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新

　　砸碎封建生产关系，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实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关键。早在中共创立时期，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已经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恽代英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虽然恽代英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探索可追溯到“五四”运动后期，但那时的思想毕竟尚未冲出改良主义的旋涡。所以，恽代英真正的农民革命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在1924年至牺牲前的6年多时间里，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一)从1924年初至1925年，组织青年调查研究农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心理状况等，探索敲开农民革命大门的方法；(二)从1925年底至1927年底，总结农民运动，探索组织农民参加革命的方法，阐明农民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关系；(三)1927年底至1930年初，支持和探索开展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文就恽代英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农民革命观的发展及特点进行粗浅的探讨，以就高见。

一

　　恽代英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农民革命的规律，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所赋予的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具体要求。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领导了以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为中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但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太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下走向了低潮。在此同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因陈炯明的叛乱也失败了。中国的国情清楚地告诉革命家，欧美式的道路行不通，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没有农民参加革命，谁也无法单独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中共努力下，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两党开始联合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然而，如何唤醒三万万二千万农民，在马列经典里没有，苏联和欧美各国的史册里也没有。于是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等开始了共同而艰苦的探索。

　　1924年初，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23期杂志上发表了《湖北黄陂农民生活》，详细叙述了黄陂佃艰难的生活和受剥削压迫的现状，号召青年进行社会调查，建立农民问题研究会。乡村的青年搞调查，城里的青年搞总结，然后进行分析讨论，找到正确的方法。恽代英指出：“要教育农民，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为此，恽代英在第37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登了自己设计的一张青年学生《暑假农村运动成绩表》，就农民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心理状况及青年从事农民运动的心得等提出了16个具体调查研究课题。这一活动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积极响应；为研究农民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恽代英先后发表了《农村运动》、《预备乡村运动》等文章。恽代英指出，开展农村运动的目的是为了与“占中国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接近，联络其感情，辅进其知识”，使农民“与我们一致的进行破坏与建设的事业，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学习农民的言语，研究他们的心理，他们的知识程度，以便决定农村宣传最合宜的语言与态度；教育农民最恰当的材料是“详细而切实的研究农民真正的痛苦与要求，以谋发现农村运动最有力的口号”；农村运动中教育的重点对象是青年农民，“将血气旺盛而受压迫的青年农民团结起来加以训练”，就是农村革命的主力军，而且可以成为“运动成年农民的链锁”。所以，恽代英激动而又肯定地告诉青年：“去结交农民！去团结农民！去教育农民！而且最重要的去研究农民！”“这是中国革命重要的预备”。

二

　　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全国农民运动迅速发展，革命的运动呼唤着成熟的革命理论的诞生。1925年至1926年，恽代英、毛泽东、瞿秋白等对中国农民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评价，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为轰轰烈烈的北伐革命战争作了准备。恽代英在《农民革命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国民革命与农民》等文章中，科学、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农民运动。分析了农民革命的原因、性质、任务，农民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农民革命中宣传工作的内容与方法，农民革命组织工作的必要性和注意点等，标志着恽代英农民革命观开始走向成熟，而恽代英对农民革命宣传理论的贡献在当时更是无与伦比的。

　　恽代英概括了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下农民所受的五种疾苦：第一是“土匪、军队、民团的骚扰”，造成“无数的农村被毁了，无数的农民被杀了”；第二是军阀内战，结果非但“战线内的村庄田园’被毁尽，“战时的军费也是从农民身上敲取的”；第三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向农民苛抽暴敛”，“使农民卖妻鬻子，典屋田宅，穷无所归”，“欲生不能欲死不得”；第四是“上豪劣绅和大地主的剥削”，如“高利借债”，“大斗入小斗出，加重租额等等”；第五是“水旱天灾”，“许多农民因此饿死，甚至有吃观音泥的”。所以，世界上生活最辛苦的是农民。农民要解放自己的痛苦，保持自己的利益，只有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及一切反革命派，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这就完整地提出了农民革命的任务。恽代英又指出：“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这既阐明了农民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关系，也指出了中国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

　　怎样才能提高农民的觉悟，唤起农民的革命欲望呢?恽代英认为，这就需要对农民进行革命的教育，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政治宣传注意世界以及中国的大事，如“五卅运动”的起因、影响等政治事实及本地区的大事，并把救国救民的思想渗透进去，以小说、故事、歌曲、弹词、戏剧等形式教育农民，以提高农民的觉悟；(二)经济方面的宣传要“熟悉农村生活的实际情况并能调查分析各种农民生活疾苦之来源及其救济方法，就各个实际问题剖析指示一般农民”，以便“引导他们加入革命的战线”；(三)文化方面的宣传，“如反对旧风俗习惯礼教迷信等，这差不多都是农民逆耳之言”，“但我们若能指明其风俗习惯礼教迷信中，各种不合理或可笑的地方，或者能够指明社会上各种受此等风俗习惯礼教迷信的弊害的地方”，农民还是可以接受的。而“直接破除旧风俗习惯礼教迷信之行动”，“我们须斟酌情势不可孟浪为之”。

　　恽代英总结了山东、河南、直隶红枪会的失败和广东农民运动发展的成败得失，认为觉醒的农民仅有革命的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指导农民建立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只能“由被压迫的中农、小农、佃农、雇农”组成。恽代英预见性地指出：“农民的暴动是不应当避免的”，“为要预备农民的暴动，发展革命的组织于农村中间，这是必要的”。“应当吸收一般富于革命性的农民，予以比较严格的训练教育，使之成为农民骨干；只有这种骨干力量，民众才成了有节制的革命军队”。农民有了团体、有了骨干还不够，必须有指导其活动的党和主义。当然恽代英这里所说的党是指国约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主义是指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这种提法与当时革命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策略是相符合的。

　　恽代英是毛泽东等农民领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恽代英为讲习班任课和讲演，并与毛泽东探讨了中国农民革命的问题。随着北伐军向长江流域的推进，全国农民运动更加高涨，湖南、湖北两省农民运动开始向土地革命的方向深入，引起了反动势力的仇视。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都起来恶毒攻击农民革命，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过火”，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等一味迁就资产阶级，放弃党的农民政策，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左”，并限制农民运动。恽代英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和吴玉章、邓演达、毛泽东等一起参加《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的修改和审查工作，坚决支持农民运动。他说：“农民运动不止是帮助党的，也即是自行改善与解放，解放须农民自行起来组织，以及以自己力量来拥护党；有人以为战时须要农民帮助，而战后不要农民的思想皆属荒谬”。

　　1927年3月，国民党右派夺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恽代英在欢迎湖北农民代表会议的演讲中指出：‘，真命天子欺骗我们农民，已经好几千年，现在革命领袖蒋总司令，也不是真命天子，大家不要错认”，“不要再被人家欺骗”，“希望各位代表回到乡下去，组织起来，解放自己”。

三

　　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内冯、阎、桂三派军阀之间矛盾激化，新军阀混战爆发，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李立三错误估计形势，“左倾”冒险错误开始膨胀。他反对毛泽东用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主张实行全国暴动。恽代英首先觉察出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进行了抵制。1930年2月15日，恽代英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厦门指导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他帮助福建省委制定了客观现实的革命策略：即深入扩大土地革命，在游击战争中建立和扩大红军，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主张闽西红军向敌人力量较弱的闽南方向发展，抵制了李立三关于向敌人力量较强的广州方向发展的错误主张，受到了李立三的指责。

　　在福建期间，恽代英写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和《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两篇文章，并于三月先后发表在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在全党面前，热烈讴歌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恽代英兴奋地写道：“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他把全世界翻过来”。他又总结性地介绍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成就：打倒地主绅士，推翻国民党在那里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大事由群众大会和群众代表大会决定，农民当家作主。他还详细介绍了闽西苏区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分配的方式，并对闽西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存在的缺点进行了分析，探索了闽西革命对中国革命未来的影响。这样的总结介绍在当时并不多见。

　　恽代英认为：“闽西苏维埃确实表现出来是工农的政府”。其理由是：苏维埃在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下，在政治上“驱逐了地主豪绅、国民党军阀”，建立“群众会议与代表会议”，“一切权力都属于苏维埃”，而且建立乡村苏维埃组织，农民可以通过组织撤换不称职的上级苏维埃代表，妇女在苏维埃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经济上，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吃白米，很多地方组织合作社抵制商人抬高物价的剥削，而给农民以低息贷款，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恽代英还指出了闽西苏维埃政权存在的缺点，即“群众的创造力还未能充分发挥，苏维埃一切政治措施还表现很多自上而下的精神”；“苏维埃还不能坚决集中一切力量向外发展，农民很多武装还停留在地方性的赤卫队手中，不能自由集中调度”。“为了解决经济上出入口商品的困难，常不免对商人带浓厚的妥协倾向”。恽代英坚定地指出：“只有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全中国工农群众应当起来为苏维埃政权奋斗。”

　　尽管恽代英此后不久，被“左”倾领导人撤了职，但他的两篇文章，在当时“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对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道路无疑是最有力的、及时的支持，不仅为全党正确认识工农苏维埃政权，制定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政策策略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为党内抵制李立三以“城市中心论”为表现形式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提供了依据。不幸的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继李立三之后的王明路线又延长了纠正错误的过程。不过，中国共产党在付出了血的代价(包括恽代英牺牲)之后，终于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我想，基于这一点，恽代英对中国农民革命思想的贡献当为无价之宝。

　　综上所述，恽代英对中国农民革命的探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条清晰的轨迹是：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农民革命的最终目的；要使农民懂得革命，首先要学会接近农民、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培养农民骨干并用党的主义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开展农民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重视调查研究，把革命的探索基于实践的基础上，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革命的客观规律，不主观随意超越事物的发展阶段。而恽代英在农民革命教育理论、教育方法等方面有着独具匠心的创造，大大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