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文彬交往的时间不久，主要是在北平学联、“南京、平津同学会”及武汉“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有过一些接触，这里回忆的是我和王文彬在一起工作的几件事。

　　一、成立北平学联

　　1936年9月后的北平学联是合法公开的。9月初，刘少奇同志早已到北平，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以后，他强调争取公开合法，便于团结群众，教育群众，开展党的工作。我们这一届学联的所谓公开合法：一是指大部分学校的学生代表是选出来的，有个别学校由于国民党右派势力厉害，没法公开选举，是由“民先队”选派来的。二是成立大会是在燕大公开召开的，请了左、中、右三个方面的教授参加和指导。如左派的张申府，中间派的冯友兰，中间偏右的张东荪等。会上总结了学联过去的工作。三是最重要的所谓“合法”，也就是“合”国民党的“法”。例一，三六年旧历中秋节北海孟兰会上，宋哲元放荷灯超度廿九军亡魂，学联送了花圈，念了祭文。例二，在援绥抗战时，学联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内政部写了汇报赶制棉衣、捐献药品等工作的信，内政部用了一个很大的信封给我们回了信，这样我们就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承认的公开合法的学联组织了。这对以后我们的活动非常有利。

　　学联成立以后，中国大学的刘子荣、师大的王文彬，清华就是我，我们三人组成了“学联党团”。一共开了两次会：一次是传达少奇同志关于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的文章，一次会是研究团结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当时学委出席我们会议的是大学干事会负责人李华。十月以后，学联党团一直在学委书记领导下，直到“七七”事变，成员有黄诚、王文彬、孙世实。北平学联的工作分工是：清华管交流，北大管组织，师大管宣传，中大、燕京、东北大学管总务(即主席)。黄诚是中大学生会主席又是学联主席兼党团书记。工作的任务是执行刘少奇北方局领导下策略的转变：一、对廿九军的宣传工作，把“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改成“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廿九军保卫华北”的口号。这样做争取了廿九军，特别是团结了中下级军官。二、对学校当局和教师的态度的改变。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让教师们公然参加游行是不可能的(少数左派，如张申府、经学大师吴承仕先生等除外)，但是在家里谈抗日，他们是赞成的。所以我们提出“师生合作，共御外侮”口号，他们是接受的。至于先进的左派教授如杨秀峰、张友渔、经学大师吴承仕等在三六年前就参加了学生的示威游行!当然，反动的国民党教授和杨立奎，是不会改变的。当时工作的四个口号是：(1)拥护政府抗日!(2)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3)师生合作!(4)救亡不忘读书!我们去各校宣传拜访各校当局，阐明我们的抗日主张，争取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得到了支持。

　　二、对“双十二”事件的态度

　　双十二事变是个大问题，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国民党右派的态度极为清楚，主张讨伐张杨，每天如丧考妣。左派中产生了两种说法，最初，我们都高兴极了，要求公审蒋，过后提出了不同的两种看法：“学委”提出：呼吁团结，合作抗日。市委个别同志主张公审蒋，枪毙蒋。我和王文彬同志是同意学委意见的。但两种看法都来自上面，这使得学联很不好办，这么大的事情总要表态的。结果，学联的态度不很明朗，也不够理直气壮，好像完全站在张杨一面。在蒋介石被放出后，左派掌握的学校的学生会，有的被国民党打了，并在此基础上，一两个学校出面，国民党组织了“新学联”实为伪学联来分裂学运。

　　三、组织春游(所谓“生活中线”)

　　1937年春，为了重振“学联”的威信，学委负责人蒋南翔提出关心学生生活，强调学运的团结，由学联发起了春游，并邀请“新学联”参加，当时的春游节目很多，很吸引人，王文彬也参加了演出，在《公审“七君子”》活报剧中扮演沈钧儒。王文彬这个同志是老成持重的，他参加这样的演出，而且很成功，是把它做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们学联人才济济，节目丰富多彩，在当时很有影响。“新学联”只有几个人偷偷地来参加。“春游”以后曾被称为“生活路线”。

　　四、创办《北方青年》杂志

　　1936年，在思想战线上已经出现了右的思潮，徐芸至提什么“无条件统一论”，蒋弗华山《学生与国家》杂志上提出“青年思想独立宣言”等。双十二之后《大公报》又连续发表了《六致北方青年》改良主义的社论，要把学生运动拉向右转，少奇同志抓住《大公报》反对我们“联合抗战”，提什么“团结建国”的改良主义口号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为了回答《大公报》的挑战论调，“北平学委”办了《北方青年》杂志，蒋南翔同志是主编，王文彬担任社长，我担任发行人，并且到北平市社会局去登记，当时公开登记的左派刊物是没有的。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苦闷中的北方政局》署名就是王文彬。《北方青年》的宗旨是：(一)服从真理，尊重民主，团结救亡；(二)拥护知识，崇尚技能，努力新的启蒙运动；(三)培养整个民族健康，发展全国国民体育。这样，使广大同学看到我们的主张是为了救国的。因只出了二期，尚未展开回击《大公报》的种种谬论。而《大公报》被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批驳后已经收兵了。

　　五、自己组织武装

　　“卢沟桥事变”后，就在宋哲元弃城逃跑的前一天晚上，王文彬打电话给我，要我们发动“民先”做好准备，廿九军准备把守城的任务交给我们，告诉我们第二天去石友三家里领枪。当时的情况很紧张，听了他的通知后，我们都很兴奋。到了第二天，才知我们上了一个大当。这对王文彬尔后组织武装，建立湖西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使他认识到了武装自己的重要性，奠定了他组织武装的思想基础。

　　廿九军撤退后，市委、学委做了决定，撤退到太原、济南、南京等处，到太原是由济南北上，到南京是南下。到南京是督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在北上与南下的问题上，王文彬和我都是南下的，我们先到南京，在那里成立“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这个会不是自发的，是“学委”在北平撤退时决定的，各地都有，我和王文彬、郑代巩三个人负责同学会工作。1938年3月25日、27日，王文彬参加了武汉召开的全国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他即向我告别，决定回家乡去，搞自己的武装。他回到山东后，组织了武装，开辟了湖西抗日根据地，最后不幸牺牲了。

　　(原载《学府丛刊》第一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文章稍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