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字世五，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其父吉筠亭，以开茶馆为生，家境清贫。他性格豪爽，急公好义，善为乡里 排忧解难。在茶馆中经常议论救国、强国的事，为乡亲津津乐道。 1913年，18岁的吉鸿昌自幼受其父亲的影响，主动到冯玉祥部当兵以报效国家。由于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因而擢升很快，从连长、营长直到旅长、师长。1929年，任国民军第21军军长兼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蒋、冯、阎军阀混战期间，任冯玉祥部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兼第11师师长。同年7月，接受了蒋介石的收编，任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军军长及第30师师长。

　　吉鸿昌的军人生涯，是在冯玉祥统领的西北军中渡过的。他是旧军队中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但他不迷恋高官厚禄，一心向往进步，追求真理，是旧时代军人中具有远大政治眼光和坚强意志的人物。1926年，吉鸿昌开始接触共产党员宣侠父、刘伯坚、魏野畴等人，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1930年底至1931年8月，吉鸿昌率部驻防潢川一带与鄂豫皖苏区对峙。在与红军作战中，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认识到，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红军是人民群众的武装。因此，他不愿与红军为敌的思想逐渐上升。他宁愿抛弃高官厚禄，调转枪头，抵制内战。

　　蒋介石很快觉察到吉鸿昌思想有所转变，立即撤消了他的职务，逼他“出洋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吉鸿昌曾试图组织兵变，把队伍拉到苏区参加红军，但因平时无充分准备，时间仓促，加上临时大雨成灾，行动不便，兵变流产。

　　吉鸿昌被逼出洋，适逢“九·一八事变”，他对日寇的侵略义愤填膺，多次向当局请缨抗日，均为获准，不得不含泪登舟出洋。在国外，他接触各方人士包括许多共产党等思想进步人士，根据多方面观察所得，结合自己近20年军队生活的经历，做了认真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党。他主动地接受党的考验：潜回旧部进行策反。他到达旧部驻地宋埠，想利用老关系在部队中开展活动，而旧部上层军官都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不但不理睬吉鸿昌的起义号召，相反，还暗中派人监视、追踪、缉拿。吉鸿昌等几人发觉后，还算机智灵敏，甩掉尾巴，遂即进入鄂豫皖苏区。1932年秋，由吴成方同志介绍，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华北危在旦夕。吉鸿昌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武装保卫华北”的号召，于3月24日到达张家口。5月，他推动冯玉祥和方振武将军在山城张垣组织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北路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

1933年7月1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

　　当时，抗日军民处境困难，近十万人的吃穿以及枪支、弹药筹集，缺乏来源，吉鸿昌毅然把全部家产捐献出来，资助抗日同盟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同盟军积极对日伪作战。6月下旬，吉鸿昌率部出征，连续攻克康保、宝昌、沽源等数座县城。7月，收复塞外重镇多伦。此次大捷，开创了从日寇手中收复失地的先例，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

　　同盟军的抗日义举，触犯了蒋介石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他一方面逼迫同盟军统帅冯玉祥离开察绥，另一方面指使亲日派何应钦勾结日寇夹击同盟军，使同盟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逆境之下，吉鸿昌依然率部与方振武将军联合行动，继续战斗。同年10月，这支抗日同盟军终因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而告失败。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根据党的指示，在天津转入地下，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痛斥蒋介石、何应钦的卖国罪行。24日在北平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仅39岁。

　　吉鸿昌烈士离开我们已经整整60个年头了，他在国家和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毁家纾难；面对反动派的屠刀，他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品质。据此，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决议》并发出《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祭文》。吉鸿昌是被褒扬的革命烈士之一。

　　吉鸿昌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一事实说明，真心彻底的爱国主义者，逐步走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我们今天纪念吉鸿昌同志，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用烈士的英雄事迹，教育和激励青年一代，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把我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告慰烈士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