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叶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政治家、理论家、青年运动领袖恽代英在狱中写的诗。几天后，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南京伪中央监狱里。他的生命是短暂的，然而他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就使其有限的人生得到无穷的延长，闪耀出灿烂的光华。

一

　　恽代英生于忧患。他诞生这一年，日本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继而引发了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他三岁时，神州大地展开了一场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救亡运动，其领袖康有为、粱启超、谭嗣同在他成长的道路中，曾起过积极作用。他六岁时，八国联军打进京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

　　民族危难猛烈撞击着他的心扉，革命志士的前仆后继如火炬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强烈的忧患意识驱动着他在十三、四岁时，就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传统的善恶观是恽代英爱国主义的起点。那时他想到的是“中流击楫”、“揽辔澄清”的人格。后来他把这些朦胧的人格观上升到理论高度。他将世界划成善恶两极，在《一国善势力之养成》(载《青年进步》第16册，1918年10月。)中指出：只有善势力养成，方能扑灭恶势力，国家才能兴盛发达。如何养成善势力呢?在于培养优秀品德，为此他提出了“立品救国”的思想。将道德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很显然这是他对传统伦理哲学的继承和改造。

　　青年恽代英在探索救国之途时，特别强调“行”，表明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他反对空谈，反对无休止的争辩，提倡“力行”。他批评了“一般自命为爱国之士者，但好口说争辩，而不实行，或实行而不切实、不勇猛之过。故吾等今日必须超然跳出口说争辩之范围，凡自见可以救国者实行之，切实而勇猛以实行之，非此不足以救中国”(《恽代英文集》第69-70页。)。很显然，他的“力行”观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

　　正是本着力行救国的精神，他以饱满的政治激情，投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写了《义务论》、《新无神论》、《物质实在论》、《怀疑论》等充满战斗精神的文章，宣传近代唯物主义，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批判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文化。他的这种理性战斗的目标是救国。正如他在“最有价值”的文章一《经验与智识》中所表白的那样：“吾愿政治家读吾此言，当力求利用各种真学问之人才，无徒恃有经验而无智识之老官僚，以自误国事。”(《恽代英文集》第53页。)

　　正是本着力行救国的精神，他怀着积极的爱国情感，投身到救亡运动中。1915年袁世凯欲黄袍加身时，他组织爱国学生走上街头，散发反对复辟帝制的传单，与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罪行作斗争。1917年10月，他在武昌组织了第一个进步小团体互助社。在《互励文》中，他写道：“我们都晓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立一个决心，……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侯社会。”(《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第1918年5月，北洋军阀段棋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消息传到武汉，他立即组织互助社成员，发动群众，举行抗议活动。他写了《力行救国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反动军阀卖国的勾当，呼吁民众奋起反抗。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他“始剃全头，不戴东洋头之义也”(《恽代英日记》第686页。)。他们将这种用中国制造的剪子剪的平头称为，“爱国头”，在散发传单上也特别写上“这是中国纸”。

　　1919年五四狂飙激荡神州大地，恽代英立即投入进去，成为武汉地区的领导人。5月7日，他得知北京爱国学生举行游行消息后，连夜油印爱国传单。传单于次日散发，上面悲愤的写道———“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恽代英日记》第536页。)。这犹如革命的火种，点燃了学生们心中的反帝怒火，学生们扬臂高呼爱国口号响彻云际。从这天起，恽代英忧思国难的火烫的心，同武汉地区民众掀起的壮烈雄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正是本着力行救国的精神，他高举起批判的大旗，不断地接受新思想，并付诸于实践，不断否定旧我，超越自我，苦苦寻找济世的先进思想武器。五四时期，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涌入中国。这些新思潮如闪光体立即引起了处在黑山谷中摸路的恽代英的极大兴趣。他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将这些思潮不加消化，囫囵吞枣地变成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其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十分明显，他尤其崇拜俄国著名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他创建的进步小团体互助社，就是“取克鲁泡特金进化论的意义”。他运用克氏“互助论”的观点，猛烈抨击帝国主义，针砭时弊，无情鞭鞑封建主义。他憧憬着整个人类通过“互助”进化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恽代英在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时，也接受了其它“新思想”的影响，从皮浪、康德的怀疑论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从天赋人权论到唯爱主义等等。这些思想又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混杂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但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他思想的主流。他将自己生命之根深深扎在爱国主义的沃土中，使之根深叶茂。当日本的新村主义传入中国后，他又以火一般的热情，积极响应，和林育南、李求实等青年在武昌、黄冈等地，办起了书社、小工厂、学校，希望避开黑暗社会，关起门来过“自利而利人”的“共同生活”，以达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黄金世界”。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们非但看不到实现黄金世界的希望之光，反而在经济压迫下，陷入到绝境。残酷的现实告诉他们，旧路是一条死路，不能走下去。新路在何处?一时又寻觅不到。他陷入苦闷、防惶之中。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的传播，共产主义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光明之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认识到要救国家，必须首先用暴力推翻封建军阀的政权。正是因为他通过革命实践，将各种西方思想进行试验、对比，在挫折和失败中间，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救中国的唯一法宝，所以他能自觉与“旧我”绝裂，严格解剖自己，执着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坚贞不渝，并为此奋斗终身。

　　恽代英在主办《中国青年》期间，将宣传马克思主义放在办刊宗旨的首位。但他绝不用抽象的教条、空洞的口号和唱高调，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寓于广大青年所关心的学习、工作、恋爱诸问题中，使他们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自觉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他指出：共产主义应该是每一个革命青年的最崇高的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首先应该投身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实现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去。他号召广大青年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参加到革命的行列。

　　与此同时，国家主义派将自己装扮成爱国主义者，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右派戴季陶也著书立说，在理论上论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有些青年一时分辨不清，有的甚至随声附合。恽代英和瞿秋白、萧楚女等，著文痛斥国家主义派和戴季陶的无耻澜言，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完全适合中国。中国目前进行的民主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渐进于共产主义。这场论战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也提高了广大青年的思想觉悟，坚定了他们追求革命真理的决心。

　　1927年夏，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夜之间，“赤都”武汉变成了反革命的屠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共产主义是赤祸”的陈词滥调又充塞书国。这次反马克思主义的叫嚣和一年前国家主义派的叫嚣不同的是伴随着疯狂的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倒在血泊中。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恽代英面对白色恐怖，毫无惧色，提笔著文：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以转变到社会主义。他怀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胜的坚强信念，鼓励身边的同志“只有奋斗可以给你们生路，而且也只有奋斗可以给你们快乐。我们要忍受一切困难与艰苦，咬着牙关奋斗过去！”“创业总是艰难的，敢于创业的人，便不应计较艰难。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陈同生：《代英同志的教导毕生难忘》，《青年报》1957年4月26日。)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周恩来、张太雷、叶挺等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的那一天，面对着冲天的火光，在轰轰的炮声中，他信心百倍他说：“挫折是不可免的，要经得起挫折。不承认失败的人，才有再战的勇气。”“古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们下决心造三十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会不相信我们曾被又残暴、又愚蠢的两脚动物统治过多少年代，也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随后恽代英到香港坚持斗争。这里一方面帝国主义暗探、巡捕，国民党特务如蜘蛛一样，将其罪恶的网丝布到每个角落，革命同志随时有被捕遇害的危险；另一方面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世界，又在腐蚀，吞

　　蚀着人们的灵魂。这种环境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新的考验。恽代英不为险恶的环境所惧，不为金钱世界所惑，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矢志革命的高尚情操。他对妻子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这种思想、情操、乐趣，是那些把占有当幸福，把肉麻当有趣的人无法理解的。”(访问沈葆英记录(1981年7月)。他正是抱着这样崇高的精神境界，战斗在香港、上海、厦门，在狼窝虎穴中谱写新篇章。

　　1930年恽代英不幸在上海被捕。在狱中他机敏称自己是工人王作霖而未完全暴露身份，只被判了四年徒刑。在狱中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他斗志昂扬地领导难友们与反动派作斗争。次年4月，大叛徒顾顺章将恽代英出卖。蒋介石得知此讯，欣喜若狂，立即派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劝降。面对高官厚禄和死亡的决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4月29日，年仅36岁的恽代英，怀着共产主义必然要在中国、在全世界实现的坚定信念，高唱着国际歌走上了刑场。

二

　　爱国主义是积淀在龙的传人血脉中对祖国深厚的感情，是中华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恽代英在投入爱国主义运动中的同时，对爱国主义作了精辟的论述，赋予他时代的精神。

　　(一)对爱国主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恽代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爱国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属于上层建筑，必定有它的经济背景。若经济背景遭到破坏，爱国主义便不能维持。因此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他特别强调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爱国“是两件绝对不相干的事”。这是针对国粹派和主张东方文化的人说的。他指出对传统文化，应该作阶级分析，不能简单说好，或说坏，但从本质上讲，传统文化是建筑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化，是封建文化。封建统治者鼓吹的伦理，如忠臣、孝子、节妇等，是封建宗法社会在上层建筑的反映，是他们强化、奴役人民的精神鸦片。国粹派、东方文化主张者迷恋中国古代文化，并称“提倡中国的固有文明，是可以激发人的爱国心理的”(《恽代英文集》第589页。)。他们所鼓吹的爱国，是爱古代文化，却与现实离得太远，“每每是不以一切爱国运动为然的”。这种所谓爱国“只是以转移人民爱国的精神，使他们为了文明而忘却国家而已。”在这里恽代英不是简单否定传统文化，而是批评那种脱离开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而宣扬古代文化的主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今日精神的堕落，许多地方都是出于物质的贫乏。不从物质救中国，恐怕终为前几年前几十年所空唱的救国自强，结果终只是空唱而已。”(《恽代英文集》第406页。)这样恽代英不仅赋予爱国主义的时代精神，而且指明了救国的正确途径，只有经济，政治上获得独立，“中华民族乃能独立，中华民族的精神，乃得完全恢复常态”(《恽代英文集》第405页。)。

　　他还批判了国家主义派用“全民”抽象的名词混淆视听，用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其实质是掩遮他们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勾结的阴谋。

　　爱国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时代特征就是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认清国情是救亡图存的先决条件。恽代英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反动军阀就成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两大障碍，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使自己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不会能有很够的爱国信念的。”只有打倒军阀，实行社会彻底的改造，国家才能独立兴盛。

　　(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救国之策。中国近代二元社会造成了中国政治的多元化，衍生出许多救国主张，几乎每一个主张都产生了一定社会效应，都有一批群众，有的还颇有市场。恽代英认为在中国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之前，这些主张不仅仅是空想，而且还转移人民斗争的视线，因而必须加以批判，将群众引向正确的解放道路上去。

　　教育救国在当时颇有影响，恽代英指出这种救国论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而且在实践上往往误导人们舍本而求未。教育在阶级社会里，往往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工具。他认为在现行政治制度下，所谓教育多系富贵人家子弟。他们所受的教育，“又常系私利的、服从的、保守的性质。结果只是制造智识界的一般商品，以供资本家的选购。”(《恽代英文集》第328页。)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办的学校，则推行的是帝国主义奴化教育，进行文化侵略，豢养与蒙蔽一小批中国人，使他们失掉民族精神，成为洋奴。他坚决反对把教育视为治世之万应灵药，但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他提倡进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三民主义的教育。他主张强化民族性的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和扼杀人性的封建奴化教育，提出教育家对社会“真贡献”便是用他们的力量，去“影响到政治经济上面来”。教育首要的任务是培养改造社会革命的人才。他们是在革命中，或革命以后，“能了解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以指导国民行动的人才。是善于运用国家政权的人才。”(《恽代英文集》第402页。)革命教育的方针“宜明走在用以救国”(《恽代英文集》第397页。)。他主张学校的教科书应该有爱国主义、改造社会的内容，尤其要注重近代史的教育。学习世界近代史“才知道民主革命的由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何以发生”，从中探索世界一切问题“根源”。学习中国近代史，才知道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源，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与方法。同时“亦从中国近代史中，学得许多革命的烈士，为中国的前途献身的伟绩。”(《恽代英文集》第437页。)

　　学术救国论在当时颇能迷惑一些青年学生。恽代英在《中国青年》撰文认为积弱贫穷的中国当然需要自然科学，“若所说自然科学是指的工业、农业等技术知识呢，则我以为这种学技术当然总比那些学灵学和学白话诗的人要好些”，中国也当然需要牛顿、爱因斯但、培根等大科学家，但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纵有几干几百技术家，“岂但不能救国，而且只能拿他的技术，帮外国人做事，结果技术家只有成为洋奴罢了。”(《恽代英文集》第388页。)面对国家危亡，自然科学是无法救国的，救国之途在于彻底改造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使国家获得统一和解放。当前社会最需要的学术是研究“救国的学术”，即社会科学。他指出“一个国家要拨乱反正，转弱为强，必定有他应遵循的途径。我们要在社会学者的理论中，古今中外历史的教训中，去找出这种途径，我们便能有把握地可以救中国。”他明确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使中国获得独立解放的理诊灯塔。

　　实业救国的错误恽代英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总结五四运动后，企图通过办书社、工厂等经济实体以战胜私有制而失败的教训，开导有实业救国思想的青年应放弃这种异想天开。他说：“我记得我从前痴想以为我开办了一个小商店，便可以由怎样怎样的发展以至于完全改革社会，……但是事实上证明我这只是一个荒谬的空想，改革社会决不是像这样做下去所能有功效的。”(《恽代英文集》第802页。)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军阀的内战，严重破坏了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谓实业，亦每只是帮外国或本国资本家分销些原料成品，压迫剥夺工人或市民，自己赚取一点很少的费用，说什么改造社会，不过是欺骗良心而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和实业发展的两大障碍，只有除掉它们，中国的实业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人格救国，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青年会制造的骗人理论之一。恽代英从经济是上层建筑的基础的角度，来驳斥这种谬论。他指出人格作为道德属于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经济基础派生出来的一种行为规范。究竟是谁没有人格把中国弄坏了的呢?“是因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逼到失其故业的农人、工人，为他们的生活，去当兵当匪的这般人没有人格，所以把中国弄坏了的么?”是因帝国主义以赔款方式，进一步胁迫中国，使之沦为半殖民地。青年会“吃”教的人，俨然成了外国的子民竟说什么“人格救国”真是“假冒为善”。“凡吃了外国人的饭，帮着外国传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骗人教义的，我们应当绝对的反对他。”(《恽代英文集》第373页。)人格是无法救国的，在中国的救国根本之途在于首先要求经济上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在中国就是进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国民革命。

　　(三)近代中国的二重任务是民族独立和中国现代化。恽代英将主要精力放在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上，同时对中国现代化也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中国的现代化也应从苏俄经济建设中吸取经验。恽代英十分关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指出：“列宁在一九二一年全俄平定之后，宣布新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中重建资本主义；这与他在一九一七年沙俄的时代与克伦斯基的时代，倡导无产阶级直接行动，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是同样震耀全世界耳目的事情。”(《恽代英文集》第477页。)他通过总结新经济政策得出的启示：

　　第一，“他认为这可以暗示产业后进国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有人则认为用军事共产主义，或者先让私人资本主义发达起来，才有共产主义可言的主张。恽代英指出：“列宁已经用他的行事告诉我们，两方面都是不对的；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但必须用新经济政策做他们中间一个长的阶梯。”(《恽代英文集》第480页。)

　　第二，他认为这还“可以暗示凡一种革命不是军事上得着胜利，便可以称为完全成功的。要改变社会的经济状况，军事胜利以后，革命的党还须靠合当的经济政策，以巩固新政府的基础，同时亦须预防旧势力的反动。”

　　第三，应学习列宁一切从俄国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思想路线。他强调列宁新经济政策正是根据苏俄革命成功后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正确政策。中国革命应该以列宁为榜样，“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因此中国革命并不是“即刻”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全国各阶级联合起来(不论贫富)，以打倒列强压迫，谋民族的独立。应该指出当时在年幼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国际主义神圣化的氛围。恽代英以上的思想表现出的理论力量，具有启蒙的作用，成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初源头。

　　恽代英还指出政治革命后必须由革命政府进行国有的大生产事业，矿山、土地、工厂、银行应逐渐收归国有，必须使有产阶级担负大量的租税，必须使国家的收入，一大半用于人民的教化及其他便利生活的事业。对于民族资本不是消灭，但必须通过财产税、所得税、公债等方法筹得资金，用以国营大生产和改善人民的生活。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早提出利用外资的人。1924年4月27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评论之评论》上发表了《如何方可利用外资》，阐明的观点有：第一，中国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欲救贫穷，必须开发富源，而欲开富源则须引入外资。苏俄政府为了国内产业的发展，因资金不足，不能不利用外资。我们“应当仿效他们用极严重的条件，利用外资，以开发富源”。这种开放政策决不会因人种的不同而有差别，其本质是一样的。

　　第二，应该看到工业发达的国家对于投资的地方，自然有时不免希望图谋分外的政策、经济的利益，关键要看接受外资的国家是否具有保护本国利益的能力。

　　第三，要引进外资，“必须先有公忠而强国的国民政府”，只有这样外资才能“用以开发富源”，用外资方能有利而无弊。

　　此外，恽代英针对我国科技人员缺乏，提出了聘外国技术人员为中国服务的思想，只要主权在我们，请外国的技术家，“犹如外国人招华工一样”。

　　恽代英处在革命的时代，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对中国现代化作出缜密的规划，但他以上的见解对于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是有稗益的，也为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材料。(四)把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相结合，使爱国主义的内涵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化。如前所述，恽代英树立共产主义信念不是偶然的。他是在寻求救国道路过程中，通过将西方民主和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实验失败后，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方确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换句话说，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是最理想的社会。由于他的这种社会价值取向是在受到挫折中确定的，因而十分坚定，从没动摇，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实现了自我价值。

　　共产主义不是空想，共产主义者首先应该是爱国主义者。恽代英公开宣布共产党人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但不是马上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在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具体他说就是“先实现联合各阶级的打倒帝国主义运动——将时局向前推进一步，然后再以无产阶级的实力谋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权，以渐进于共产主义。”(《恽代英文集》第712页。)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战士。恽代英批判了用“全民族”抽象空洞的好名词欺骗民众的国家主义。他将中国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视野中参照，指出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帝国主义不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首要仇敌，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首要仇敌，“我们应当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共同打倒帝国主义”(《恽代英文集》第903页。)，以进行世界革命，“中国靠了这，一定可以回复到完全独立的地位。”(《恽代英文集》第556页。)恽代英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使民主革命时期的爱国主义更增添了新的内涵，引导中华民族向更高目标迈进。

　　综上所述，恽代英站在历史的前列，以救亡为己任，深刻地揭示了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和特点。他处在激烈的革命时代，不是简单地回应和激活传统的爱国主义，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剔除其中封建的糟粕和狭隘的民族观，将朴素的民族感情升华为理性和良知，赋予它崭新的内容，并将其提高到了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