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虽苦 我愿干一辈子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温淑春老师

  全天候保姆

  三村小学坐落在广州从化市良口墟北部1000多米的半山沟里,生源很少,隔年招生也只有两个班20来个学生。学生来自8个自然村,它们错落地分布在连绵的毛竹山里头,回校的山路崎岖且遥远,有的要走上1个多小时。在校读书的学生家庭都比较困难,家境好一点的都带孩子转到良口或街口去上学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温淑春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学校太小,在这样的学校当教师,生活简直像一只闹钟,每天都把弦绷得紧紧的。早晨不到6点就起床,然后挑水、洗衣服、做饭,料理好学生吃完饭,才上课。

  清晨,虽然没有雄壮的音乐,没有标准的升旗台,但照样和孩子们一起把五星红旗升上晴朗的天空,让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三村。多年来,三村学生的成绩,多次在全镇中排名较前。三村的孩子先后有20多人考上中专、大学,有的成为致富能手。

  艰苦的环境逼着做老师的需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去呵护、照顾学生。由于父母大多出外打工,差不多一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

  学校的校长邓进平说,除了上课、备课、辅导学生,温老师还要做孩子们的临时母亲,遇到倾盆大雨,总是翻山越岭把孩子接到学校或送回家里。记得几年前的一个雨夜,有个学生发烧大哭,她连忙爬起来找药给他吃,仍然不见好转。唯一的办法是送他到溪头村卫生站就医,但卫生站距离学校有三四公里,她一个妇道人家只好叫上两名学生做伴,披着雨衣,打上电筒到附近村里叫人开摩托车送去。看完病后回到学校,她已经浑身湿透了,换好衣服,天也亮了,见孩子的病情还不稳定,又立即把他送回3公里外的家里,连水都没喝上一口又急忙往回赶,回到学校刚好上课。学生家长说:“只要温老师在,我们当父母的就放心了。”

  一个都不能少

  邓进平对记者说,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到现在为止,学校里还没有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有一天,温老师无意中看到一个女孩,偷偷地趴在窗外听课,下课后,她找到那个女孩:“你喜欢读书,为什么不来学校?”没想到这样一问,那个女孩伤心地哭起来,说爸爸妈妈不让她读书。当天夜里,她就找到那个女孩的家里,劝女孩的父母送孩子上学。可是这位父亲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读了没用,再说家里也很困难。”她说:“话不能这样说,男孩女孩都是宝,关键是要把书读好,如果是钱的问题,我帮你垫,你明天就送女儿来学校吧。”

  其实,她何尝不知道,这学费一垫出去,收回来是多么困难。多年来,劝学已是她的一项重要任务,十多年来每家的门槛她都踏过不下10次;每年都要挤出一两个月的工资为困难学生垫付学费或伙食费,细细数来,她资助过的学生不下50名。

  曾经有人问她:“温老师,你自己身体不算好,家庭靠你一个人负担,又经常要倒贴,你为啥还这样做?”说真的,她也曾经想过放弃,可是,望着一双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她的心狠不起来:自己吃差一点、穿差一点算不了啥,省出几十元资助一名辍学儿童,可能使他一生受益。

  丈夫成了免费教工

  为了尽心照顾学生,她曾经将6岁和4岁的儿子送到娘家。儿子幼儿园的老师来电话叫她回去一趟,她才了解到儿子这段时间学习退步,上课表现不好,问儿子原因,儿子回答说:“因为这样我就能见到你了,我想妈妈。”听了这些话,她哭了。

  刚开始,温淑春是民办教师,工资只有70元,后来加到90元再后来加到400元。有亲朋好友劝她:“淑春,你老家比三村富裕得多,别在学校苦熬了。”她的心也很不平静:村民家里陆续都有了彩电、摩托车,而她家连一台黑白电视机都没有,当时有亲戚为她在城里联系了两份工作,于是一咬牙,她走出了大山。

  但她很快就接到村里的一封信:“温老师,村里离不开你,孩子们离不开你。”想起学生已有22天没有上课了,温老师柔肠寸断,咬咬牙又回到了村里。她知道她心里割舍不下孩子们,她走了,他们就可能失学;她留在三村,孩子们就有了欢乐,有了希望。

  到了1999年,看到曾经因车祸重伤的丈夫已完全恢复了神智,温老师有了新想法:这一年,寄宿的学生增加到了10多人,这让她力不从心,她决定说服丈夫来教学点。话刚一开口,丈夫就来气了:“家中一大堆事谁来管?我们一家人都去喝西北风?”她耐心地说服丈夫:“为了山里的孩子,我们就多做一些牺牲吧。”丈夫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为这份痴情所感动,终于也来到了学校,做起免费教工。丈夫在教学点协助工作整整8年了,从没有领过任何报酬,直到去年兼了份养路的工作,每月400元。

  默默耕耘图什么

  邓进平告诉记者,长期在山区的艰辛工作和生活,加上过度的劳累,给她留下多种病痛。

  有一次,温老师站在讲台前,忽然,眼前一黑整个身体都斜靠在墙边,眼看就要倒下去。这时,幸好丈夫刘金全修路回来,马上放下手中的农具,扶起温老师到二楼的房间休息。

  领导曾经关心地对她说:“你在三村已经干了17年,调出来吧,会轻松一些。”她却说:“三村条件差,这里虽然艰苦,但我已经习惯了,再说,我是一名党员,我只有干好的责任,没有退缩的理由,我愿意在这里干一辈子。”

  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头晕,一头栽倒在地,昏迷过去,过了半晌才苏醒过来。第二天很多村民劝她到山外去看病,但她哪有时间呢?不能耽误孩子们的课啊。她带着病中的虚弱毅然走上讲台,孩子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她,此时此刻,她任凭泪水涟涟,滴落在简陋的讲台上。后来,她不止一次地回味,她从这泪水和掌声里体验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2004年春节,她又接到一个电话:“老师,我可敬的老师,我要给你拜年去,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她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有人问她图个啥,她说教育是爱的事业,是奉献的事业,她图的就是自己能做个好老师,山区的孩子有个好前程,山村有个好面貌,山民能过上好日子。(本报记者 罗艾桦)

来源:《华南新闻》 2006年0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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