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南昌才一天行程。当恽代英和前委机关的同志们，顶着骄阳，随贺龙的主力开进到向塘附近时，叶挺身边的一位参谋，策马急驰而来。

　　“报告！叶军长让我送来一份急件！”他敬了一个礼，把信送到了周恩来手中。参谋身上的军衣湿得可以挤出水来。他身边的战马也是汗津津的，在打着响鼻。

　　周恩来打开信，一双浓眉就锁住了。他默默地把信递给了恽代英，又传到了李立三、彭湃的手上。

　　急件报告的是一个坏消息。被迫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竟于今晨带着全师5000多人，在离开进贤后，东去了。

　　3天前，蔡廷锴向叶挺军长一再表示，他的部队没能赶上南昌起义的战斗。这次南征，他愿意带第十师为全军开路。

　　言犹在耳，谁知他中途变了卦。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蔡廷锴的这支部队，如不加以认真改造，迟早是会出问题的，但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唉！不知第十师部队中我们那一批共产党员的命运怎么样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会不会给枪杀了?！”恽代英的眼睛润湿了。

　　谁也没有回答。随后，又接着发生了十一军二十四师的参谋处长、二十军参谋陈裕新，加上第五团的部分军官，也带着几百人，先后去投唐生智了。贺龙听说陈裕新开溜了，气得扯直了嗓子直骂娘，恨不得立刻把他抓来枪毙正法。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每当宿营时，从参谋团传来的每天军事实力统计表，可以了解到部队减员的严重情况。到抚州，路上不过走了三四天，不断发生成班成排集体开小差的事，已经逃跑了2000多人，还不算蔡廷锴和第五团反动军官带走的6000多人。还没有和敌人交火接仗，实力就损耗了近四分之一。

　　问题的根子究竟出在哪里?

　　既有客观原因，也有许多主观因素。

　　既有后勤供给、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也有各级军官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政治工作的地位问题。核心则是旧军队的改造问题，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问题。

　　恽代英知道，这支起义军的主要成份还是好的。无论是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二十五师，还是贺龙指挥的二十军。这两支军队的前身，在两次北伐战争中，有的从广东打到湖北，有的从湖北打到河南，都打出了威风，立下了赫赫战功。叶挺、贺龙、朱德等同志，在部队中，个人的威望都很高。带兵也各有一套办法。但是，要带好这么一支庞大的武装，单靠少数长官的个人威望，是不够的，需要有一系列的组织和制度的保证。旧军队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要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这一切，前委诸同志，包括他自己，都缺乏足够的经验。

　　恽代英带兵打仗的经验就更少了。他只是在两个多月前，与叶挺的部队共同讨伐夏斗寅部的叛乱中，在临时编成的武汉中央独立师当过很短时间的党代表，在咸宁附近打过两仗。因为这支部队是由武汉军校和中央农讲所的同志编组起来的，有很多共产党员在内起作用，士气高，部队比较好带。但是，他毕竟在黄埔军校前后干了15个月，与部队的各色人均有过接触，了解他们为什么出来当兵，能够把握住他们的思想脉搏。

　　恽代英冷静地分析了部队大批逃亡的原因。

　　且不说那些“千里当官只为财”的旧军官，跟着起义军南下，眼看升不了官，发不了财，当然要另攀高枝。当兵的中间原本有一些“营混子”，有些则是刚俘虏过来补进连队的，还没受过革命灌输，不知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穿上“两尺半”，原本是混口饭吃，真要上前线开仗了，便赶快瞅空子拔开腿就溜。

　　南下的起义军中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学生，他们向往革命，受到武汉反动政府压迫，赶来南昌不久，就编到连队扛起了枪。步枪加200发子弹，还有洋镐、铁锹、军毯、水壶、饭盒什么的，足有四五十斤重。大伏天长途行军，标在军用地图上的是60里，可实际上每天要走80里还多，他们受不了这个苦。就是一些老兵，长期在一个地方驻防，开拔时往往也靠火车、船只运输，变得娇气了，很少经历过在大伏天连续长途行军的。几天下来，人的骨头架子也几乎散了。

　　还有沿途的群众因为轻人谣言，害怕拉骚扰，青壮年纷纷躲进山里去了。部队中的确也有害群之马。甚至发生过鸣枪威吓老，强拉民的事。近日部队的给养也差，不少连队当兵的只能吃上糙米南瓜饭，特别是溽暑行军，口干舌燥，往往连口开水也喝不上，路上见到河沟有水，那还顾得上干净不干净，蹲下去捧来就喝。拉痢的、中暑的、生疟疾的，病号一天比一天多。各级医政处医务人员本来就少，有的医官也开了小差，民丢了药担子跑了……

　　有些中暑或者累得旧病发作的士兵，因抢救不及时，倒毙在路边的，几天来就有二三十人，怎么不叫人触目惊心！

　　要把部队的军心稳住，恽代英认为应急的办法，首先要作些组织调整，同时整顿军纪，做好部队内部和沿途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当前委指挥机关大队人马，跟随朱德部队后面，趁着抚河水浅，徒涉过了河，进入抚州(临川)城后，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

　　首先研究了部队各级军官，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进行逐个排队。对有些摸不透的军官，则调到不是要害部门任职，或者解除他们的直接指挥权，调任副职。如把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团长欧震提升为副师长;把一营营长吕承文调任师参谋处长。又决定把临川农军和部分青年学生正式编到第九军和二十军第三师的六团去。任命周逸群担任第三师师长等等。这些恽代英都表示赞同。

　　其次研究了调整各级党的组织，充实作战团的党支部。

　　当商谈到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与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时，恽代英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方面的工作，我是主要负责的。南下以来，我抓得不紧，工作做得很少……”

　　当他还要往下说时，周恩来摇了摇了手，接上了话茬:“代英同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在座的都有责任嘛！连日来，大家都很疲劳，可以说人困马乏，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嘛！你已尽了你最大的努力。不谈这些了，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要不要把土地政纲的条文修改一下，使之更切合农村的实际，这可是动员农民支援我军，深入土地革命，十分迫切的一个重大问题。”

　　这个问题，争论得十分热烈。

　　散了会，恽代英的情绪还有点激动。他想起自己一年多前在《黄埔潮》半周刊上发表的《党纪与军纪》，以及在黄埔军校作的《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问题》那次报告，还有许多有关动员农民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文章、讲话，是有许多好见解的，但要实现它，确实收到成效，是多么不容易。

　　纸上得来终觉浅，事非经过不知难啊！

　　8月13日，前委和革委会机关随主力进入宜黄县城时，进入恽代英眼帘的是一派暗淡景象:商店早就关门打了烊，居民家家门上挂着锁，原有近2万人口的热闹城镇，居然只留下四五十个老人，躲在家中看动静。

　　恽代英一打听，原来前两天不知哪处窜来了一股土匪，砸门打抢，见物就拿，还奸淫妇女，骚扰了半天才呼啸而去。同时传闻后面紧跟着有更厉害的北军要来，怎么不叫他们心惊胆战?！

　　于是恽代英把宣传队和机关的一些同志召集起来，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都看见了吧！老百姓为什么总躲着我们?说明他们相信了反动当局的胡言乱语，反过来又说明我们一路上宣传工作是苍白无力的，没有深入人心。还有我们的军纪也的确存在问题。老们看见我们打的仍是国民党旗号，穿着同样的军装，他们怎么能搞得清我们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军队呢?！”

　　“连日长途行军，同志们是很辛苦的，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们能让反革命的喧嚣压倒真理的声音吗?我想我们宁愿少睡点觉，身上再晒脱一层皮，也应该让沿途的老看到、听到我们起义军是干什么的。不错，现在宜黄城内只有几十位老人，几十位眼花耳背的老人，不识字的老人。但不要小瞧他们，他们有嘴，有儿孙，有亲友，有街坊邻居。我们既要用不扰民的实际行动去感动他们，也要留下我们的宣传标语、口号和真理的声音。躲在外面的人总要回来的，口碑往往比石碑流传得更广。再有就是部队开拔前，你们都分头下去检查一下，宿营时借的门板、草归还了没有?水缸的水挑满了没有?不要小看这些，只要我们教育部队坚持不懈这样去做，老百姓就会真心拥护我们，他们心中可藏着一杆秤哪！”

　　散会后，大家纷纷上了街，有的刷标语、贴布告，有的找躲着的老大伯、老大妈去做工作，问苦问暖。原本在江西干过农会、工会的同志，特别老家就在江西的，这时显得特别活跃，他们和蔼的态度，亲切的乡音，一声声都说到这些老人们的心窝里去了。

　　等到部队离开宜黄时，已有不少老陆续回了城，一扇扇紧锁着的门，吱呀呀的慢慢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