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宁夏工委（地下省委）书记崔景岳（廷儒）同志壮烈牺牲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他在敌人法庭上和监狱中英勇斗争的事迹，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工委机关的破坏和景岳同志的被捕

　　1939年底，崔景岳同志由陕西调到宁夏任工委书记，白玉光、王博同志和我当时也是工委负责人。工委机关设在宁朔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崔景岳同志的公开身份是宋澄堡小学教员，我是该校校长，白玉光和王博同志在小坝小学工作。那时候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在宁夏逐渐形成高潮，我们地下党的基层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工委工作环境日趋恶化。

　　1940年4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银川西门小学教员杜林写来一封短信。信中说，让工委书记到银川市去商谈要事。我当时想，春节过后不久景岳曾去过银川，三月初我也刚由银川回来，并没有什么重要事情，为什么现在又叫去呢？于是我和景岳同志一起对此信进行了分析。景岳同志考虑到斗争错综复杂，情况往往瞬息万变，因此决定亲自去一趟摸一摸。他在安排好工委的工作之后，便带上学校采购东西的证明动身了。4月11日（星期六）下午，景岳同志到了银川市和平里27号杜林家中，正吃晚饭时，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的人。杜林介绍说：这是在西门小学的同事，姓林。又对林说，崔是他的朋友。双方寒暄了几句，林就走了。不久，宪兵就来把崔、杜二人都逮捕了（以后查明这个姓林的，本名李郁华，国民党特务）。第二天我到县政府领教育经费返回时，中途在唐铎堡被捕，被带上脚镣，连夜送到银川马鸿逵的军法处，关押在军法处后院的禁闭室。这个禁闭室是一进两开的房子，崔景岳同志被押在西房，我在东房。虽近在咫尺，但却不准说话。因此，只能互相看着，无法知道情况。恰好，同房还押着马鸿逵部骑兵连的一个班长（山东人），此人同情革命，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就收到景岳同志送来的纸条，上边写着：“同乡、同学的关系”。这是他给我对付敌人的指示。因此，在三天两头的过堂审问中，我每次不是被抽皮鞭，就是压杠子，特别是双手反背吊在房梁上轮流抽打。在敌人的严刑拷问下，我始终只说是同乡、同学关系。三天之后，敌人对我们的监视不严了，可以交谈了。他告诉我，由于杜林的出卖，他已经承认是共产党员了。

　　当时被捕的还有几个抗大学生和中学学生，他们还没有经过怎样审问，就向敌人表示自首，因此敌人把他们押在前院的优待室。不几天，他们就正式办了自首手续。只有我和景岳同志在后院的禁闭室押着。大约十多天以后，又逮捕了孟长有，他虽承认了自己是抗大学生、共产党员，但却坚决不去自首。因此和我们押在一起。

　　“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

　　在禁闭室关押的这些“要犯”中，崔景岳同志又是敌人“审讯”的重点。敌人对崔景岳同志用尽了打皮鞭、压杠子等酷刑，把他打的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身体折磨得近乎半身不遂。可是，有关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却没有从他嘴里掏出半个字来。有一天，敌科长张铣一在院子和崔景岳同志面对面地”谈”了三四个小时，软硬兼施，妄图诱劝崔景岳同志自首，景岳同志却理直气壮地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无情地驳斥了敌人。

　　一次，敌人玩弄了一个新花招，要崔景岳同志对几个叛徒讲话，企图在精神上战胜他。当景岳同志被带进一间不太大的房间时，屋里已经坐了几个人。敌稽查科长边介绍边说：“你看，他们都自愿放弃了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崔景岳，还是你失败了吧？”景岳同志立刻明白了敌人的意图，锐利的目光迅速地扫了一圈，便冷笑道：“我很清楚你们的胜利！”敌人听到“胜利”二字，以为他认输了。“那就请你给大家讲讲吧！”敌科长摇头晃脑地说。景岳点点头接着说：“我和在座的各位，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我们今天总算是‘济济一堂’了！”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你们原来都是共产党员，不管过去的情况如何，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今后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愿做共产党员也可以，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勉强。但既然参加革命，却又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个可耻的行为。对此，我又感到遗憾。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再不能做那些危害民众利益、民族利益的坏事情……。”敌科长一听，气得直跺脚，指着景岳同志骂道：“好啊，崔景岳，你这个共产党！到现在还宣传共产主义！把他拉出去！”面对敌人的丑态。景岳同志不禁仰面大笑。

　　还有一次，国民党中央派驻宁夏的一个特务，给崔景岳同志送来五块钱。景岳同志当即回敬说：“这是你们榨取来的人民血汗，只有吸血鬼才能挥霍它，我不能花！”

　　当敌人劝他把爱人接来给安排工作时，他回答说：“我没有权利让人家来。”敌人看到无孔可入，便将话题扯到信仰上来：“崔先生，你们用什么办法竟把那些纯洁的青年都拉到共产党里呢？”对此，景岳同志付之轻蔑的一笑，他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都是纯洁的。象你这样的人，你也不会来，我们也不要。”敌科长起先以为这是“政治课”，过了一会才领略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不禁满脸涨红，暴躁地挥了挥手，起身离去。“谈话”失败了。

　　马鸿逵的一个处长曾向马汇报说：“宁夏共产党就这么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有些人要释放，有些人要押一些时期，读读三民主义，然后遣送出境。”就在这时，江生玉（抗大学生）向特务汇报，说崔是宁夏省工委书记，崔叫他给延安送的秘密信，他没有送去，在他家房上的椽缝里放着，同时还说出小坝学校有两个人，其中白玉光是共产党员等等。敌人拿到密信后，知道了我党在宁夏南北有十二个工作据点以及两个人的名字。于是就追问景岳同志：十二个据点在哪里，那两个人是谁？景岳同志断然回答：“这是我们党的工作，不能告诉你们。”由于叛徒的出卖，白玉光、王博也相继被捕，随之而来的就是疯狂的大搜捕，仅中、小学就逮捕了三四十名教职员和进步学生。面对这一系列突然事件的发生，我们进一步研究了对付敌人的措施。

　　在法庭上，江生玉指出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又指出白玉光是共产党员。敌人拼命地拷打景岳同志，而他始终只说一句话：“你们把我枪毙了！”敌人恶狠狠地说：“哼！枪毙？便宜你了！……”敌人用各种刑罚整整拷打了一个下午。天快黑时，四名宪兵把崔景岳抬了回来。他静静地躺在麦草铺上，遍体伤痕，血迹斑斑。我用双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不要难过，”他的语气低沉、有力，嘴唇微微有些颤抖，“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最后他又对我说；“看来我要牺牲。你因为没有承认什么，又没有人证物证，估汁最后敌人可能放你出去。你出去后，要争取把工委破坏的原因搞清楚，并尽量争取早日恢复工委工作。”

　　“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这是何等崇高的革命品质！四十多年来，景岳同志的这句话时常萦绕在我的耳边，激励着我前进。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工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之所以免遭敌人的惨害，能够活到今天，与景岳同志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分不开的。

　　敌人在审讯中采用种种圈套，企图从景岳同志口中套出口供来，景岳同志随机应变对付敌人。在一次审讯中，敌人问他：“在我们党政军机关里准是共产党员？”他立即诙谐地说：”那就请拿一份名册来，我给你们圈！”弄得敌人哭笑不得。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军法处的审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崔景岳的身体被折磨坏了，可是他的精神始终压倒敌人，使敌人感到害怕，甚至胆怯到谁也不敢提审他的地步！

　　1940年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和我们这些被称为”嫌疑犯”的人一起转送到监狱。漫长的狱中生活开始了。

　　建立狱中党支部

　　我们所在的监狱，中央有一座八角形的碉楼，楼上日夜都有哨兵看守。院子的西北角是一座单独的女监，东、西、南是三排牢房。崔景岳、工委的另外三名负责人以及孟长有同志关住南边的一间牢房。牢房里长年不见太阳，既狭小又阴暗、潮湿，充满了霉味，空气只能从牢门上一个碗口大的小洞进来。至于水，那是根本没有的。敌人给我们每天吃两顿带着霉味的黄米粥，每顿只给一小碗。早晚放两次风，每次仅仅几分钟。此外，每人脚上还要戴一副十六斤重的大铁镣。环境的恶劣，再加上饥饿的折磨，没多久，三名同志身染重病了。

　　要不要活下去？怎么才能活下去？崔景岳同志比我们想的更多更远。

　　一天，他让大家凑在一起，讲了自己的主意：“在反共高潮中，敌人有可能把我们杀害，但我想他们不会把大家都杀完。总的来说，坐监狱将是长期的。目前，短时期的法庭斗争我们已经挺过去了。但是，长时间的监狱生活却有可能把我们的锐气磨掉。”他用眼光看了看大家，继续说：“我认为，监狱是阶级斗争最鲜明的地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有必要建立狱中党支部。”大家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不仅一致赞同，而且提了许多建议。经过认真讨论，第一届狱中党支部成立了。景岳同志指着我对大家说：“让老马负责。”从此，在景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有了一个坚强的堡垒，开始了新的斗争。

　　景岳同志要求大家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来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他经常给我们讲述毛主席到延安后领导军民，加强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和抗日前线军民斗争的故事，以及他自己在陕西、甘肃等地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以此来鼓励我们的斗志。他还会讲许多历史故事和其他故事，使人听来津津有味，忘却了身在监狱的痛苦。他请孟长有同志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用歌声向黑暗挑战。他还动员我们自制象棋、跳棋，开展狱中的文娱生活。他告诫大家要注意锻炼身体，多找一些编织等零碎活干干，让手脚灵活起来。他想方设法做看守的工作，使我们经常能得到外界的重要情况，不至于完全与世隔绝。在生活方面，他设法托人卖掉了自己的一辆自行车，给大家调剂伙食。

　　在一段时问里，监狱有一个刘科长，经常寻衅辱骂我们。景岳司志几次都想狠狠地回击他。一天，这个家伙又来了，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并叫着崔景岳的名字说：“你们八路军不抗日，光在后方捣乱，反对国军！”景岳同志立即顶他说：“这个话只有汉奸才能说出口！”这个家伙一听，瞪了瞪眼睛没词儿了。以后，他再也没敢来骂我们。

　　941年4月的一天晚上，一个狱卒送来了五个烧饼，这是对我们为他帮忙写公文的一点谢意。大家每人一个，一边吃，一边说笑。有的同志提议说：“谁也不准吃得快，要一起吃完。”有的说：“对，少吃才能多香呢！”看到同志们吃的那股香劲，景岳同志高兴地说：“等将来出狱，我给大家炸鱼吃！”我一听便接着说：“到那时候，我给大家包饺子，皮子擀的薄薄的，饺子包的小小的，保你‘一口香’！”“看来，我们出去后能凑合着开个馆子呢！”景岳同志的这个玩笑，开的大家哄堂大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和他最后的一次聚餐！

　　皖南事变以后一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马鸿逵也加紧了反共的步伐。他们要向被长期关押和摧残折磨的共产党人开刀了。l941年4月17日晚上l0点多钟，崔景岳与孟长有同志被敌军法处提走了……。景岳同志临刑前，把身上的一件旧棉袍脱下来，让狱卒转交给同志们抵御风寒。他留给我们的，是同志般的温暖；而我们失去的，却是一位最亲密的战友！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做的完全对”　

　　事后，我们才确切知道，当天夜晚银川全城戒严，敌人在自新门外布置了刑场。当崔景岳和孟长有二同志被带到一个新挖的大土坑边上时，一队荷枪实弹的宪兵围了上来。敌军法处头子问道：”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同志大义凛然，镇定自若，缓缓地说：“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问，我就说上两句：人活千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已经感到无尚的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作为共产党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之下，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对自己的行为应该扪心自问……”

　　“住嘴！”军法处头子一阵怒喝声。“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报仇！”他说的是那样斩钉截铁。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使敌人胆颤心寒。

　　敌人只得使出最后一手，把崔景岳、孟长有和马文良三位同志立即推进了土坑。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慷慨激昂的口号声直冲茫茫夜空，久久地回响在山川城镇之上。这是l941年4月l7日深夜最黑暗之时。

　　光荣的共产党员——崔景岳同志，在人生的道路上仅仅度过了三十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