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汉赋：“雕虫篆刻”与“洛阳纸贵”

　　赋，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同诗、词、曲一起，组成了琳琅耀眼而又蔚为壮观的艺术画廊，令人赏心悦目。赋在历史上曾留下不少成语典故，其中有两条涉及到赋的评价和创作精神问题，生动有趣，不可不知。

扬雄

　　先说“雕虫篆刻”。这是著名赋家扬雄对汉赋的总评价，语出《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虫，指虫书。篆，指篆书，分大篆、小篆两种。刻，指刻符。秦统一天下后，规范文字，定书体为八种，虫书、大篆、小篆、刻符各为其一。其中虫书、大篆、小篆为字体，刻符是刻写于符书上的文字，其实是指书体的用途。字体不同，用途也有别。《汉书·艺文志·小学》“虫书”颜师古注曰：“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左思《吴都赋》：“鸟策篆素”，注曰：“鸟策，鸟书于策也。”“篆素，篆书于素也。”虫书、篆书，都是汉代书童学习书法的内容。童子学书，一笔一画地临摹，在方家看来，是小孩子所为，自然是“雕虫小技”了。扬雄把汉赋比作“童子雕虫篆刻”，是说汉赋雕字琢句，不过是童子描摹笔画一类的玩意，所以“壮夫不为也”。

　　扬雄的观点在反对赋体创作中无视讽谏作用、崇尚藻采华丽的倾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因为赋体创作中存在这种倾向，就把赋体文学视为“小技末道”，就走向了另一极端，不足为训。苏轼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屈原作《离骚》，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何也谓赋为‘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苏轼的批评是对的，问题不在于采取什么形式，而在于形式表现了什么。扬雄对赋的偏激看法，是不足取的。

　　再说“洛阳纸贵”，这是对辛勤作赋的一种肯定，以事实反驳了扬雄的观点。据《晋书·文苑传》记载，左思作《齐都赋》，一年乃成。又欲作《三都赋》，恰好其妹入宫，乃移家京师，拜访著作郎张载，求教岷蜀逸事。构思十年，门庭、篱笆、茅厕都放着纸和笔，偶得一句，随手记下。自感知识不够博洽，请求自任秘书郎，广泛接触典籍。赋完成后，时人未能看重。于是左思将赋呈献给颇有名望的皇甫谧审读，皇甫谧阅后称善，并为之作序。此后，张载为《魏都赋》作注，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注，并为《三都赋》作序。序称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擅名于前；班固《两都赋》理胜其辞；张衡《二京赋》文过其意。至于《三都赋》，铺陈辞藻，敷衍事理，颇多精彩处。司空张华读后说：“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门贵族竞相传写，使“洛阳为之纸贵”。可见，赋的创作艰辛，十年磨一剑，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来源：哈尔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