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报告解读：追求普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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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人民网 更新时间: 2007-11-07 12:05:00 【收藏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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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十七大报告
专家
华生燕京华侨大学校长、著名经济学家
汤敏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周天勇 中央党校经济部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
刘维新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协会副会长
首次强调初次分配体现公平
十七大报告提到，初次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创造更多的条件让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的收入。
周天勇：现有的社会分配格局确实必须改变了。
第一，改变国家居民收入比例，控制居民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第二，要改变资本分配能力比较强，劳动能力分配比较弱的局面。第三，居民收入中工资性、创业经营性、投资财产性这些收入要完善起来，不能光靠工资性的，农民不能仅局限于种地收入。第四，要控制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要限制这些企业的工资增长速度，发挥集体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保障农民工拥有和单位谈判，形成工资的制衡力量。第五，对广大低收入人群进行财产转移支付。第六，利用税收调节高收入，包括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税种要全。第七，发展慈善事业。第八，要鼓励创业，扩大中等收入的人群，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这样整个基尼系数才能下降。
老问题1初次分配存在很大问题
目前阻碍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汤敏：一次分配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一次分配里，企业拿了大头，国家也拿了大头，真正的劳动者拿得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时候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平均。怎么样提高劳动者在第一次分配里的比例，这点非常重要。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利润非常高，这些企业拿了利润后，你就不知道该去干什么了。国有企业不分红，本来是国家的投资，国家给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赚来的钱，有些是资源赚来的钱，没有分红，也就没有进入公平分配。这些都是应该做很多调整，这些调整跟经济体制等相关问题有关系。
周天勇：怎么让农民收入得到提高，是最大的问题。不提高推动不了消费升级。农民增收当下有三大制约：第一是现在农民办企业，注册、登记、检查、收费、罚款等“苛捐杂税”的制约；第二是民间根本融不到资；第三是受制于土地等制度问题不能普遍获得财产性收入。农民增收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要改革注册、登记、检查、收费、罚款执法体制；第二，要尽快大量在农村开放中小银行；第三要改革土地制度。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同理，第三产业发展的关键也在于提高从业人群收入。
老问题2过去强调城市忽略了农村
就像刚才所说的，城乡差距、农村问题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十七大报告里对城市群的发展、城乡一体化也是十分关注的。
刘维新：还是过去强调城市群的发展，忽略了农村，使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拉大了。此次报告提出强调科学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协调，现在西部已经把重庆和成都作为城市发展的试验区，都是具体的对应。过去是顾此失彼比较严重，工业发展忽略了农业，农业发展以后，在国内和国外都出现了不协调，今后发展城市群很重要就是要协调发展，通过成都、重庆城市群试验区的发展，带动中西部城市群的发展。
城市带动农村解决城乡差距
十七大在报告中有一句话“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怎么理解“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刘维新：“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是说不能光发展大城市，农村人口的解决主要靠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发展，要运用城市群，以大城市为中心，发展城市群，解决农村人口的转移问题，不是集中在大城市。这是隐约提出的一个总的方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来，但我们下一步走城乡协调发展，就是要走这条路。
周天勇：如果全面理解城乡协调发展，也需要重新思考城市工业化的问题。我们要处理好集约化与发展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集约化要集中，要发展大企业，中国的优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怎么解决就业，怎么解决消费不足。过去出口投资拉动，要改为消费拉动，关键就是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统筹城乡这一块，关键还是要促进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市带动农村。
新方法通过大城市群辐射带动一片,城市化的下一步应该怎么来做？
刘维新：我认为应该通过城市群的发展，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培养技能是很关键的，现在农村一大批需要转移的人口，只能当粗浅的劳动工人，比如说，建筑工人。这需要国家进行进一步的培育，培养农村人口的技能，现在有些地区已经注意到了这点。
城市面临两大难题也还没有解决：一个是耕地保护18亿亩问题，温家宝提出的底线问题；一个是高房价解决不了，农民工问题解决不了，整个社会住房保障体系没有形成，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城市化健康发展道路就很难找到。
汤敏：大会报告提到要通过大的城市群辐射，带动一片的发展，这些在学界讨论很长时间了，但作为政策提出，证明这个是经过长期的讨论，形成的共识。很长时间里，我们推行小城镇战略，后来，又变成了发展中小城市，在进一步讨论后，很多学者指出中小城市虽然有其好处，但一个国家真正发展起来，都是特大型城市带动周边的小城市发展，否则集聚效应形成不了。很长时间，我们都是怕产生大城市，所以对几大城市控制非常严，现在看来，这个战略需要一些调整，当然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全世界很多特大型城市出现的比如犯罪问题，贫民窟问题，以及区域间发展极端不平衡问题等。如何扬长避短，是个挑战。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广西公务员福利阳光化
今年的中秋节、国庆节让在南宁市政府部门上班的吴先生“觉得奇怪”：“单位没有发月饼，更没有过节费。”从事礼品回收生意的农先生也感到生意大不如前，“卖月饼、烟酒的人一下子少了，生意清淡了很多。”其实，有上述感受者大有人在。这一切都源于广西今年下半年颁布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工作纪律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从12个方面对公务员津贴补贴发放进行了严格规范。津贴补贴由财政统一发放，任何部门和单位一律不得再自行发放任何形式的公务员津贴补贴，如违反规定，其单位主要领导等将会被摘“乌纱帽”。
广西这一新福利政策的出台，是将公务员福利走向“阳光化”的重要探索。
点评：将部门利益置于阳光之下，是实现公务员福利改革公平公正的前提。要改变公务员福利长期形成的“公权路径依赖”，还要在财政制度、绩效考核等配套制度上狠下功夫，才能保证长期、有效地在公务员队伍率先建立起一个比较公正的分配机制。
深圳现在讲究净福利
经过近1年的紧张运行，11月2日，首份《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统计监测结果新鲜“出炉”，深圳市政府对此进行了专题公布。
所谓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其基本内容涵盖收入分配与公平、安全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人的全面发展水平等5个方面，共21项指标，以此反映居民的生活福利状况及动态。据悉，2006年底，深圳市在全国首创这一指标体系。目前，该指标体系已经成为决策的“指挥棒”，考核的“标尺”，提拔的重要依据。
相对于目前的GDP考核体系，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无疑更全面，也更体现科学发展观。
点评：《深圳市民生净福利指标体系》的出台，表明中国的城市发展、城市理念试图开始一个新的转型――从经济本位、政绩本位开始向“民生本位”转型。所谓“净福利指标”，实际上只是把民生要求具体化、数字化而已，而支撑这个指标的内在动力则是政府施政的民生取向。
解决之道一发展二改革三调节
□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在总体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改善的同时，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增长确实有快有慢，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有城乡差距的历史原因，也有收入分配体制不够完善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需要“三靠”：第一靠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分好。第二靠改革，深化包括收入分配体制在内的诸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同时要创造一个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过程平等的体制机制环境。第三靠调节，就是要提高低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调节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2020年中等收入家庭过半
“随着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到2020年，我国年收入超过6万元的中等收入家庭将达到55%，最终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宏伟目标。”对于未来我国收入结构，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新立的描绘令学术界振奋。
郑新立表示，随着“十七大”报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的提出，“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这个宏伟目标将是完全有可能的”。
公众期待调高个税起征点
“三个月收入才够我在郊区买一平方米房子，可每个月光个税就得缴好几百块。”10月26日，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赵先生，向记者表达了对“个税起征点定为1600元”的不理解――当天，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消息，今年以来，北京五环路以内商品住宅期房均价已涨至13754元。
同样不理解的还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一江教授。10月28日，在一次研讨会上，王一江提出，目前以月收入1600元作为个税起征点过低，把年收入12万元以上者归为高收入人群也不太合适。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就此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3698名参与者中，有97.0%的人认为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与此同时，有同样比例的人期待能将其调高。
调查中，有人以目前的个税起征点和1981年的相对比，以论证其不合理：1981年职工平均工资约为每月60元，而起征点为800元，大约为月工资的13.3倍；到现在，起征点已调高到1600元，而据国家统计局10月29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9个月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853元，起征点仅为月工资的86.3%。
王一江认为，起征点过低压制了中等收入者，而这一部分恰恰是社会中坚力量。
编辑感言
在畸高的房价和普遍性的物价上涨压力下，大家近来都有一根神经紧绷着――我的钱怎么不够花呢？是呀，看着噌噌上涨的肉价，我们放弃了口腹之欲；面对哈尔滨均价3000元的房子，我们放弃了购房之欲；眼瞅着不断攀升的油价，除了想要购买中石油的股票梦想大涨之外，我们还放弃了购车之欲。但是，钱还是不够花，因为在现今的消费时代，有句名言：钱不是省出来的，是赚出来的。你看人家盖茨的钱，决不是像咱们平头百姓般一分一分地攒的。然而这个世界上，天才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纳税人也就开始一分一分地抠自己的工资条，并且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继前几天清华经管学院教授王一江在某研讨会上“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的呼吁激起热烈的舆论共鸣后，纳税人近日又通过媒体重申了这个诉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3698名参与者中，有97.0%的人认为目前的个税起征点不合适，与此同时，有同样比例的人期待能将其调高。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参与调查者从个人利益出发。作为纳税人当然会期待个税起征点越高越好。但是如果你的工资每月只有1700元，而所住的地区平均房价已经达到3000元以上，却依然要缴个税，还能说纳税人的这种呼唤仅仅是简单地从个人利益出发嘛？而据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的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在哈尔滨收入1700元就算是白领。虽然这份标准的可信度现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光从报告中工资标准看，我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让人出乎意外的低了。那么当人们再听见以下两则消息，该作何感想呢？现在一些沿海城市不少外来务工者的工资也在1600元以上了，按说他们应该被“反哺”，可如今却成了征收对象；今年以来，北京五环路以内商品住宅期房均价已涨至13754元，上海可售商品房每平方米均价也已“破万”。
十七大报告一个令人醒目的提法，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如何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实现公平呢？提高个税起征点应是最先考虑的选项吧。
责任编辑：黄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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