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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何为底线？这是个令人很惶恐的话题，因为某些现象真的触到了道德的底线。
在经历了28年改革大潮的洗礼后，在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改革成果的同时，我们这个拥有灿烂文明的民族却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滑坡现象，诸如跑官要官、贪赃枉法、造假工程、缩水数字、公款吃喝、铺张浪费、见死不救、抄袭剽窃等事件屡屡见诸报端。道德底线频频被突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如果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可能威胁到社会稳定与和谐。因此，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强烈反响的背后是民心所向。
我们不禁要进一步发问，是什么动摇了我们的道德堤坝，突破了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深层问题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什么没有带来思想道德水准的提升？现在看来，不能简单地用物质和道德的关系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说仓廪实未必知礼节，衣食足不一定知荣辱。
师德沦陷：谁来捍卫师道尊严？
韩愈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正是秉承了这个传世法宝，几千年来，无数为人师者在这个教师这个崇高的身份下，耐得住寂寞，吃得起清苦，抵得住诱惑，固守着教书育人的天职。
剽窃抄袭、侵占成果、申报造假、学术剽窃……近来，教师的“诚信”危机此起彼伏。
大学被人称为象牙塔，本应成为与虚假、欺骗绝缘的地方。然而时下有些教授面对校园外的“精彩”，往往不堪一击，自动卸下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顶“道德高帽”，自甘堕落到“道德底线”。
一位经济学教授在谈到现在教师“诚信”的丧失时，以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为例证：“中国学生去国外留学前，常常需要找一位教授先写一封推荐信。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对方学校就认可；到了90年代早期，签名之外还要盖上自己的印章；90年代后期，推荐信上的内容愈加丰富了，除了签名、盖章外，还要求加盖系、院或大学的骑缝章，人家才买账；到了21世纪，这些都不算了，外国大学在收到推荐信之后，通常还会发一封函给推荐教授，以确信教授是否真的推荐了此人！”
这看似辛辣的批评，在现实中比比皆是：剽窃抄袭、侵占成果、申报造假、操控评选、出卖文凭、买卖版面、学术受贿，什么事都玩得出来。
中国科学院京区党委日前在物理所举行了“中关村南片学习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专题报告会”，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院士作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谈学术腐败》专题报告。何祚庥院士在报告中还提到了中国科协归纳的“七大学术不端行为”。包括：抄袭剽窃他人成果；伪造篡改实验数据；随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重复发表论文；学术论文质量降低和育人不负责任；学术评审和项目申报中突出个人利益；过分追求名利，助长浮躁之风。这不仅矮化了师德，而且折射出学术浮躁急功近利的庸俗，且常常伴有学术腐败的魅影，这是必须摒弃的恶习。
“传道，授业，解惑”——排在首位的还是“传道”。所谓“道”，既包括“道理”，更包括“道德”。还好，一些学校看到了师德的丧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建立诸如“一票否决”、师德示范卡、师德档案的挽救措施。但是我们也能看到现实的讽刺：“不得私自向学生或家长推销商品或教参材料”；“不得向学生或家长索要财物，或利用职务，要求或暗示学生家长办私事、牟私利”；乃至于“不得强迫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之类条款居然明文标注于某些学校的《师德评价手册》之上，师德底线的沦丧跃然纸上。
医德沦丧：要钱还是要命？
古称医生为“国手”，亦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典故。正所谓：“夫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一世，道则流芳千古！”（《衣贯》）
医生，除病祛灾，救死扶伤，挽性命于垂死，还病躯以健康。医生的职责受人称颂，医生的职业受人尊敬。
可近年来，医生的高大形象却不断遭到民间丑化。一些手机短信的描述很妖魔化，像“加官进爵，请走别路；发家致富，快当大夫”、“医生越来越像杀手，见死不救，草菅人命；杀手越来越像医生，出手麻利，不留后患”等等，尖刻之极。“江湖传言”自不足取，但医生的形象为什么从“天使”一落千丈成“妖魔”？
哈尔滨550多万天价住院案和深圳市人民医院“120万元天价住院案”的发生，医德的下滑已经到了让人心抖的地步。据报道， 患者诸少侠2004年因心累、气急转入深圳市人民医院，在该院ICU住院119天。该院账面显示，诸少侠住院费高达90余万元，自费购药达23万元之多，如果算上其他费用，总共花费达120万元。据家属称，医院某一天账单曾显示病人当天有26次抽血记录，账单上还有一天抢救60次，59次成功的记录。而家属翻看当时的医嘱，数来数去只有17次，剩下43次不知道是在哪里。在今年1月11日，病人已进了殡仪馆，医院仍打出了15页的费用账单共15184．72元。
现在的人们一提起医院有抵触也有些无奈。就拿一个小小的感冒来说，本来只用一盒感冒胶囊或者几袋感冒冲剂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医生们偏要小病大治，把病人当“葱头”斩。本该十元钱就能解决问题的病，却在这些医生的驱使下多花费了千元甚至万元，才被告知无病。现在的卖药拿回扣、治病索红包在许多医院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而无私奉献、全心全意服务也成了一个“空头支票”，医生的道德也受到了质疑。人们不得不承认，在有些医务人员那里，“不丧良心”这条医德底线失守久矣。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老百姓在监督、纠偏他们的时候才会发语那么尖刻、恶毒，恨铁不成钢。
没落的救死扶伤精神何时能够重新展现在众人的面前？良好的医德何时能够真正成为白衣使者的自我规范不要以有没有红包来收治病人，也不要以红包的大小左右对待病人的态度。“无德不成医”，每个医务工作者都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有好的医德才会有好的医风，不要让自己的医德滑过道德的底线。
商德沦亡：生财有道不及“夜草横财”
俗话说，无奸不商。商人，以高卖低买为主要生存手段，在人们心目中好像一直是狡诈的代名词。但事实上，古人经商最讲究商德，“虽为贾者，咸近士风”，素有讲商德修养的传统。
恶意拖欠逃避债权人的贷款，偷逃国家税款；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进行商业欺诈；对外提供虚假的财务会计报告，隐瞒企业真实财务状况……
这些商界丑恶现象时有发生，导致信用缺失，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且不说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商品、商业欺诈、伪造文凭和文件、骗取银行贷款等已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单就金华毒火腿、太仓毒肉松，以及遍及长三角地区硫磺熏过的毒生姜、毒土豆、毒韭菜……为了牟取暴利，这些人不惜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怎不令人拍案而起！人们不得不承认，“不丧良心”这条商德底线失守久矣。
当前我国社会信用缺失，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阜阳劣质奶粉案，让本该茁壮成长的婴儿变成了四肢短小、身体瘦弱的“大头娃娃”。那些所谓的婴幼儿专用奶粉虽然在外包装上注明的蛋白质含量远远高出国家标准，但是实际检测的结果却与之大相径庭，其饮用效果甚至与白开水相似。仅仅一年之后，湖南株洲再次出现受害婴儿。我国目前的法律对这类犯罪过多强调经济处罚、经济担保代替剥夺人身自由，扩大间接犯罪量刑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为制假贩假者的道德底线提供了下降空间。而人们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不断沦丧的道德，还有无“底线”可言？
“大头娃娃”事件就说明这点：“大头娃娃”事件侵害的几乎都是穷人的孩子。但在楼市价格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上扬的今天，房地产暴利的受害者遍布了社会各个层面。一方面房价高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商却在享受30％－40％的暴利。去年楼价涨幅约为20％，今年刚到4月份，楼价涨幅也已超过17％，其疯狂程度甚至另潘石屹之流的地产界大鳄都感到莫名的惊心，甚至不敢确定楼价会涨会跌。
据不完全统计，企业在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至20％，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尽快建立我国的质量信用体系刻不容缓。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约束商人们的道德责任？有专家坦言，全社会尤其是企业要提升社会责任。有些国家征收“企业社会责任税”，企业自觉地拿出收入的8％和10％献给社会，发展社会事业，可我们做得好的省市也不到1％。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富人都为富不仁，但我们有相当多的富人是为富不捐。“拔一毛以利天下则不为”，不是中国企业家应有的素质，“以仁为富”才是中国富人的传统美德。
结束语
社会生活底线频频被突破，已经构成对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严峻挑战。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底线被突破的原因？我们又应当如何来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近一段时间，“道德底线”一词频频见诸各媒体报刊。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撰文“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就当下的社会道德底线频频被突破作了一番颇有见地的解读。文中引用央视主持人崔永元语：“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而十几天前，袁晓明先生也在《不要只谈社会的道德底线》一文中提出：“不要再以所谓的道德底线来迁就本来就不道德的行为。”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需要一定的道德标准维系。如果毫无标准，甚或毫无道德可言，这社会便不成其为社会。当然，由于外界影响或自身“害病”，一个时期社会道德水准浮动、甚或出现一定的下滑，皆在情理之中，不必大惊小怪。然凡事皆有度，如果道德下滑超出了底线，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将因此有可能失去道德标准；再夸张点说，这个社会将因此毫无道德可言。设想一下，人们如果生活在一个毫无道德感的社会里，将是多么的难堪和恐怖？
古人云：盗亦有道。就是说，即使是江湖之人，也还是讲些“规则”的。如果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作为“父母官”的官员，还有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都不能坚守道德最后防线的话，那又该把希望寄托在什么人身上呢？（本报记者 王立嘉 实习生 刘红艳 袁苏）
来源：《市场报》 2006年04月2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