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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他深信青年是革命和建设不可缺少的生力军，祖国振兴的希望在于青年。因此，恽代英在唤起广大中国青年的觉醒，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对他们进行正确人生观的教育，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而且自己也一贯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为广大青年树立了榜样。本文仅就恽代英的人生观教育思想和实践略述管见。

一、树立正确人生观是适应社会改造事业的需要

　　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价值、人生理想、人生道路等基本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根本态度，它决定着人生的发展方向和生活道路，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贡献，从而赋予不同的人生价值。恽代英在孕育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志向时，对人生观问题予以了极大的关注。

　　(一)恽代英十分注意自身高尚人生观的培养。早在1917年，恽代英在《我之人生观》一文中，就提出了“人生目的……利社会、利国家、利天下”的思想，并对生死观、苦乐观、善恶观、幸福观等人生观的基本范畴阐述了与世俗绝然不同的“极为新奇”的观点。这个时期他还在日记中多次表示：“欲立人者，不可不先已立”，欲改造社会，必先改造自身。恽代英要求自己要“以自己真人格以示之”，“以赤心血诚的语言感人之”；“以大公无我恒久不懈这精神灌溉之”。要“示以高尚纯洁精神(无私)”、“名利让之同学”、“劳怨自负之”等等。　

　　正因为具有这种思想，恽代英平时对别人总是热情关心，无私相助。他把自己图书集中起来，开办了一个“启智图书室”，供同学使用；他虽然很忙，却又乐于挤时间帮助有求者补习功课，任劳任怨，一丝不苟；1920年2月，他和林育南、廖焕星等创办了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的中心——利群书社。为了利群书社开张营业，恽代英花了不少钱，有的还是他从伯父那里借来的。甚至哪里办个学校、工厂、办个刊物，他也总是想法支持。恽代英助人不图报答，坦荡无私，他认为“互助本人之天职，无所谓感报也”。正是在诚挚助人的实践中，恽代英逐渐培养了利他人、利社会、利天下的高尚人生观。

　　(二)恽代英非常重视青年学生的人生观教育。恽代英先后教过中学、师范、大学乃至革命军事政治学校，他都重视对青年学生进行正确人生观的教育。1920年冬，恽代英任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兼教修身、国文等课，大力宣扬五四运动的重要意义，积极推广新文化运动，经常给学生讲一些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他针对宣师青年学生的思想特点，经常在学生中举行人生观的讨论会，学生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恽代英还经常写一些文章，油印发给学生，如《我的生死观》、《我的恋爱观》、《烦闷的人生》等等。有次他在上国文课时，还布置学生写《我的生死观》为题的作文，启发学生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恽代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逐步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10月中旬，恽代英满怀革命激情，来到“天府之国”的川南师范学校任教。川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受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呈现出一派活跃景象。但是有的学生受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也根深。为了教育学生，恽代英深入学生之中，组织学生各抒己见，展开热烈的讨论。他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结合自己的思想转变，循循善诱，指导学生认识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危害性，帮助他们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三)恽代英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恽代英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树立正确人生观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在宣城师范任教时，就开始注意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他们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宣师积极要求上进的学生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组织了许多进步的小团体，求我社、觉悟社、爱智社、新群社、互助社等相继成立。来到川南师范后，他也利用自己擅长英文的特点，利用教约久的机会，积极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并把自己翻译和保存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秘密在进步学生中传阅。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很少，而广大青年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以解答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前途、人生观等诸多问题。《中国青年》就是适应这个要求于1923年10月创刊的。这是一个以广大青年为对象的综合性刊物，恽代英任主编，并为主要撰槁人之一。《中国青年》除了向读者推荐社会科学书目，指导读书外，还经常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中国章命的理论问题，使青年掌握基本的革命理论知识，增加革命信念，对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起了重要作用。

二、具有远大理想是铸造正确人生观的根本

　　理想、信仰是精神支柱，是引路灯塔，是铸造正确人生观的根本，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革命理想，前扑后继，英勇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恽代英在指导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时，总是要求青年首先要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

　　(一)恽代英阐述了理想、信仰的重要性。恽代英认为，不立志不行，不立志，无理想，则无希望。他说：“信仰之引人向上，”(《恽代英文集》第44页。)又说：“有希望之人，如黑地有灯，则自增其勇往之气。无希望如无灯，则举足略有崎岖即生畏缩之心，如人遇小挫折，即生消极之想是也。希望愈大如灯光愈大，则风不能息。”(《恽代英日记》第342页。)后来，恽代英在另一篇题为《主义》的短文中说，现在是革命的高潮时期，人人都高兴他讲一点主义了，主义二字，真是“洋洋乎盈耳哉!”“主义真是一个有力量的东西。人每每因为一种革命的主义能解决自己与社会的痛苦，不惜牺牲一切为主义奋斗。多少被压迫者集合在这种主义的旗帜之下，多少革命的志士为了主义流血啊!”(《恽代英文集》第839页。)恽代英就是这样不仅以崇高的理想，激发自己勇往直前，为振兴祖国，造福人民奋斗着，而且鼓励广大青年要正确认清形势，站在斗争的前线，为实现革命的理想，尤其要本着共产主义精神，到被压迫青年群众中去，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

　　(二)恽代英强调理想的实现要靠奋斗。恽代英深知，远大理想的实现，必须凡事从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他教育青年：“与其从理论的书籍入手，不如从具体的事实入手”(《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中国青年》第23期。)。他认为一个有志的青年，首先必须破除“自私”和“游惰”的恶习，从眼前的细微之处做起，为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去牺牲时光，牺牲金钱，这是救死不暇的中国所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培养起革命的理想、信念和情操，否则无论他如何自负有志，终究于人类全无益处。因此，他对有志青年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业；二，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三，有收入时至少捐出十分之一作有益于社会改造的事(《恽代英文集》第365-366页。)。这个倡议在青年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恽代英热爱青年，理解青年，从不讲空洞的大道理，而是帮助青年排忧解难，联系青年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实际，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如他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一文中，首先从青年的利益讲起，将青年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指出：“我们并不是专门提倡人类自私心，要人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他便会知道仅仅一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压迫我们的是社会的各种恶势力，我们必须将一切同样受压迫的人团结起来，大家都来为自己利益奋斗”(《恽代英文集》第844页。)，在当前就是要将被压迫阶级“相互间协力一致”，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去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等恶势力斗争。

　　(三)恽代英指出理想的实现还应有忘我的牺牲精神。革命理想的实现决不是一帆风顺的。恽代英先后参加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失败了，但恽代英坚信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曾以豪迈的神情坚毅地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不承认失败的人，才有再战的勇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一定要从中学到东西。”“古语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们下决心造三十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年轻人!有决心干三十年革命，你不过五十岁。接着再搞三十年建设，你不过八十岁。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那时世界多么美妙，也许那时年轻人不相信我们曾被又残暴、又愚蠢的两脚动物统治过多少年代，也不易领会我们走过的令人难以设想的崎岖道路。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一代则可享到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是舍得付出代价的”。

　　1928年秋，恽代英奉调上海工作。那时，斗争异常残酷，生活也十分艰苦，他又患有肺病，身体更加消瘦，但恽代英却非常乐观，他说：“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转引自《恽代英传记》第165页。)。后来，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革命势力受到很大损失，许多党团员和骨干分子遭逮捕，党的一些机关被破坏，恽代英也有随时被捕的危险，但他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30年5月6日，恽代英正在联系工作时，被敌人逮捕。在狱中，恽代英以他的机智，沉着和异常坚定的精神，战胜了敌人的阴谋和迫害，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他还经常对难友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他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讲，战场固然是考验，而监狱也是一个特殊的战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在生死面前，要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面对铁窗，他思绪万千，写下了一首豪情壮志，的七绝：“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首情真意切、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表达了恽代英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忘我精神，成为恽代英绝笔。

三、爱国主义教育是确立正确人生观的重要内容

　　爱国主义历来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一切先进的中国人，一切忧国忧民之士，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都是聚集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恽代英在对青年学生进行正确人生观教育时，都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一)恽代英青少年时代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恽代英从小就喜欢读革命伟人的传记，热爱、崇敬谭嗣同、文天祥等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产生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上大学后，他目睹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瓜分，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压迫，国家越来越贫弱，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深为痛心疾首。国难当头，怎样唤起同学少年爱国之心，肩负起救国的重任，他在苦苦地思索。1918年夏，全国大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恽代英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为了有效地抵制日货，他邀约林育南等几位朋友与湖北第一师范、外国语学校等校学生一道，在武汉穿街走巷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国货调查。调查结果使他震惊：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莫说飞机汽车不能制造，就连日常生活用品，如纸箔、云行板、铅笔、洗脸磁盆都是“洋货”，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几乎都要仰于外国人的鼻息，受帝国主义蹂躏、压迫、侮辱的贫穷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大大刺痛了恽代英的民族自尊心，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感。他在1919年5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国不可不救。他人不肯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惟靠我自己。他人不下真心救，则惟靠我自己”(《恽代英日记》第545页。)。恽代英认为，“徒厌世无益，中国不是没有改造的希望”，“我们用不着自我菲薄，我们一样可以担负起我们分内的任务。……只怕我们不努力呢!天下事岂有不可为之理?”(《恽代英文集》第164页。)从此，恽代英更关心祖国的命运。

　　(二)恽代英特别强调爱国贵在力行。在中国面临亡国危险的关头，许多自命为爱国之士的人，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恽代英认为，这些方案并不错，问题在于他们只是口说争辩救国，而不实行；或者行之而不切实。结果，这些方案“徒为口说争辩之资料而已”，国家依然贫弱腐败。恽代英为了唤起国人切实救国，1918年6月，他发表《力行救国论》，要同学摈弃只说不做的恶习，指出救国不在空谈，贵在力行。“吾意今日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不力行，则能力不能切实而增长；不力行，不能有明确之责任心；不力行，不能有容异己者之量；不力行，不能感化他人而联络同志”，这便不能“为国家社会效丝毫之力”。他抓住一切机会，反复地告诫同学朋友，“爱国总要克己，人须舍得牺牲个人利益才能救国。”他说：“舍得金钱能力，自然不自私了；舍得精神时光，自然不懒惰了。”(《恽代英日记》第537页。)恽代英在抵制日货中就是言行一致，他调查国货，提倡国货，自己亦带头使用国货。他将点灯用的“洋油”改为食油，国货不时短缺，他则“克己”等待，自觉地为国家“忍受此等痛苦”。他将一颗赤子丹心奉献给灾难深重的祖国。

　　(三)恽代英十分重视中国近代史教育。早在中华大学附中部任校长时，他就经常用近八十年中华民族遭列强侵略的惨痛史和朝鲜亡国史来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要求学生关心国事，“在学生时代养奋斗能力之必要”(《恽代英日记》第497页。)。鼓励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来他又多次强调学习中国近代史，认为这是爱国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他说，只有学习中国近代史，才能知道资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使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才能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同时也可以从中国近代史中，学得许多革命烈士为中国的前途献身的伟绩，汲取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作斗争的力量和勇气。因此，他向广大青年学生推荐《西洋近代史》、《中国近时外交史》、《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最近之五十年》以及萧楚女编写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书，供青年研究阅读。

　　1926年5月，恽代英还编写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义，共七讲，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他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述，告诉人们：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帝国主义的侵入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最根本原因。第二，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华民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史，中国人民群众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推动者。第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推动中国正进行的民主革命运动。恽代英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从鸦片战争到北伐战争八十余年的历史的回顾，进一步探索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论述中国近代史的教科书。

四、与工农相结合是实现正确人生观的必由之路

　　 农民、工人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他们身受各种压迫和剥削，生活，“濒于破产危殆之境”，“没有与统治阶级妥协调和的余地”，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恽代英很注意引导青年学生走向社会，深入民间，到工农群众中去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青年学生应与工农相结合的领导人之一。

　　(一)恽代英较早地肯定了工农的革命作用。恽代英早年就注意带领青年学生深入各地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工农疾苦；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工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又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在许多文章里反复阐述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最可靠同盟军的思想。他衷心地赞扬说：“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恽代英也重视农民的伟大力量，他说，由于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所以我们简直可以说，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对于知识分子，恽代英认为，他们中有些人“想象力比较发达”，“同情心比较旺盛”，但由于“没有经济上的地位”，很易动摇。但他们中间亦能找到“可以做革命领袖的分子”，应引导他们到农人、工人中间去，“切实为农人、工人谋利”。上述认识为他引导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恽代英注意引导青年学生与农民群众相接触。他认为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应该是有志青年的责任。他要求青年人应立志到农村去，到田间去，了解农民的痛苦，寻找摆脱痛苦的方法，教育他们为解除自己的痛苦而奋斗。他说：“真正了解农民生活的人，才会同情于农民，这种人说的话做的事才能打中农民的心坎，才能为农民所信任；能得到群众信任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吴化之：《我们的师表》载《回忆恽代英》。)

　　1921年寒假，恽代英带领川南师范的师生30余人，不畏严寒下乡巡回演讲。这次演讲团涉足隆昌、内江、宜宾等十几个县，往返一月，行程近二千里。每到一地，他们向广大农民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讲解翻身求解放的道理，师生们通过和农民群众接触，亲眼看到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加深了同劳动人民的阶级感情。

　　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后，在该刊上又多次发表文章，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去，接触农人，同他们广交朋友。他还鼓励青年学生充分利用寒暑假，到民间去，做农民运动，宣传教育农民，并且给予他们怎样进行宣传教育农民的科学方法：一是提出当时最好的农村运动形式是“平民教育”，主要对象是贫苦农民，这种教育不仅仅是一种识字运动，还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内容；二是要切合农民的实际，不要不顾农村的风俗习惯，不顾农民心理和兴趣，不要说些宽泛的大事或枯燥的理论；三是要肯放下架子，“我们要教育农民，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恽代英文集》第538页。)。要详细而切实地研究农民真正的痛苦和要求，与他们促膝谈心，做农民忠实友好的朋友，这样才能起到更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三)恽代英注意引导青年学生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中国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十多名工人。事件发生后，恽代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派刘华(上海大学学生、五卅运动时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到南洋大学，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共产党员)到同济大学，姜维新到复旦大学，决定以上海学联作为五卅反帝示威指挥部，恽代英任总指挥，侯绍裘任副总指挥，于5月30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大示威，遭到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更加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反帝的怒火，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恽代英因势利导，组织上海一些学生到工厂去演讲五卅惨案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协助这些工人组织工会，并参加了各级工会工作。青年学生在参与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吴亮平回忆说：“工人同志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实际上也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思想有了极大的变化。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心潮激荡的。”(吴亮平：《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工人日报》1981年6月29日。)

　　青年学生从投身工农群众的实践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认识，逐步认清了工农大众的历史地位和革命作用，深切地感受到了工农大众的力量乃是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分子实现正确的人生观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会对广大青年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深刻影响。在纪念恽代英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研究恽代英的人生观教育思想和实践，学习恽代英高尚的情操，对于我们在当代青年学生中加强科学的革命的人生观教育，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