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斗寅叛变前后，汪精卫、唐生智一伙就颁发了一系列摧残工农革命运动、打击共产党的反动法令，为其公开叛变革命准备条件。继夏斗寅叛变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迹象也日益明显。在他们的支持策划下，反革命叛乱接二连三发生。5月21日，唐生智所辖的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6月6日，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与此同时，湖北、湖南、江南的国民党右派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民众。

　　武汉军校是汪精卫一伙反共的一大障碍，被视为眼中钉。汪精卫加速反共步伐的同时，将魔爪伸向武汉军校。西征军胜利回师武汉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强行解散中央独立师。反动势力又开始在校内四处活动。中共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武汉军校的这支武装力量。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秘书聂荣臻经常到军校听取汇报，与恽代英商量工作。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号召党员积极分子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反革命政变，用自己手中的武装杀出一条血路来。6月8日，在武汉军校广场上举行安葬蒋先云同志、追悼阵亡同学大会。周恩来亲自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作为大会主席团代表的恽代英，在讲话中热情称颂：“蒋先云同志曾做过学生运动领袖，工人运动领袖。蒋介石叛变，他不为蒋介石所笼络，不愿做官，跑到武汉组织工人运动，组织黄埔学生讨蒋。此次北伐又出发前方去拼命。”他号召革命战士，发扬蒋先云的奋斗精神，“踏着先云同志的道路前进!”为了加强军校党的领导，周恩来派刚从四川来汉的陈毅到军校任党的专职书记，协助恽代英工作。武汉军校在周恩来、恽代英、陈毅的领导下，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陈独秀却一再退让。在他主持下，6月30日党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共关系11条决议。这个决议实质是向反动派递上的投降书，更加助长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凶焰。天空翻着乌云，形势急转直下。这一天，武汉军校校务委员、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先生悲愤地谴责汪精卫集团，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邓演达走后，汪精卫立即派陈公博继任。但陈尚在江西，一时没有上任，总政治部工作暂由恽代英主持。为了防止突然事变，他把总政治部及其系统下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员，编成教导团，附在武汉军校内，由总政治部参谋长季方兼任团长。他对教导团极为关心。他说：“大家要好好学习军事，好好练兵，形势正在变化之中，要准备应付局面，不能放弃阵地，陈公博一时还不敢来政治部，我不是还同你们在一起吗？大家要抓紧学习和练兵，要加强革命武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终于撕下了“左派”的面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公开叛变。武汉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公博担任政治部主任后，“首先注意便是这一班军校学生。”武汉军校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到处贴着“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的标语。接着，汪精卫反动集团开始捕捉共产党人，形势一天紧似一天。在这种情况下，恽代英召开了武汉军校全体共产党员大会，讲明形势，嘱咐同志们要听候党组织的安排，迎接新的战斗。一天清晨，武汉军校召开了师生大会，恽代英在会上说：“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明天早晨，打倒恽代英的标语，就会出现在武昌城头上了!现在政治形势虽然一时逆转，但我敢说，中国革命必然会成功，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分散以后，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这感人肺腑的临别赠言，在学生们心中久久回荡，使他们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投入更加艰苦的斗争中。

　　接着，恽代英便转入地下斗争。这时，我党的一些基层组织陷入混乱，一些党员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所措。恽代英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畏艰险，四处奔波，秘密活动于基层组织与党员之中，帮助他们与党取得联系，组织起来与反动派作斗争。

　　一天黄昏，恽代英到陈同生家里。当时陈同生身份没有暴露，仍在国民革命军工作。当他开门见是恽代英时，十分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有走？”恽代英用手轻轻推正了眼镜反问：“你们为什么不走？你们不走，我为什么要走？”陈同生担心地说：“你在中央军校当过政治主任教官，又是人们共知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到处作讲演，认得你的人多。据各方消息，敌人对你是注意的。”陈焦急地催促恽代英早离武汉。恽代英却说：“我来看你们不是谈论个人安全问题。”接着他向陈同生交待了工作，强调指出军队的重要性，并鼓励说：“中国革命的旧的联合战线破裂了，只要我们意志坚定，主义明确，真正能团结群众，新的联合路线不久会建立起来，丧失了的阵地会恢复起来。”

　　疾风知劲草，岁寒识松柏。反革命的屠杀，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还在7月上旬，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周恩来等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其时在九江准备“东征讨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与唐生智有矛盾，企图南回广东，独霸一方。他明白自己所辖的4军、11军、20军有不少军官和士兵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如果“清共”，必将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失去独霸一方的一部分本钱。因此，张发奎提出“保护共产党”。鉴于这种形势，临时中央决定派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前往九江、南昌，到叶挺、贺龙组织革命力量，南征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恽代英身着便服回到家里，对沈葆英说：“四妹，国民党已经通令捉拿我了，我要走了!”他深情地望着沈葆英，坚定地接着说：“我们匆匆结婚，又要匆匆分手了。几个月前，宁汉分裂，现在是国共分家了。蒋介石、汪精卫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共产党，搞所谓的清党。而我们的党，因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没有组织反击，以致造成现在这样被动的局面。但是我们是要反击的，决不能让革命果实落到敌人手里，我要走了，你也得有应变的精神准备。你不要难过，我还要回来的。革命遭受挫折，但没有完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晚上，他辞别了沈葆英，趁着夜色，登上了国民革命家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船。

　　9时许，船启动了。恽代英站在船舷旁，望着笼罩着一片黑暗的武汉，悲愤和激昂交织在心头。他坚信黑夜过后，必定是朝霞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