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一艘小火轮离开广州天字码头,沿着珠江顺流而下。约摸1个小时后,恽代英——黄埔军校的政治主任教官,登上了长州岛的码头,沿着北岸,大步朝着人们习惯称为黄埔军校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走去。
南国的春天来得早。作为南方海防要塞的这个小岛上,昂首探天的木棉树,枝头还未萌出新叶,但那火红火红的花朵,却在竞相开放。蒲葵那巴掌般的大叶子,也已长得满簇簇的。珠江三角洲一带贫苦的农家,他们住的简易竹棚,上面盖的就是用砖石压着的蒲葵叶子。这是生长在江汉之滨的代英,到了广州才见到的新鲜东西。还有笔直向上的桄榔树,散发着特殊香味的柠檬桉树,盘根错节、郁郁苍苍的大榕树,更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南国花卉,都在争先恐后地散发着春的气息。
恽代英太忙碌了,他顾不上去享受春的甜酒。4个月前,他从上海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他和李大钊、林伯渠等7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之后,中共两广区委报告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广州,先是担任两广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二月,他出席了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对大家作了热情的鼓励,提出了奋斗方向。随后,又应国民革命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东江行政专员周恩来电邀,去潮汕视察。回到广州后,又按党的决定,来到了正在处在革命斗争漩涡中心的黄埔军校。
在汕头,他与周恩来畅谈了国内外、特别是两广地区、黄埔军校内外各派势力斗争的情况。临来军校前,他又多次与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聂荣臻、熊雄、陈赓、黄锦辉等同志交换意见,探讨了如何把广州建成比较可靠的北伐后方基地,如何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是啊,黄埔军校内部的斗争,是全局斗争的缩影。
阳光透过树隙,射在恽代英身上。他继续快步走着,瞥了一眼挂在黄埔军校大门两旁木板上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贪生怕死莫入此门”
半个多月来,他进出校门,多次看到这笔力遒劲的16个大字。
是啊,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在平定帝国主义豢养的商团叛乱、两次东征粤系军阀陈炯明、打垮滇桂军阀刘震寰和杨希闵的激战中,奋勇当先,不怕牺牲,打出了威风,巩固了广东根据地。而运筹帷幄、爬城冲锋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是一大群热血的革命青年。但是,军校也有许多投机分子和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冒险者。
他曾听陈赓谈起,黄埔军校教育长王柏龄,居然有3个小老婆。平时狂嫖滥赌,贪污成性。第一次东征时,谈水城下一战,王当时已是黄埔军教导二团的团长,枪声一响,就慌张地丢开部队,拔脚就往后溜。战后,十分恼火的蒋介石撤了他的团长职务。可时隔不久,蒋又任命他为军校校本部的参谋,几个月后,又把这位“逃跑将军”提升为黄埔军校教育长。为什么?因为王柏龄是蒋介石换过帖的把兄弟,是他所要依赖的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
黄埔军校的校长,恽代英的顶头上司蒋介石,现在身居许多要职。他的为人又如何呢?蒋常常吹嘘自己1908年就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22年6月孙先生在广州蒙难,蒋介石从上海赶来,登上永丰舰,护卫孙先生。1924年1月,中山先生委他为筹建黄埔军校的委员长,5月,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来头可谓不小。
对于这样的人物,恽代英认为:同样要听其言观其行。
他想起了几天前在军官食堂和蒋介石照过面。蒋介石面露笑容,问了他几句关于这里的伙食怎么样,吃得惯吗之类的话。谁知第二天中午,蒋身边管生活的副官,竟奉命给他送来了几碟精致的菜肴。恽代英婉言谢辞了。之后,又不断给他送罐头、巧克力之类的东西。“哈,想用这些小恩小惠来拉拢我啊?真是门缝里瞧人,把我代英瞧扁了。”但是,硬顶也不是办法,犯不着为这个撕破脸皮。同志们有时开夜车,肚子饿得直叫唤,就收下来为“革命”服务吧。
恽代英作为学校的政治主任教官,他周围有着萧楚女、熊雄、张秋人、高语罕等一批好同志,这是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更有无数渴望真理的青年围绕着他,他感到温暖、幸福。他回想自己23岁那年,走上武昌中华大学附中的讲台起,8年来,先后在安徽、宜城、四川泸州、成都、上海等地执教,接触过许许多多可爱的同学。而今,与他朝夕相处的是近5000名穿着军装的青年——黄埔四期2300多名军校学生外,目前又有2600多名第五期入伍生涌到黄埔这座大熔炉来。他们是已经拿起武器或即将拿起武器的革命军人,把他们组织好,教育好,用来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这该是一支多么雄厚的力量!
恽代英深深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由此,他想起了“中山舰事件”。3月20日,蒋介石扣留了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50多名共产党员。周恩来赶去找蒋介石交涉,他带去的4名武装卫士被缴械。蒋介石借口外面很乱,很不安全,实际把周恩来也软禁了大半天。蒋还派部队包围了苏联驻广州的领事馆,把几十名苏联顾问监视起来,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广州市内宣布紧急戒急,从惠州会馆到造币厂,交通完全被切断。
这是干什么?蒋告诉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李之龙竟把中山舰开到黄埔来。有人报告说,他想炮轰黄埔,搞叛乱,所以我把他抓了起来,解除了中山舰的武装。同时我把第一军的共产党员集中看管起来,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
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了蒋介石的提案,强迫共产党人全部退出第一军,解除了周恩来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也免去了聂荣臻在黄埔军校的兼职。
这就是所谓“中山舰事件”。
之后,蒋又下令同时取消军校内“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另组“黄埔同学会”,自兼会长。为他下步实现“一军一党,以军制党”的阴谋,打下组织基础。
难道共产党人就此忍气吞声吗?要不要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以坚决的反击?!恽代英多次到位于文德路的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去找陈延年、张太雷等人;去位于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的军委机关去找周恩来、聂荣臻、黄锦辉等人;到番禺学宫农民运动讲习所去找毛泽东商谈,分析了各种情况,研究了力量的对比。多数同志的共识是:我们现在广州的力量显然占着优势,完全可以乘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把他搞掉。
可是还得请示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陈独秀害怕国共“分裂”,没有下决心给国民党右派以有力的回击。蒋介石借机说这是“误会”,并自请“从严处分”,立刻释放了除李之龙以外的共产党员。
谁知蒋介石得寸进尺。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上,抛出《整理党务决议案》。张国焘、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赶来广州,作了又一次妥协退让。
右倾错误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在广大党员正确呼声受到压制的空气下,恽代英又能有多大作为呢?!他凭着自己的党性,依靠黄埔军校中共党团作核心,坚守着黄埔这块重要阵地。
恽代英用他的狼毫笔,不断地写。在广州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他编写了《国民革命》、《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社会发展史》、《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政治讲义大纲》等教材和许多小册子。他也从未间断过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共青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广东共青团委办的《少年先锋》期刊,黄埔军校的校刊《黄埔日刊》写文章,他从不放弃一个可供他呐喊的宣传园地。一篇又一篇的战斗檄文,像犀利的匕首、标枪,直刺反动派的心脏。又像催人奋进的号角,激励革命青年,毫不气馁地去与黑暗势力搏斗。
他用自己的喉舌作武器,去演讲,去宣传;
他去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作时事政治报告,讲《中国史概要》;
他去邓中夏任院长的劳动学院讲《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他去李富春任班主任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讲《五卅运动》,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
当然他的主阵地在黄埔军校。
无论是在使人发困的阳春三月,还是骄阳似火、暑气蒸人的炎夏;无论是在孙中山纪念周的例行集会上,还是在给师生作大报告的大饭堂、大操场上,只要身穿旧竹布长衫——难得穿军装的恽代英往讲台或桌子前一站,随着他眼镜后面炯炯四射的目光,有时低沉有时高亢的语调,不时挥动着的有力手臂,时不时发出的哈哈笑声,立即,千百双眼光都注视着他,连维持上课秩序的值勤官佐,也会停住脚步,静静地聆听。无论是爱他的,恨他的,都不能不为他卓越的见解所折服。
他讲课很讲艺术。他懂得怎么捕捉听众的注意力。他讲革命的三民主义,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你既然是孙中山总理的信徒,三大政策是孙总理的决策,你信仰不信仰?执行不执行?有些人背后骂他是“黄埔四凶”的元凶,可抓不到他的辫子。他的观点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上的演说中,就明白无误的宣告过的:“如果本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
“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
“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派,只要问我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如果有违背三民主义去做反革命的事情,便马上可以拿去枪毙。如果没有,便不能开除。……”
下了课,经常还有学员围着他问这问那的,恽代英总是不厌其烦地作解答,有的就成了他下一讲联系实际讲课的素材。
有一次,他应邀去岭南大学讲课,他的题目很新鲜:《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他讲到孔子是中国的“圣人”,耶稣是古犹太的“圣人”,他都很钦佩。但是,孔子只会游说各国诸候,专走上层路线,钻了一辈子“烟囱”,他的“道”还是行不通;耶稣曾经大骂那些直接压迫犹太人民的祭司与收税吏,但这些压迫人民的恶棍,仍然死不改悔。“劝”也好,“骂”也吧,都是不中用的,老虎还是要吃人的!只有我们革命党用“打”的法子,才能奏效。一席话,引发了在场师生暴风雨般的掌声。
春去夏来,7月9日起各路北伐大军陆续离开广东,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也随军北上。恽代英却奉命留在广州,留在黄埔军校。
为支援前线,巩固北伐的后方基地,有许多做不完的工作。
黄埔第四期学员毕业考试结束,即将分赴各部队去担任军职的前夜,他们热爱的恽教官,在军校大礼堂给他们作了最后一次报告。他谆谆告诫大家:“现在各部队的政治情况复杂。我们既不应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也不宜急躁幼稚,看不顺眼,掉头就走;决没有一个非常纯洁的革命军队,大家应该先扎下根来,团结进步的力量,讲究斗争的艺术,来逐步改造旧的军队,使之成为真正革命的军队,才能完成我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宏伟大业。”
这些出自肺腑的“临别赠言”,又一次照亮了青年军人的征途。
一批老学员走了,更多的新学员又集结在恽代英的周围。从日常接触中,他们感到恽教官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是个顶天立地的好导师,是一块具有无比巨大吸引力的磁石。
磁石吸引着愈来愈多的铁块、铁珠、铁钉、绣花针。他们被磁化之后,带着新的活力,流向祖国的天南地北,迎接着新的考验。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原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武汉。恽代英也奉命去武昌主持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工作,离开了他苦斗了一年的英雄城市——广州。1927年年初,亲人和战友们终于把恽代英盼到了热浪滚滚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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