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6日傍晚。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内一间阴暗的审讯室里。

　　主审人是戴着白手套、颇有绅士风度却又佩戴了武装带的英国巡官。

　　被审人是剃着平头、穿着短衣、面相已破、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

　　主审人的审讯桌上摆着从恽代英身上搜出来的眼镜、自来水笔、手表、40块大洋和一包有待散发的传单。

　　主审人显得很得意——他也确有理由感到得意。因为，他们刚才从杨树浦怡和纱厂门口抓到的这个“嫌疑犯”是如此地奇特和充满矛盾:说他是工人吧，却又处处透露出某种书生气，特别是那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和那枝自来水笔，戴在以劳作为生的人身上难免显出些不协调;说他是平民百姓吧，分明又有一只手表和40块大洋;说他是安份守己之辈吧，身上又带了一包有待散发的传单……总之，在主审人看来，这位“嫌疑犯”决非等闲之辈，若能从他身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说不定能得一举破获共产党首脑机关之奇功呢。

　　恽代英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从被捕的那一刻起，他就在思索着种种应付的对策。

　　较量开始了。

　　“姓名？”主审人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笃”了两下，开始了例行的审讯。

　　“王作霖。”恽代英用浓重的湖北口音作了回答。

　　“年龄？”

　　“30岁。”恽代英故意隐瞒了5岁。

　　“籍贯？”
　　
　　 “武昌。”

　　“职业？”

　　“在武昌电话局做工。”

　　“怎么到上海来的？”主审人的审讯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

　　“去年10月，我失业了。”恽代英如数家常。“在家闲住了半年，因生活无着，这次跟一位朋友到上海来找份差使做做。”

　　“哪天来的？”

　　“本月3日。”

　　“乘的什么轮船？”主审人以职业的敏感，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回答是不容置疑的:“太古轮。”

　　“现在上海哪里歇脚？”

　　“法大马路鸿运旅馆——不过，那里太贵，就搬到东新桥车夫住的小客栈去了。因为忙着找事干，整天东奔西跑，到了晚上就在临近的地段找便宜的小客栈住。”恽代英远兜远转说了一串，稍停了一下，苦笑着说:“所以我每天住的小客栈并不固定在一处。先生，找差事真不容易，住嘛，只能将就了。”

　　“找差事，哼!”主审人截住话头，单刀直入:“今天下午，在怡和纱厂门口搞煽动，该不是找差事吧!”

　　“今天下午，我是到韬明路惟兴里找一位在铁工厂做事的老乡王春去了。”恽代英对答如流，振振有词地继续说下去:“找他是想帮我找份差事，因为没有找到，就走了。刚走到怡和纱厂门口，见那里乱哄哄地，出于好奇，在那里看热闹停了一下，不料正好碰上你们，发生误会，就被抓来了。”

　　“难道——”主审人阴冷着面孔，从桌面上出示一包传单:“这也是误会？”

　　恽代英故意轻轻地笑了笑，解说道:“这是我在看热闹时，一个陌生人硬塞给我的，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个陌生人就急匆匆地走了。当时我根本不晓得这一包是传单。”

　　“看来，你是不肯说实话了!”。主审人一改绅士风度，把头一歪，随即有两名打手拥上，将恽代英没头没脑地毒打了顿。

　　“现在该说清楚住在哪里了吧!”主审人毕竟城府很深，他要紧紧地抓住这根藤，来打开缺口。恽代英抹着口中溢出的鲜血，嚅嚅地:“小客栈，好几处，记不得了。”

　　“那就说说住鸿运旅馆几号房间？”“记不得了。”恽代英住不松口。

　　“你的同乡王春住在惟兴里几号？”主审人迂一下，盯住不放。

　　“记不得了。”又是一阵毒打。为了对付这些野兽，恽代英临时编了“鸿运旅馆40号”和“惟兴里104号”这两个假门牌号码来搪塞。

　　主审人终于舒了口气，他以胜利者的姿态笑了笑说道:“王作霖先生，你早该说了嘛!”

　　恽代英听到主审人喊他“王作霖先生”，也露出了一丝不易为人觉察的微笑。

　　当晚，英国巡捕把恽代英从监押房提出来，推上一辆小汽车，要他去指认“鸿运旅馆40号”和“惟兴里104号”。

　　上海的夜晚浸沉在一片纸醉金迷之中。随着一路闪烁而过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灯光，小汽车先后在鸿运旅馆门口和惟兴里路口停了下来。然而令两名英国巡捕扫兴的是，找遍之后既无“鸿运旅馆40号”，也无“惟兴里104号”。他们恼怒不已，将恽代英押回监房后再次毒打一顿，逼其讲出个所以然。恽代英于呻吟中只是答道:“被你们逼的。”

　　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英国巡捕房也只得摇头丧气，次日，便把恽代英提押到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经过审讯，仍一无所获，便以“共党要人嫌疑”转押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邀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如获至宝。然而，当他们看完全部审讯笔录，却怎么也无法在这个眼青鼻肿、名叫“王作霖”的工人与“共党要人”之间划上等号，只得先搁起来待机再行审讯。

　　恽代英身陷囹圄，初战告捷，这使他得到了一些慰籍。但他深知，敌人是决不会轻易地放过一个“嫌疑犯”的，何况自己编造的假口供，尽管对答如流，也并非天衣无缝:5月3日由汉口抵达上海的那艘轮船的船名，是否叫“太古轮”？“在武昌电话局做工”也需要得到“佐证”。他还想到，由于那位英国主审人的疏忽，没有问及自己在武昌的详细住址，如果以后敌人问及，该说住哪比较可靠和可信，等等。总之，这些都需要能“圆”得起来。此时此刻，他确实想得很多，党组织的安全，战友的处境，爱妻沈葆英倚门等待他回去吃霄夜……所有这一切使他萌生起急切地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强烈渴望……

　　过了几天，他终于买通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看守，并托他带出一信给党组织。信中，他首先以介绍王作霖简历的曲笔向党组织详尽地汇报了自己在受审时所编造的假口供的内容，以便统一口径，并告之“在此无一熟识的人，但同狱颇多关照，有人送与衣被，菜饭也不成问题，外面勿须挂虑，并不要送钱物探望，以免引起枝节。”信中要求党组织“最好能将3号从武汉进口船名，开一个来;如能为找一地址、职业可查的交来。”同时还提到党组织如有什么指示或“相告之语”，务必“于接信后至迟第三天(后天)12点(午)与来人约定在龙华客栈交一回信来;如尚无回信，亦需派人来与他另约一时间(来人需要酒钱，可照信内给他)。”

　　恽代英以他的坚定、沉着、机智，闯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审讯关。在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押到苏州监狱，后转押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后敌人只能以“煽动集会”的罪名将他判了5年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