚写成，他的身体又不大好，我预计他短期内不可能编好这个集子。哪晓得不久书店刊登广告说是《文学丛刊》第一集十六册在旧历年前出齐，鲁迅先生看见广告就着急起来，他对黄源同志说，他不愿意耽误书店的出版计划，他得赶写，所以在一个月内就把几个短篇全写好，编好集子送来了。几个月后，我在一个宴会上又向鲁迅先生要稿，我说我希望《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有他的一本集子，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些时候他就托黄源同志带了口信来，　告诉我集子的名字：散文集《夜记》。不久他就病了，病好以后他陆续写了些文章。听说他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上》、《死》、《女吊》四篇文章放在起，已经在作编《夜记》的准备了，可是病和突然的死打断了他的工作。他在十月十七日下午还去访问过日本同志鹿地亘，十九日早晨就在寓所内逝世了。收在《文学丛刊》第四集中的《夜记》还是许景宋先生在　鲁迅先生逝世以后替他编成的一个集子。每次我翻看这两本小书，我就感觉到他对待人的诚恳和热情，对待工作的认真和负责，我仿佛又看到他那颗无所不包而爱憎分明的仁爱的心。我的心充满了温暖，同时它也受到了鞭挞。我拿他做人的态度来　衡量我自己的行为，我不能不因良心的责备而感到痛苦。　

　　我跟鲁迅先生见面并不只有这几次，谈话也不只有这一　些。可是我当时并不曾一一地记下来，现在也没法在这里重述了。其实关于他的言行，我听见的也不少，像黄源同志和别的两三位朋友都对我讲了许多。对于敌人他从来不妥协不宽恕，即使是跟熟人谈话，倘使话不投机，他也会拂袖而去。然而对于朋友和青年他却善良、亲切、关心到了天真的程度，他纵然上当一次，也并不减少他对新的青年的信任。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那个“义子”的故事，可是他仍然常常花费时间替一些不认识的青年人做种种事情，看稿，改稿，介绍稿子，甚至出钱替他们刊印作品。例如《奴隶丛书》中《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便是他出钱印的，他还为它们写了介绍性的《序言》。他做起工作来，事无大小，他一样地严肃对待，不论写文章译书，他选择一个字都不肯马虎。他编印一本书，批格式，看校样，设计封面，也都非常仔细。书印好分送朋友连包扎也要自己动手，而且一点也不苟且。他帮助过不少的人和不少的事业，好些小出版社都曾得过他的无私的帮助。譬如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是没有他的帮助，就不会有以后的发展，他把几部稿子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后来书店给他送版税去，他总要推辞几次才肯收下。文化生活出版社答应替他经售《死魂灵百图》的时候，他还先拿出七百元的印费让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来周转。书销完，书店把垫款还给他，他要在知道书店没有困难之后才肯收下款子。难道他跟文化生活出版社有特殊关系？完全没有。他不过是在帮助他认为是好的事业的发展罢　了。倘使以后他发觉他的看法错了，他会跟它断绝关系，但是他不在事先提防。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他即使上过了许多人的当，他还是充满热情地相信人。　

　　……像这一类的事情在　这里是说不完的，而且也没有多说的必要了。　

　　“鲁迅先生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每次看见他，我就忍不住要在心中说这样的话。他从来不对人说教，不板起脸教训人，他只是关心人，他愿意拿出自己的一切来帮助人，使人变好。站在他面前，你觉得你接触到一个光辉的人格，他的光芒照透了你的心，你的一切个人的打算都消失了。你不能不爱他，你不能不爱他的思想，你会因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同志而感到幸福，你会极力把自己变好来使他高兴……我觉得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他的笑容对我永远是鼓励，也永远是鞭挞。　

　　《忆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