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初，正值永乐大帝朱棣年间，明朝社会出现了中国封建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廩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与此相适应，明朝文化以《永乐大典》的编纂为标志也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它把集中华一千多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明文化带到了海外，对当时明显身处于落后环境中的海外人民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冲击。但是基于他们本身具有的追求行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内在需求，随着郑和下西洋的频繁和深入，凭着中华文化的永恒魅力，他们外在的心理压力逐渐内化，成为人们学习追求行进文化、革新除旧的动力源泉。 一、郑和下西洋前，亚非诸国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奠定了其产生对中华文明强烈需求的社会基础，也是促使其产生学习、追求明朝先进文化强大动力的重要因素。 永乐年间，明朝正处于“倍于往时”的盛世局面，而亚非诸国却相对落后。首先，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说，他们大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奴隶制社会时期，有的甚至未开化。像古里国“其位以女腹为嫡，传之姐妹之子”，明显还带着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 其次，从政教刑法来说，他们完全没有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仍是带有原始性的部落习俗。尽管有些国家中设有国王，但这国王完全不同于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只是类似于部落酋长。因此他们并没有一套相应的君主制度来确定其地位和权威。 像占城国“其王元日沐浴，用人胆以和，部领献以为礼，谓云：‘通身是胆’也”以此来臣民畏服。至于法制方面，更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如占城国“国有大潭，名曰鳄鱼，凡讼不决，令两造骑牛渡潭，曲者鳄鱼食之，直者屡过不食”；爪哇国“其刑惟戮……杀人者，避之三日则原；即获者死”；真腊国“如辩盗真伪，置其手油锅中，真为盗者，手即腐烂，否则皮肉如故。又辨讼曲直，令两家各坐一小石塔三四日，其理曲者，必获证候，或身生各病，理直者略无纤事，谓之天狱。” 像这样带有深厚宗教迷信色彩，以国人所敬畏的外物(如鳄鱼)或依据民俗(如天狱)来作为刑律的依据，在明朝使团看来，显然是有悖常情的，但这却是与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又是符情合制的。 最后，从风俗习惯上来说，他们基本上没有“礼”这个概念，衣不蔽体、食不知味地情况很普遍。不少国家“男女皆裸体，以布围腰”，甚至于“男女皆祼形入池”沐浴，这在中国这个历来注重礼仪，讲究男女有别的国家看来简直是“不堪入目”。 日常生活方面，更有“鱼非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好啖蛇蚁虫蚓，与犬同寝食”的怪状，完全是原始部落杂居、生食之习惯。即便是他们中间一些稍显行进、文明的国家，如琉球国、锡兰山国等，也只能说是处于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与赫赫中华相比，仍是有天壤之别的。 身处如此闭塞、落后的环境中，亚非国家人民只是基于满足日常温饱的最低生活需求--即人的生存需求。严重滞后的生存环境，决定了这种最低层次的基本生理需要已经统摄了其一切意志和认识。试想，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怎么可能想到把饭菜做得如何香甜美味呢？作为人的本性的需要，一旦缺乏，“必须由环境给予最适宜的满足，才能防止疾病和主观上的不幸。”可一旦无法满足，其日常行为、语言模式的怪诞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们吃生食、浴人血的举止了。 但是，这些需要一直是潜伏在其内心深处的，人类具有向往发展的本能也并不因此而扼杀。相反，一旦外在因素保持良好状态的时候，如好的习惯，丰富的文化环境等，就能极大地激发起这种本能和需求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动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当然必须……而且应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而郑和下西洋，正好提供了这一契机。
责任编辑：黄永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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