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后藤延子著 喻枝英译 罩银风校
近十年来，关于恽代英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在80年代初期，《恽代英日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恽代英传记》(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恽代英文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版)等著作相继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恽代英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1985年，为纪念恽代英诞辰90周年，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恽代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这充分说明恽代英研究已经走上了正轨。
在日本，小野信尔于1979年率先发表了《五四时期的理想主义——以恽代英为例》(东洋史研究38卷2号)一文。自此，日本学术界共发表6篇论文。在日本的恽代英研究，主要是以五四时期为中心，此后直到1931年恽代英牺牲这一时期，尚未有人涉及。尽管如此，但从总体上评价，应该说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宇佐美诚次郎在翻译斯诺的《中国的红星》一书时，将恽代英音译为“温得应”相比，仿佛有一种隔世之感。
笔者于1982年3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恽代英在五四前夜的革命思想》(信州大学《人文科学论集》第16集)一文。写这篇文章时，我还没有见到《恽代英日记》一书，因此，在资料来源方面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我相信拙稿的基本观点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基本材料，因此，我认为对恽代英在五四前夜以及1919年末的思想研究还有大量的课题有待我们去探讨。在这篇文章中，我打算以《恽代英日记》为主要素材，同时也参照张洪注的《恽代英著译辑年要录》(《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一文中一些稀有资料对这一问题再作一些探讨。这也算是对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一个补充。我想，如果读者能把这篇文章看作是前文的姊妹篇，我就非常满足了。这两篇文章如果能够形成一个整体，能够清楚而准确地描绘出五四时期恽代英这一人物的整体形象和性格，那么，笔者的意图也就完全达到了。
恽代英日记的出现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决定性的契机。这一点我必须坦率地告诉大家。这本日记是恽代英从21岁至24岁即1917年、1918年2月13日至7月14日、1919年共两年半时间记录下来的。据说这是目前保留下来的全部内容。而且，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唯一的一本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日记。作为历史资料，它生动而翔实地记录了五四时期年轻知识分子恽代英的思想和行动轨迹。所以，称日记是一部极为珍贵的、且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资料宝库，并非过言！
那么，恽代英日记所记内容，其实用性及其魅力究竟在何处呢？笔者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稍加说明。
第一，众所周知，恽代英是五四时期较早成立的青年学生团体武昌互助社的发起人，是该社的中心人物。1918年恽代英大学毕业。在五四时期，他作为学生们尊敬和信任的青年教师，实际上担任着领导学生的责任。他积极地从事宣传活动，为武汉学生联合会起草宣传文书，并提出劝言，这些工作使武汉的五四运动积极而蓬勃地开展起来。1919的10月，他又加入了当时青年学生团体中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全国性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他还响应该会领袖王光祈的工读互助团的号召，开始逐步推行新生活计划。1919年末，恽代英辞去了母校中华大学附属中学部主任的职务，迈出了建设理想社会的第一步。
以上是恽代英1919年末的大致情况，它真实地反映出这一时期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动轨迹，所以，我们说他的日记是最有实用价值最具魅力的宝贵资料。
第二，日记中记述了恽代英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历程。恽代英注重道德修养和实践，曾和基督教青年会有联系，他向往无政府主义，提倡职业神圣和工读主义，他从教育救国的立场出发探讨教育改革，他向往实用主义和科学的合理主义，试图批判旧的传统儒教，建立新的世界观和新的道德哲学，他密切关注世界动向和中国的前途，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等等。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对这些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关心。但是，把这些问题集于一身，对它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思考，并将它彻底地附诸实践，大概是不多见的。
恽代英对任何事情从不马马虎虎、半途而废，他对上述问题都是严肃认真，反复思考不轻易下结论，他就是以这种极为慎重的态度来解决和处理每一个问题的。这就是他的日记的魅力所在。
第三，在日记中我们能够看到恽代英广泛的人际关系。他通过向各种报刊杂志投稿，通过与基督教青年会或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与当时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领袖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此外，他还通过互助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等组织与那些对中国的发展趋势产生影响的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结成了友好、亲密的关系。他还有意识地帮助这些人物的成长。恽代英这种可贵的率直性格、渊博、聪慧的知识素养、出类拔萃的细致、周密的理论思考能力等等构成了他特有的人物性格，这种特有的性格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许多青年。因而，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多重交错的人际关系联络网，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五四时期中国青年学生生动而具体的群体图像。
以上三点就是笔者通过日记这一素材，对五四时期的恽代英进行分析研究的原因。笔者认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指五四前夜。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况，我在第一篇文章中作了分析。经过五四运动后，他开始为实现他的理想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活动。直到1922年夏，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这条理想社会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第二阶段。根据这两个阶段的划分，本文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第一阶段及五四运动后，他辞去中华大学附属中学部主任职务，准备创设利群书社这一时期的活动。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过渡期。
本文打算通过对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恽代英思想和行动的分析，进一步考察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这是本文要解决的第一个课题。我认为不深入分析研究五四运动时青年学生的思想与实践，过早地从政治上下结论是很值得警惕的。因此，本文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搞清在武昌成长并以武昌作为活动中心的恽代英的思想和行动特征，并进一步搞清他的思想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揭示出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全部的思想内涵。
基于对以上两问题的认识，作者打算把对恽代英日记的考察作为本文的开始。
一、《恽代英日记》的资料价值
凡是认识恽代英的人，在回忆他的文章中都必须提及他的日记，可见他的日记是很有名的。这是因为他的日记可以在朋友中公开并成为大家喜爱的读物。为了了解恽代英以及他当时的思想状况，他的朋友们可以自由地阅读他的日记，有时连可以借出去翻阅。如果友人来访，他不在时，也可以看他桌上的日记。他的亡妻沈葆秀将这称之为“以日记会友”。后来，恽代英与亡妻的妹妹沈葆英再婚时，他拿出满箱的日记，叫她有时间时阅读。
恽代英的友人余家菊看见恽代英在日记中对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均毫无隐讳地记入时，非常赞叹恽代英这一“公开的人格”，由于日记可以在朋友中自由、公开地阅读，这与公开发表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不久，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校长陈时编辑的《光华学报》第二年第二期的杂俎拦目中，以《爱澜阁日记》为题公开刊登了日记部分内容。可见，恽代英的态度是只要有机会，就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日记公开发表出来。
恽代英日记所采用的体裁和结构比较完整，基本上可以作为一册书来使用。如他在1917年的日记的开头以《爱澜阁自叙(续)》作为题头，日记中还附有每月活动表、一年大事记、购买杂志、书籍的一览表(《书城新记》)、书信复往录、还有家庭收支表等。到1919年末，记日记达十年的恽代英已记录了十册厚厚的日记，他高兴地将它装订成十册“恽代英年刊”。为了便于检索日记中的纪事，他还编写了“民国八年日记备查”。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恽代英非常珍惜自己的日记。同时，根据1917年12月16日日记中所记的内容，我们又可以看出恽代英并不独占自己的日记，而是把它作为大家的公共财产，让周围的人来阅读。他认为这样做更有价值。
由于恽代英把记日记看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在每天的时间安排中，记日记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一般来说，他都是在就寝之前的一段时间来完成。当然，如果忙于其它事情，有时也可能是在三、四天之后再补记。日记写好后，他还非常认真地进行修改、整理，进行文字加工。他把这看成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那么，能否把恽代英的日记和他发表的作品同等看待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在日记中，恽代英记录了他对一些问题的思索和看法，也记录了一些作品的思路和草稿。这样，日记的内容虽显得比较庞杂，但这些内容作为思想史研究的素材，它的资料价值决不比发表的作品逊色。
通过对恽代英的日记的分析，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他的作品的背景、动机以及作品的真实意图，可以发现他的作品从酝酿到完成的经过、从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对日常生活和行动规范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恽代英的日记作为他个性形成的见证人，作为了解包括他在内的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思想状况的素材，的确是一份难得的一手资料。
总之，我认为恽代英的日记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资料，有其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我打算对恽代英记录日记的目的、意图以及它的重要作用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日记的功能和作用
恽代英不仅自己热衷于记日记，而且还经常对他周围的朋友宣传日记的好处，这样，更扩大了“日记之仿行”的范围。对此他由衷地感到高兴。1918年夏季毕业后，他就任母校附属中学部主任一职。在讲授英语和修身课程的同时，他还要求学生要常记日记。为了使学生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为了掌握每个学生的生活、学习状况，他还批阅学生的日记。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有时还引用了学生日记的一些内容。1919年元旦，恽代英特意把规劝大家记日记的文章印刷出来。作为贺年片送给他的朋友们，1919年末，他还专门印刷了“寒假自省表”发给朋友和学生。在表中他制定了许多检查项目，其中一条就是检查自己每天是否记录日记。
为什么恽代英对记日记如此热心呢？他究竟对日记抱有怎样的期望值呢？在1919年的元旦贺年片中，他列举了日记的三大作用。第一，反省自己，鞭策自己改正过失。第二，总结学习和处事方面的心得体会，培养自己勤于思考的习惯，提高自己奋发向上的学习兴趣。第三，每天借助日记练习写作，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表达能力。
那么，这三种功能中恽代英最重视的是哪一条，也就是说最能促使他持续不断地记日记的原动力是什么呢？这一点在日记中也可以找到答案。在他的日记中，我们随处可见如下反复强调的语言:“吾得日记之益大矣，近来私德方面甚为退化……亦未始非无日记以供存省提撕之故也”。“过如未改，总在日记上自讼，日日如此，即不能改，亦有畏惮之心”。由此可见，他写日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完善人格的修养。按恽代英的观点，日记是他每天检查自己、反省自己言行的记录，是完善道德修养过程中检查、评价自己的一面镜子。这就是他所期待的日记效应。
既然日记是日常言行的一种记录，那么，日记中无论有怎样的反省、自勉、誓言和人生格言，都是非常正常的，除了那种硬性地、以取得某种教育效果为目的日记应另当别论之外，那种自觉地，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为目的而记日记则令人感到费解。从中国日记的历史上看，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可以说自明代以后，中国日记的主流要是为了达到互相勉励的效果，这样给别人看日记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这也是在中国很难见到那种单纯地记录自己私生活日记的原因所在。
如果把恽代英的日记放在中国日记史上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只不过是那种传统日记观上的一种延续。但是在近代中国人的日记史上，主要是把传统儒教的观点程朱陆王的言谈奉为典范。勿用置疑，随着时代的推移，到国外留学和学习外语的人越来越多，这样，西欧、日本的一些贤哲伟人的格言也就越来越多地成为人们修养的依据。
在1920年以前的日记中，有相当一批是被大家共同推崇、对道德修养极有教益的日记和文章。如梁启超编纂的《德育鉴》(1905年)，早期的有王阳明全集、曾国藩日记和家书等等。还有像杨昌济、吴稚晖、黄尊三、宋教仁、胡适、林伯渠、曾琦、谢觉哉等人的日记都属于这种类型。当然，恽代英的日记也不例外。
1917年:月5日，恽代英阅读了《曾文正公》一书的部分内容。8日，又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但他并不满足于一般的阅读，有时他边读边抄。1918年6月15日，恽代英抄写了曾国藩日记中《求阙斋日记》的部分内容，对于曾国藩主张的不无谓的赞誉他人、不要欺人自欺，不要灭忠信、丧廉耻等观点深表赞同，1918年6月27日，他再次摘录了《求阙斋日记》的内容。
1917年3月29日，恽代英向商务印书馆订购《明儒学案》(节本)和《德育鉴》。在1917年的杂志、书籍购入一览表中，有购买《德育鉴》的记载。1917年8月29日，他还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在庐山举办的夏令会活动，亲自听取了基督教徒关于人格修养方法的介绍，并坚定了他仿曾子三省吾身之法的决心。他指出这一方法比祈祷可能更有效。
他在日记中还记述道:“阳明致良知，其徒之发愤有为，颇近耶教，皆一恃上帝，一恃良心也。余亦将略采良知之说，以自成就。”在1919年1月4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我思取经训之最警策者，及文天祥的《正气歌》，吕近溪《小儿语》，熟读成诵。暇时，或行道即默诵之，既便正面修养、反面亦可防遏妄念也。”1918年6月，《青年进步》杂志第14册上，登载了《二十世纪之学校儿童健康十字军》一文。恽代英仿照这篇文章的方法，编制完成了“暑假自省表”。1919年:月25日，他又印制了“寒假自省表”，用以督促检查自己的言行。
在自省表中他写道:“试思人禽之别，君子小人之别何在？范纯仁曰‘与有愧心而生，不若无愧心而死’。顶天立地大丈夫，宁自安禽兽小人之境那!速起!速起!”他还说:“每日读格言书，时时提起本心，加以鞭策，则自不疏忽怠废，然后为学，能定、能静、能安、能得。”在自省表中他还用引了《礼记》和吕维其的一些格言，以作自勉。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恽代英是以儒教的经训和先哲的格言作为人生修养的准则和榜样。但是，如果仅以此为依据，就把它概括为传统思想的影响，这一结论未免有些过于轻率。然而，恽代英对于曾国藩、王阳明有关道德修养的言论和实践的确非常崇拜并深受其影响，把它作为自己修养的准则。1917年10月8日，互助社成立后，他仿效曾子的三省作三省文，每天朗读三遍，还要求弟弟恽代贤也这么做。因而，在他的修养方法中，中国传统儒教的修养方法和观念已经留下根深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修养方法看作是传统修身方法的一个变种。
那么，恽代英的修养方法究竟是不是中国先儒修养法的再现呢？或者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注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但本质上没有大的变化，没有迈出传统修养法的框框呢？为了搞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还是来考察一下恽代英日记中关于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三、关于恽代英的道德修养
首先我们还是从分析恽代英日记的体载和格式入手。从1919年开始，恽代英使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民日记。在这之前，由于没有买到合适的日记本，他就用白纸将其装订成册。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记录:“画日记至二五二页”，“为葆秀画日记，并订之。”这就是他制作日记本的具体反映。在日记中他设计了许多栏目，如天气、起床、就寝时间、智育、工作、交际、游戏、聚会等，这样就可以将一天的主要工作内容简单地记录下来。此外，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以及自己的一些感想、和朋友的一些议论等等，也都一一记录下来。
1917年10月互助社成立后，他给自己制订了每天的工作日程表:早上七时起床，八时至十二时上课，一时至四时作文，五时阅读杂文，六时半互助社会议，七时半至八时半预习课程并写信，八时半以后写日记。互助社的其它成员也都各自制定日程表，并规定要共同遵守日程安排，如有违反，必须报告其原因。但是，决议的实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如当时规定互助社的会议从六时四十五分开始至八时，但执行起来总是不太准时，因此，从10月下旬开始，在他的日记中又增加了新的检查项目，如遵守“日程情形”、德育、自省、助人等内容。
1917年1月6日，恽代英在调整日记栏目的同时，对每天的生活、起居和工作时间作了详细规定。他在日记中经常反省自己。如在德育栏中，对“任意更改日程”一事进行过自我反省。这充分表现出他努力遵守日程规定的毅力和决心。接着，从12月22日开始，他又决定对自己实行记分制，在遵守日程和注重修养等方面分别实行百分制计分。此外在互助社社员中间，还实行罚款制度，凡不能按时起床者，由个人声明，罚金十文。他们决定将罚金积攒起来，充作照相用的经费。这时，恽代英也给自己规定了惩罚制度，并很快得到实施。
但是，这种严格审查的制度要长期坚持下去是很不容易的。时隔不久，互助社社员中一度紧张的空气又慢慢松驰下来。1918年2月18日，恽代英在日记中沉痛地检讨自己，他写道:“今日情形愈形恶劣，既未注意时间，复视日程为具文。早起之习既隳，日程修养之分数有江河日下之势，将来出校门，何以自立？”于是，他在着手整顿互助社的同时，又重新制订日程安排，开始对日程项目的执行情况实行加减分制度。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令恽代英痛苦万分的事情。他的妻子因分娩时难产导致母子双亡。在处理完后事之后，他尽力调整自己的情绪，于1918年3月13日，又开始制订新的日程计划。经过重新改订后的日程，其时间的安排更加具体。例如他将每天的日程分为十个方面，这十个方面分别实行十分制记分，如果哪个方面出了问题，就要给予扣分，然后再计算一天的实际得分。此外，他还要预先对第二天的工作作出规定，如果没有遵照执行，也要给予扣分。
恽代英给自己扣分的范围规定得细致具体。如晚起、晏睡、不清洁、妄想、乱梦、吃零食、过量饮茶、浪费时间、语气轻薄、不守用、给别人取绰号、多嘴多舌、别人讲话时插嘴等等都要扣分。有时令人觉得他是为了给自己扣分，而故意跟自己过不去。他既要算出一周的总分，还要计算出平均分。虽然星期天不评分，但有时把两周的平均分都算出来。这种超出常规的、对自己实行严格检查的习惯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1918年4月末至5月，他与余家菊商谈之后，又写成了《淑身日览》一文。在日记中，他还摘录了许多名人名言用来勉励自己。
那么，为什么恽代英在1918年上半年如此热衷于给自己评分计分呢？这种现象如实地反映了恽代英当时的思想状况。当时恽代英如果不将自己牢牢地约束起来，就难以控制对亡妻的思念之情，就不能消除那种因对妻子照料不周而产生的自责心理。可见，恽代英采用这种自虐式的反省方式是为了排泄那种无法控制的思念和悲伤感情，是为了让这种悲伤的感情充分地表达出来。而且，他的哥哥因家庭纠纷导致精神失常，成为废人。他的父亲和家人担心他会重蹈他哥哥的覆辙，非常焦急。为了安慰父亲，为了让父亲及亲友们放心，恽代英从各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1918年7月中旬以后，恽代英中断了一段时间没有记日记，到1919年，不知是他的思想情绪稍稍平静了一些呢？还是由于毕业后工作太忙的缘故，曾经很激进的日记开始变得平和起来。日记中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关于起床和就寝时间以及自省、助人等方面的情况，对自己严格检查、反省的风格基本上没有改变。此外，在注重修养的同时，他还经常以教师的身份，鼓励青少年积极向上，完善人格的修养。他要求他班上的学生坚持写日记，他自己则言传身教给学生批阅日记。此外，他还制作“寒假自省表”发给学生。表中共规定了十四个检查项目，其中包括每天什么时候学习，是否记了日记等等，要求将这十四个项目的执行情况详细地记入自省表中。
以上是日记中反映出来的恽代英注重道德修养的基本情况。如前所述，我们要搞清的问题是恽代英的修养方法到底是不是中国传统儒教修养方法的简单重复与再现。为此，我们将被大家公认为最典型、最彻底的修养典范——曾国藩日记与恽代英的日记进行对比研究，这也许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当然，恽代英的日记中还有其它的一些作法也值得研究。”如他对自己采用严格的计分法，这一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明代以来在中国民众中流行的通俗道教的功过格。因此，恽代英的修养方法不仅要与传统儒教的修养方法进行比较，还有必要将通俗道教也纳入我们的视野进行综合分析。
四、关于曾国藩的道德修养
众所周知，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27岁开始到同治十一年(1872)旧历二月三日，即61岁去世之前，一共留下了30多年的日记。辛卯年间(1831)曾国藩改号滁生。道光二十年，曾国藩跻身于政界，开始了他在翰林院的官场生涯。这时，他抱着济世的大志和完善道德修养的愿望，开始彻悟地趋向理学。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他购买并开始阅读《朱子全书》。这时他还听说了一些关于同乡先辈唐鉴严格修养的传闻，于是，曾国藩专门拜访了他，并向他请教了“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要求他以朱子全集为中心，每天必须熟读思考，并做到实践躬行。他还告诉曾国藩说，在实践方面，倭仁是最诚实的，他每天将自己从早到晚的言行都记录下来，如心中某些未能克服的私欲以及某些越轨言行都逐条记录下来。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当面向倭仁请教。倭仁告诫道:“研几的工夫”是最要紧的。在善恶尚未显形时，必须认真地观察其动向。警防不善的行为，倡导正确的人生方向。他还指出“人心善恶的状况如何，和国家治乱的状况密切相关。”他要求曾国藩立即为自己制订出每日细则。自此以后，曾国藩和吴廷栋、冯卓怀、陈岱云等好友一起，互相勉励、互相批评，他们忠实地实践倭仁和唐鉴倡导的修养方法，并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友人之间，他们还互相传阅日记，互相督促检查。同时，曾国藩还阅读过倭仁的日记，并请倭仁在他的日记上端写下批语和格言。
但是，这种过于严格的生活对曾国藩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除了失眠、眩晕外，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他又开始吐血。虽然曾国藩被这些疾病所困扰，但他仍然坚持修身养性的习惯。可是，到了同年三月，曾国藩的热情开始减退。这也许是他的身体因素造成的。本来，他的身体体质不算太好，远谈不上健康，而每天过于严格的修养更损害了身心健康，他把这看成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是对父母最大的打击。此外，和他一起互相帮助共同埋头修养几个月的友人陈岱云也在六月间突患重病，危及生死。这件事促使他对倭仁和唐鉴倡导的修养方法产生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这种修养方法对自己是不太合适的。他深切地认识到不能将这种不太合理的修养方法强加于自己。于是，他决定放弃这种修养方法，开始转换其修养方向。
那么，曾国藩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是什么呢？他给自己规定的修养日程有哪些具体内容呢？他在道光二十二年旧历十二月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此谨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他给自己规定了十二项修养义务。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写的“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的家书中，曾国藩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规定每天认真地用楷书写日记，将当天的身过、心过、口过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修养义务增加到十三个项目。
这些项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第一“敬”。这就是唐鉴曾经倡导过的保持言谈举止的严肃认真和内心的“专一不杂”。象早晨的太阳一样，经常保持一种纯洁、清新、柔顺的态度;第二是“静坐。每天不拘何时，但要保持约半小时静坐。这种静坐并不是像佛教的禅定那样与外界隔绝，如死灰一样对万事毫不关心。在没有达到静的极致时，要保持寂然不动的姿式，以感悟出一阳来复之仁心。第三是“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恋床。但他经常为自己不能做到这一条而感到懊梅。第四“读书不二”。专心看一册书，不要同时看其它的书。第五，读史书。曾国藩由父亲提供资金援助，购入二十三史，规定每天读十页。第六，语言谨慎。他的朋友曾提醒过他，首先应该警惕的是骄做自大。由于他的骄做自大而无意嘲弄了朋友。所以后来他把自己的日记取名为“无慢室日记”。第七是“养气”。气藏丹田，一扫骄气和矜气，虚心坦荡地对待他人。曾国藩有时也苦于自己心神不定，散慢，思想不集中的毛病。为此，他在十月初多次朗读《孟子》公孙丑上篇的“养浩然之气”一文，以督促勉励自己。第八“保身”。曾国藩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训戒是“节劳、节欲、节饮食”，经常注意修行养生，这样就不会生病。因此，他把那种因修养不当而损害身体健康的事看作是不可挽回损失。他认为倭仁和唐鉴倡导的修养方法是违背父命的不孝行为，是有伤“父母遗体”的逆疗法。因此，他从那种曾经迷恋的修养方法中解脱出来，而且，对倭仁和唐鉴本人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第九，“日知所亡”。即每日记《茶余偶谈》二则，等于编成备忘随想录。第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自己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曾国藩认为不能只限于个人的文学爱好，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利于个人修养，都应该保留。“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第十一，习字。早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第十二，夜不出门。警戒自己因夜间的游玩导致精神疲劳而影响修养日课。
以上就是曾国藩给自己规定的修养内容。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到第二年三月，曾国藩一直把这些修养课程作为鞭策、督促自己的准则、曾国藩的这种严格要求，不断反省自己的作法和恽代英的那种激进的手法可以说是非常相近的一对例子。当然，这种修养方法在外表上的相似性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下面，我们就围绕修养方法、修养目标、修养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来考察曾国藩和恽代英之间到底是否存在着一致性。
五、关于恽代英、曾国藩修养方向及目标的异同
如前面谈到的那样，曾国藩从唐鉴那里得到启示，专心攻读朱子全集，并力求躬行实践，开始了他的修养生活。他以朱子学的圣贤作为修养目标。这种修养方法中的“敬”、“静坐”、“养气”等基本上都沿袭了传统儒教中气质变化的方法，它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而且“修己”与“治人”相联系，对于私德的重视可以帮助士大夫们去履行他们的职责，有利于他们执行皇帝的命令，更好地统治人民。
换言之，作为个人来说，仅仅完成了品行和人格修养的目标还不够。作为统治、治理天下的政治家成为圣贤之人，才能成功地完成他们的使命。实际上自宋学以来倡导的“圣人可学而至”的口号中包含着经世思想和士大夫意识，而并没有包括将一般民众变成圣人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以圣贤作为自己的修养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为了获得辅佐天子参与政治的资格，是直接地为功名利禄服务的。而恽代英则不同，虽然他们同样都重视私德的修养，但恽代英的修养目的并不是为了成为圣贤——也不是为了站在人民头上来统治天下，也不是想通过积德行善，为子孙后代，带来幸福和繁荣，它和功过格的功利主义也是毫无联系的。
恽代英的修养是以自我道德完善、品格向上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或者说他认为如果能够实现修养的目标，就可以正风俗，就能够实现救国救民的大目标。但这与其说是目的，还不如说它是结果，而这一结果的实现还有着相当遥远的距离。
那么，恽代英所设想的通过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典范是怎样的呢？对此，恽代英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述。此外，他在涉及这一问题时，还掺杂了一些旧道德主义的观点。因此，比较难以把握。但他明确地把这一修养目标作为自己的准则，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这一点不容置疑。我们只要以恽代英日记中反省的内容为线索，就可以大致地搞清这一问题。
例如，恽代英在日记中曾提到的不守信用、语言轻浮等行为，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中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习气，甚至还可以看成是某些人在社会交往中违反道德、规章、礼仪的行为。但是那种不讲卫生、过量饮茶、吃零食的行为则不一样，与其说它是道德范畴，还不如说它是卫生与健康方面的问题更合适。还有一些问题，如晚睡、晚起、浪费时间等等也都是与科学的、合理的生态度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看成是生活习惯和生活规律方面的问题。
但是，曾国藩和恽代英两人都非常重视起床时间的问题，曾国藩在日记中将自己晚起的习惯责备“可恨”，“真不成人”，“绝无警惧之意矣”。恽代英也是这样，如果没有按日程规定的时间起床，那么，超过了多少时间都要精确记录下来，然后给自己扣分。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因循，真有愧为人也。”他认为这种晚起的行为并不是过失，而是一种罪恶。可见他对这一问题重视的程度。
那么，曾国藩和恽代英对早起问题重视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一看曾国藩的情况。曾国藩之所以对早起问题如此重视、对睡懒觉的习惯如此强烈地提出批评，这是因为第一，早起是他祖父曾玉屏留下的遗训，这一条作为曾家的家规是必须遵守执行的。曾国藩的祖父是居住在农村的地主，在种地和饲养家畜方面积累了经验，耗费了心血，他率先养成了一贯勤俭持家的生活习惯，为曾家创下家业，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丰厚的生活基础。曾国藩把祖父视为模范，继承了祖父的生活方式，他坚信这是维持其地主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曾国藩把睡懒觉的行为看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认为这是沾染上了懒惰、求安逸的奢侈作风，是无意中放弃了对地主经济的经营，忘却了勤劳的生活习惯，这样下去势必导致破产。这些思想反映出出生在湖南乡村农家，在祖父影响下长大成人的曾国藩与故乡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质朴情感，也可以看出曾国藩所表现出的那种带有乡土气息的、顽固的农村地主的气质。对黎明即起重视的第二个原因是与他每天日程中的“养气”有关。曾国藩相信每天排出“夜气”，将净化后的“平旦之气”吸收到体内来，这对于稳定自己的心情，提高自己的道德涵养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下面我们再看看恽代英的情况，恽代英严守起床时间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如果恋床睡懒觉，就会导致上学迟到，就会受到先生和学友们的批评，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他为自己不能彻底克服这一毛病感到羞愧和懊梅，他将这看成是自己意志懦弱的表现。为此，他深深地感叹和自责道:“早晨醒来不起，喜欢沾恋床褥，丝毫没有那种穿衣即起的决心和毅力”，“吾的志力怎样才能降伏使自己甘于晏起魔鬼呢？”这些语言反映出恽代英把能否按时起床与那种自立于世界青年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联系起来。因此，在他的自白中，把睡懒觉、不按时起床作为自己意志薄弱的恶习、作为最大的弱点来认识，并发誓要予以克服。
当然，如果从生活习惯的角度上看，早上不按时起床也许有其它的原因。如有时晚上读书或写文章至深夜，早晨起不来，这是很常见的。此外，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他在日记中经常反省的过于“妄想”的毛病，他喜欢躺在床上对一些新奇的问题反复思索，夜不能寐。这也是导致晚起的原因之一。另外，晚起还可能与他的身体素质有关。
总之，以上这些问题是青年时代尤其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如果作为社会公民开始走上社会生活，将自己强行地置于有规律的生活习惯中，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恽代英的情况也不例外。从上述情况看，曾国藩和恽代英都非常注重起床的时间问题，他们的修养内容在外表上的确有一种相似性。但是，其修养目标和方向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因此，将恽代英的修养方法看成是单纯的传统儒教的再现，这一观点似乎是不能成立的。大约在同一时期，在日本有一位比恽代英小四、五岁的中学生叫大宅壮一。他的日记与恽代英的日记倒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时期那种特有的自尊心，那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那种单纯而执着进取的精神以及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率直性格，不受任何约束、天真纯朴等心理特征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虽然曾国藩和恽代英同样都注重道德修养，恽代英也受了一些曾国藩的影响，但他的人生典范是不同于他们的，那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呢？勿用置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与恽代英学习成长的武汉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与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这个问题涉及面广，笔者难以作出全面的考察。但是，笔者仍然打算对五四时期恽代英的思想特征以及这一特征产生的原因和背景作出总结性的分析，对恽代英新的修养性格的由来作一些推理。通过这一分析推理，进一步认识恽代英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修养目标以及恽代英思想的历史性格和意义。这样也会有助于我们去判断武昌互助社与五四时期其它青年学生团体之间的不同特征。
六、关于恽代英道德修养的性格特征
1917年10月，在武昌互助社筹建之时，还出现过其它各种各样的组织计划和组织提案，但都因不太现实而自然消失。其中有一个最早成立后与互助社合并的组织，它就是1917年1月成立的Our Club(我们的俱乐部)。该组织由恽代英等六个成员组成。他们的三大宗旨是别致不俗，哲学的;俭约不奢，经济的;合理不乖，科学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友谊共同行乐。1917年8月，该组织召开第一次会议。在此之后，恽代英和“我们的俱乐部”的成员梁绍文一起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夏令会，在这次活动中，“我们的俱乐部”与互助社合并，俱乐部自然消失。
但合并后，俱乐部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如1920年初，互助社的成员创办的利群书社开业后，以“我们的”为题在内部发行了三期油印版小型杂志。从这个杂志的名称上大致可以看出“我们的俱乐部”的影响所在。那么，“我们的俱乐部”的这一名称到底是从什么角度来考虑的呢？为什么恽代英要特意用英语来表述呢？这是因为“Our Club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比较有名，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27年集结一批奋发向上的优秀人才成立的俱乐部。它的另一名称是“The Junto”(西班牙语即秘密结社的意思)。这一名称在费城沿袭了40年，后来成为地方上有名的哲学、道德、政治学校。如果说恽代英是从富兰克林那里受到了某种启示和影响组成“我们的俱乐部”，那么，恽代英是以什么途径来接受富兰克林的思想影响的呢？笔者虽然没有见过关于富兰克林介绍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接受的情况记载，但据笔者所知，富兰克林的自传被中国的定期刊物译载过。如《清华周刊》从56期到58期，从1915年11月20日到12月8日共分三次登载过富兰克林自传。在59期又登载了同一译者“渠”翻译的富兰克林格言选录。富兰克林自传是全译还是节译到中国现在还很难确认。在《新青年》一卷号(1916年1月15日)中曾登载过刘叔稚的英汉对照的富兰克林自传。但它只是反映了自传的前半部分，即从富兰克林8岁进拉丁语学校学习开始到后来因和哥哥吵架乘船逃跑到费城，在这里渡过了新婚第一夜的活动。在这之后，《晨报》于1917年12月5日又登载了富兰克林的趣闻逸事，也是关于他婚姻方面的一些故事。
据统计，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曾两次出现过富兰克林的名字。一次是附在1917年日记后面的“中西名辞对照表”。在对照表中，恽代英记录了富兰克林的译名、本名以及生卒年和国籍。在事迹栏中记载了富兰克林的主要事迹，“于报中倡广告来涵插画发明阴阳避雷针”，对照表别译一栏是空白。恽代英在对照表中采用的译名是“佛兰克林”，可见他当时并不知道《清华周刊》采用的“福兰克林”的译法，也不知道《晨报》采用的“弗兰克林”的译名。此外，对林伯渠在1914年9月30日的日记中附的“泰西格言”中“佛兰克伶”这一译名也全然不知。只是与《新青年》上刘叔稚译文中采用的译名相一致。但这篇英汉对照的自传只是自传的部分内容，恽代英在事迹栏中列举的内容在自传中还未能见到。
因此，仅就1917年的时间来看，我认为恽代英有可能接触到富兰克林自传的原文。或者有可能通过日本文献来接触富兰克林自传。当然，从恽代英的英语能力看，从他用英语来表示“我们的俱乐部”这一事实来看，我以为他读自传原文的可能性最大。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推测，要得出正确的结论，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去研究。
在恽代英的日记中再次出现富兰克林的名称是1919年1月6日。在日记中，他用“佛兰克林曰”的方式引用富兰克林的语言进行反论证。这个引言出自何处还不太清楚，据推测，有可能是从他1917年10月26日、27日翻译的“泰西格言录”中摘录出来的，也有可能是从1919年商务印书馆的《富兰克林》一书中摘引下来的。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不太清楚，但从自传42页的份量来看，这本书肯定不是全译。此外，谢觉哉在1921年11月4日的日记中仿照富兰克林的十三条要求列举了他提倡的十三德，从译名上推测，这“十三条”的出处很明显是根据少年丛书中《富兰克林》一书的内容。
为了确认恽代英到底是否受到富兰克林的影响，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恽代英及互助社成员的活动与富兰克林自传的思想内容到底是否存在着思想上的联系。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图书交换室的设置。1918年6月2日，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协商，决定在中华大学教员会客室设置图书室，收集教师个人的图书。他们还决定尽快制作图书目录，公开向学生开放借阅。这种开设“启智图书室”的设想实际上就是将俱乐部成员的图书集中起来，办成公共图书馆。这一做法和富兰克林曾经主张的设立图书馆，向北美各地会员借贷图书的做法非常相似。
其次，为了防止互助社人数过多造成工作上的不协调，互助社采用了分散发展的做法，即以四人组成一个小组，然后各小组分头发展、扩大组织。新会员必须和熟知他的老会员一起管理小组的工作。有时互助社还会派出一名老会员去协助那些刚成立的新团体的工作。以上这些作法都是当时其它学生团体中难以见到的独特的组织方法。而且，到1918年后，各小组的成员又分别召集自己的友人组成辅仁社、黄社、仁社、为我社、日新社、健学社、人社、诚社等小团体。这样，互助社的组织发展就象蜘蛛网一样遍布各地，将组织发展的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并向纵深发展。
对于这些组织发展的方法，恽代英在1919年9月27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常说，我们的扩张团体，人人应该盼望做太阳系，教他的周围的人做行星，教这等行星周围的人做他的卫星——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教行星都进而为太阳系，教卫星都进而为行星，再教他们自己还去得他的卫星。如此的轮回促进，总教国内出生许多太阳系，那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决计不应只信靠一个太阳系，朝鲜有一个安重根，还是无救于国的亡，所以我们人人应该自己勉励做太阳系。”
恽代英主张的这种组织发展的形式和方法和富兰克林的我们的俱乐部有着相似的规则。如俱乐部的会员们从属于俱乐部，他们还要为各自发展的组织效力。从这种做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富兰克林对恽代英产生的影响所在。
第三，1918年5月，恽代英从基督教青年会借来《完人之范》一书，阅后打算模仿该书的形式，编写一篇修身日览法。在与余家菊商谈之后，恽代英开始编写《淑身日览》。该文集中了许多人生格言和贤哲的言论，其目的是为了激励广大青少年的自觉意识，鼓励人们树立奋发向上的人格精神。5月28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友人讲，“吾等可作格言、日历售赠”，“其法甚佳”。恽代英编写的这篇面向青少年的“修身日览”和格言式的日历，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富兰克林的“贫穷理查”即《致富裕言》一书，富兰克林把这本书作为向那些没有购买和阅读其它图书能力的市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极好教材。因此，这本书在民众中间广为流传，成为持续发行25年之久的畅销读物。
第四，恽代英为自己规定了每天必须遵守的工作日程，对自己每天的执行情况实行严格检查和计分。而富兰克林也是这样，富兰克林从道德修养的愿望出发，给自己规定了十三条准则，他在自己制作的小笔记本上还附有项目检查表，对自己每天所犯的过失记上黑点，然后计算出自己的成绩。特别是富兰克林发现自己在第三条遵守日程规律方面比较薄弱，于是，他给自己规定了详细的时间安排表，并尽可能按这个时间表执行。富兰克林的这种勇于实践，严格要求，合理地安排和使用时间等做法与恽代英的修养方法如出一辙。
当然，我们还应该认真考虑明代以来通俗道教功过格所采用的加、减打分法对恽代英产生的一些影响和启示。但是，恽代英的那些检查项目的内容、意义以及修养目标可以说与他们相去甚远，而富兰克林的那种既注重品德修养，又重视遵守日程“规律”的作风可以说与恽代英之间的距离和做法更接近一些。
第五，恽代英还有一种习惯，即在日记中记载一些家用统计表。如在1917年的日记中附有“家用全年统计”收支决算表，还附有反映每月开支的“家用决算备查”表。此外，他每年还要向父亲书写详细的家计报告书。这种做法和富兰克林自传中高度评价那种一丝不苟的会计报告书的思想是完全相似的。
第六，从生活态度来看，恽代英所奉行的是一种科学、合理的生活态度，他提倡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并经常在日记中写道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奢侈的生活。但恽代英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吝啬和守财奴式的人物。如1919年他得知可以印制贺年卡时，认为这是合理的、必要的开支，于是，毫不犹豫地投入资金印制贺年卡。又如1917年日记后附有他和上海外文书店伊文思公司的往来书信，书信内容生动而具体地体现了恽代英那种合理的金钱观。这封书信是反映书店和购书者之间在购书时常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恽代英向书店寄去了预订外文杂志的订单，但他所收到的实际期数和所订期数不符。此外，在收费问题上也有出入。书店的书目上写明不收从国外寄往中国的邮费，以前预订的杂志也是这样。但这次书店不仅要收这笔邮费，而且还提高了国内邮费标准。恽代英要求书店对以上情况重新进行调查，并给予答复。他在信中写道:“事关营业信用，想贵公司必不以为烦渎也”。这封信表明了他对此事的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和富兰克林的那种节俭、正直、诚实是非常相似的。
以上我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恽代英日记中反映出的言行与富兰克林思想的一些相似性。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笔者列举的事例和思想上的相似性也许大部分是属于偶然的巧合。
但是，恽代英对欧美书籍、杂志的关注是不容忽视的。他经常与伊文思公司和丸善书店取得联系，向他们订购、函购外文书籍。而且，恽代英还将那些宣传卫生和幢康的科普知识翻译过来在《东方杂志》、《青年进步》、《妇女杂志》上发表。有时他还用英文写日记。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学担任英语教学任务，在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夏令会活动中，他用英语和传教士们进行交谈。有时还用英语写信、投稿。1917年7月他用了一周的时间读完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1921年，他翻译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的第五章“阶级争斗”，并作为《新青年丛书》中的一册公开出版。
由此可见，恽代英的英语水平在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中是出类拔萃的。在大学时代，他还学过德语，在1917年恽代英的《书城新纪》中还可以看到他购买日文书籍的记载。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1917年1月发起组织“我们的俱乐部”之前，也就是他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的那段时间，恽代英有可能见到富兰克林自传的原文，既使没有读过原文，我们也不能否定他读过日文版自传的可能性。遗憾的是1916年12月以前的日记没有保存下来，没有留下确切的证据。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恽代英和富兰克林的言行是偶然的巧合，也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证明了双方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恽代英和富兰克林关于道德修养的共同特征是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实施严格的检查，以自己设计的生活方式来管理、约束自己，他们以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加合理化。
总之，恽代英在积极向上的人格修养方面，在确立并遵守合理的生活日程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日记就象成绩报告单一样如实地记录了这方面的情况。因此，我们以日记为依据来衡量他，这大概不会影响对他的近代性格的观察和评价吧。如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可以说恽代英的思想反映的是一种近代市民的、资本主义的合理的生活意识和民族精神。至于恽代英是否把他日记中的思想贯彻到实践中去，这个问题还有待以后分析研究，本文所要得出的结论是恽代英的修养具有近代的、市民社会的倾向性。
但是，恽代英是出生在清初以来一直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中成长起来的。他不可能一下子从这种传统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新的思想内容不可能马上就找到新的表达方法，有时还必须背负着传统思想影响的重负，去沿袭那种陈旧的、落后的做法，这样被套上旧的枷锁之后，新的思想也会变成一种畸形的东西。我们必须深刻理解恽代英把先儒圣贤奉为修养典范的悲剧。但与此同时在恽代英的思想中已经开始酝酿着新的思想内容，这种新的思想开始与那种陈旧的、落后的思想进行抗衡，并试图从这种思想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此外，对于恽代英道德修养所具有的丰富的思想内容，作者打算在探讨他的道德哲学时，再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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