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祥红

　　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是指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伦理思想。与同时期其他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伦理思想上，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其伦理观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

一、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形成

　　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文化渊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2000年之久。在这个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封建的伦理道德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往，其核心是孔子的儒学思想。1913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实行专制独裁，于是社会上掀起一股“敬天祭神”、尊孔读经的逆流。而对这股倒退复古的“妖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

　　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资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以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实行伦理革命。陈独秀认为，旧伦理制度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实行伦理革命才能最终把人的思想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第1卷第6号。)《新青年》在对孔学儒家的封建伦理纲常进行无情揭露和鞭挞的同时，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倡人权天赋，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正是在这一时代潮流中产生的。

　　恽代英早期沦理思想形成还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首先，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对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顺应“向西方学习”的时代热潮，恽代英努力从西方先进的思想中吸收营养。他广泛涉猎和研究了古希腊伦理学说，启蒙派孟德斯鸠、卢梭的伦理学说，法国功利主义的伦理学说，德国哲学家尼采、泡尔生的伦理学说。1917年他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时，系统地学习了“西洋伦理学史”;他在1917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就记载着：“考伦理史，题为：苏格拉底在沦理学史上之位置，伊毕鸠鲁派、斯多亚派之异同。吾第一卷。”(《恽代英日记》第10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不仅如此，他还直接阅读了空想社会主义奠基人莫尔所著的《乌托邦》，并拟翻译介绍。他对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如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说，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伦理学也有一定的研究，并受到很大的影响。他对日本和印度的沦理学也有一定的了解。西方资产阶级各种伦理学说，对恽代英的伦理思想有很大影响，形成了他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伦理观。同时，他对西方沦理思想又抱着批判的态度，因此，他的早期伦理思想不能简单看作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承袭，而是有他自己独立的见解。

　　其次，恽代英对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伦理思想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对孔子、盂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朱熹等人的伦理思想有极深的修养。他还对佛学有浓厚的兴趣，系统地学习过《大佛顶首楞严经》、《唯识二十论述记》、《心经》、《金刚经》、《弥勒三经》、《大乘起信论科注》等佛学著作。这就为他进行中西伦理思想比较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方面，他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伦理的腐朽性、虚伪性、非人道性，必须予以彻底革除。1917年7月25日日记上就记有：“至伦理学，自余悟人生真义以来，意谓当从根本改组。”(《恽代英日记》第12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并且拟编了一个伦理学大纲。另一方面，对封建伦理的某些规范予以改造，使其得到继承和发展。

　　家庭环境的濡染，是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恽代英出生在一个书香人家。爷爷满腹诗文，尤擅长丹青。母亲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聪明贤慧，颇有旧学根底。童年时代的恽代英在爷爷和母亲的影响下受到了严格的传统蒙学教育。恽代英的父亲为人忠厚平和，思想比较开明。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中注重修身养性、提倡平等民主，与他的家庭环境的懦染是分不开的。

二、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内容

　　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这些丰富的伦理思想主要散见于他早期的著作、日记、书信及社会实践中。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一)确立“利他”的伦理价值取向。“群、己”问题，在西方称作权利义务关系问题，是中外伦理学史上长期争论的复杂问题。在恽代英的早期伦理思想中，“群己”关系是他集中探讨的一个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恽代英确立了“利他”的思想。

　　1914年，恽代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他自称为“投稿之一新纪元”的《义务论》。在这篇文章里，恽代英旗帜鲜明地倡导“义务论”，批评“权利论”。他说：“宗教道德家，以为人应知其义务，不必知其权利，所谓利他派也，亦谓之义务论。法律政治家，以为人应知其义务，亦应知其权利，所谓完美之利己派也，亦谓之权利论。”接着，恽代英力数“权利论”之危害，认为当今之世，“下者争权利于乡，上者讼权利于国。人事以之而日纷，风俗以之而日坏。”他大声设问，“茫乎祸海，谁生厉阶？皆权利论之赐也。”于是他得出了“权利论者，天下争攘之泉源也。”在批判“权利论”的同时，他盛赞“义务论”。以为“若夫大同之世，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之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然其所以发达者，即由于人类之利他心，亦即义务论之效力所致。”通过分析其利弊，他发出：“天下之人，如真欲治平者，请自今无言权利，无言竞争，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以上论述：《恽代英文集》第1-5页。)

　　恽代英的“义务论”思想，使人们“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己，知有政府而不知有己”(《恽代英文集》第7页。)，使“人人易其利己而利他人”。他认为，中国数千年来圣哲之所传说，即是如此。因而从伦理思想上，恽代英倡导的“义务论”有某种不尽合理之处。但是，他的“义务论”，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和反侵略思想，是为拯救国家开出的“补苴之方”，因而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从恽代英对“权利论”的定义来看，应该说它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我们分析恽代英对它的阐释，可以看到，恽代英的“权利论”实际上是指那种不知有义务，只知有权利的极端的利己说，如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的霸权、强权。这种“权利论”只能成为强者侵略弱者、富者凌辱贫者的理由，是他们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借口。

　　由此可见，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恽代英的“义务论”体现了他最早的政治伦理观。他试图用封建伦理改变现实的善良愿望，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二)致力于人性之完善。

　　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人性发展的科学，其目的在于“有助于人性之发展”。人的个性要求“中自完”、“至善”，从而“尽吾之性、完吾之心”成为人性完善的最高追求。恽代英十分注意个人人性的完善。在老河口时期，在母亲的影响下，恽代英开始了记日记。“他把日记作为‘是观吾品行’的重要手段，一日三省，鞭策自己克服缺点。他把日记作为最良的修养方法、求学方法和练习的方法。”(沈葆英：《恽代英和他的日记》，载《恽代英日记》。)他在日记中，每日反省自己，记下优缺点。后来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把每天的德行和时间各定为100分，每天根据自己做的情况在日记上给自己打分。对自己严格要求，使他从小养成了“严于责己，乐于助人，生活简朴，学习勤奋，积极向上，诚恳待人，情感丰富，心地纯正”(沈葆英：《恽代英和他的日记》，载《恽代英日记)。)等良好品德。

　　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时期，他十分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是学校品学兼优的学生。他认识到体育对人性完善的重要性，先后写作和翻译了(学校体育之研究》、《运动之训育方法谈》、《普通体操之改良》等文章，介绍体育运动的意义、方法，提倡人们包括女子开展体育活动。为此，他曾发起组织了“步行会”。“步行会”主要开展体育锻炼和道德修养。“步行会”的开展，表明恽代英不仅注重自身人性的完善，而且开始注重团体善的形成。1917年下半年，恽代英创立了武汉地区第一个进步团体“互助社”。互助社“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一方面强调个人人性的修养，提出“夫智仁勇三者，一贯之德也，研究以广其智，实行以增其勇，于以求仁”(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编：《恽代英传记》第1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的道德标准，制定了戒约八则。另一方面，主张“本牺牲精神，尽天赋之本能，合群策群力拒社会之恶，倡社会之善，则庶几乎社会日进于改善矣。”(田子渝、任武雄、李良明编：《恽代英传记》第1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可见，恽代英人性之完善思想具有明显的进步性和爱国性。他欲从个人的至善到人人的至善，最终达到社会整体的至善。他总结过去说：“我很信要做事是少不了一种势力的，我的已往、现在、将来，便都是以养成一种善势力为目的。”(《恽代英文集》第67页。)认为“今日世界，最要之事，为善势力之养成。”(《恽代英文集》第68页。)怎样养成善势力呢？他说：“果一般学生卒业后，能仍如今日之尚气节，敦品行，仍如今日之爱同类，相扶持，三五年后，社会即将发生一种切实能力，此或为救人类根本之法敦。”(《恽代英文集》第107页。)这里，恽代英将人性之完善的伦理思想当作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显然具有唯心思想和空想色彩。尽管如此，恽代英的人性之完善的伦理思想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性的修养，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三)倡导男女平等，呼吁妇女解放。“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它扼杀人性和人的独立性、自觉性，使人成为“顺从”、“愚昧”的奴隶。在这种伦理制度下，中国旧时妇女的命运十分悲惨。恽代英对男女不平等的现象极为痛恨，他抨击女子只能“守节”，男子可以纳妾的不公平现象，揭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荒谬绝伦，愤怒声讨把女子当作工具、玩物的罪恶的封建伦理。为此，恽代英大声呼吁“男女平等”，响亮地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

　　恽代英说，“吾人重男轻女，已成国俗”(《恽代英文集》第67页。)，认为“男女同为人类，不可强分尊卑。”(恽代英：《女子生活问题》，载《青年进步》第6册，1917年10月，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恽代英分析了男女不平等的原因后，提出了男女平等的条件。他认为，女子在家庭中脱离对于男子的经济附属地位，是男女平等的首要的基本条件。为此，恽代英提出女子要想获得同男子平等的地位，首先“不可不有独立生活之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女子就能获得“自身之人格”、“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和平”，同时社会风尚也得以改良。在男子方面，恽代英提出，“应尊重女子之人权及财权”，认为“财权之不分明，实家庭一切不幸福之根源也。”(恽代英：《女子生活问题》，载《青年进步》第6册，1917年10月，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恽代英批评了压抑禁制女子谋独立生活的行为，认为此等行为一则藐视女子之地位和能力，二则对于女子姑息，是不尊重女子之人权及财权的表现;又批评了“以女子为用物，竭其力以自奉”的“诳骗”行为，认为这类行为“足以寒为独立生活之女子之心”。恽代英指出，家政“由男女共同料理之”，是男女平等的重要表现。针对“男子之才，不适于料理家政”的谬论，认为“实亦无理之偏见”。他还提出，女子“从事料理家政者，或因限于不得已之状况，如妊娠、分娩、乳哺、疾病之类，不能为独立生活者，男子当以其收入若干分之一，为女子财产。”(恽代英：《女子生活问题》。)恽代英的这些思想，抛弃了在这之前从伦理道德方面寻求男女平等的途径，开始转到物质利益上，因而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恽代英倡导“妇女解放”，反对不自由的包办婚姻制度。认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他认为结婚关系人生甚大，“结婚主权仍应属于结婚之男女自身”，反对父母包办。又认为，“如必须离婚，而绝对不许其离婚，此则为一种伪道德之牺牲品而已，”(恽代英：《女子生活问题》。)抨击不人道的封建婚姻制度。为了科学地认识婚姻，他甚至提出，“于男女各中学加结婚学为一种必修学科，或更另设研究结婚学之速成学校是也”(恽代英：《结婚问题之研究》，载《东方杂志》第14卷7月号，1917年7月15日。)，以破除婚姻上的封建迷信，指导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

　　由此可见，恽代英在猛烈抨击“男尊女卑”和“包办婚姻”的封建伦理制度的同时，提出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且指出了实现它们的正确途径。恽代英张扬女权，为妇女解放大声呐喊的思想和实践，是中国女权运动最早的活动之一，也是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一个突出内容。

三、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特点

　　从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他的早期伦理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革命性。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下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恽代英的伦理观与他的政治观结合起来，伦理改造成为他改造社会的手段。这一方面说明，恽代英试图从精神世界中寻求补直济世之方的唯心思想，另一方面也表明，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的革命性。第二，民主性。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他批判地接受了西方伦理思想中民主的东西，并以此对中国封建儒家伦理进行了批判、改造，从而使他的早期伦理思想具有极大的民主性。第三，实践性。恽代英早期伦理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空洞的说教上，而是具有极强的实践性。他不仅身体力行，还组织社团和社友们互相激励。他以“基督以一平民，感化天下，至今其势力不衰”，(《恽代英文集》第75页。)勉励青年，“欲救国家，惟有力行”。(《恽代英文集》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