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煊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骨干之一，恽代英在此期间不仅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实践中去，极大地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基本形成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什么是国民革命？恽代英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早在1924年恽代英在《何谓国民革命》一文中认为：“靠国民拆旧政府的台”就是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福国利民”(《恽代英文集》第467页。)。显然，恽代英最早关于国民革命的思想是非常抽象的，就连他本人也认为“是过于笼统了”。随着国民革命的实际进展，恽代英的思想也在向前发展着。当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出师北伐后，唤起了中国各个阶级、阶层的觉醒，这年底，恽代英的国民革命思想有了新的进展：“国民革命是求各阶级解放和利益的，所以国民革命须要各阶级参加，可以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恽代英文集》第881页。)他进而指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解放全中国被压迫民众。”(《恽代英文集》第1000页。)由于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基本目标的一致性，恽代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大革命中去。统计《恽代英文集》1924年1月至1927年3月(国民党一大至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收录的112篇文章，除《马克思主义者与恋爱问题》一文外，其余全部涉及国民革命，对国民革命及共产党在其中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作了全方位的论述，对国民党右派等一切反动分子作了深刻的揭露。由于恽代英的文章发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有《中国青年》、《少年先锋》、《黄埔潮》、《红旗》、《民国日报》等，而且还包括《革命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自办刊物)及散发于各地各级组织和军中的大量单行本。因此，恽代英的国民革命思想对于推动那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巨大作用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不仅如此，恽代英还身体力行，积极参加和亲自指导着这场革命。从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和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到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亲身参加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纪念孙中山逝世、五卅运动、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与西山会议派的斗争、黄埔军校工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等一系列发生在此期间的重大事件，对国共两党的首次合作，国民革命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顺利进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同时，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也促使恽代英对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因素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分析与思索，进一步充实了他的国民革命思想。

二

　　1924年，孙中山先生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对国民党进行了重大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决议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样，国民党不仅成为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还是国民革命责无旁贷、众望所归的领导力量。恽代英也对改组后的国民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中国要如布尔塞维克党在俄国所站地位一样”(《恽代英文集》第474页。)。因此，恽代英在对孙中山先生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沤歌的同时，也极力想“帮助孙中山先生，改善国民党”。恽代英认为，国民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必须高举民主主义大旗，与封建势力作殊死斗争，因为“帝国主义所以能压迫全中国人民，他不但是专靠他的军队或经济势力，他还要靠代表残余封建势力的军阀，与依附军阀的官僚土豪劣绅，为他保障不平等条约的威权，而且帮助他在都市乡村中间剥削压迫人民。”(《恽代英文集》第1000页。)国民党致力于革命已有40余年历史，之所以不能取得成功，就在于“国民党内还包含许多封建社会的原素。……他们的活动，始终未能摇动封建社会的基础，那便是说始终未能摇动帝国主义、军阀在社会上之基础。这样，所以他们的努力，终于是徒劳无功。”(《恽代英文集》第1001页。)因此，恽代英十分关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封建主义势力复活问题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国民革命进程表明：当着国民党内民主主义势力占主导地位时，革命就能在短期内取得迅速的胜利，从广东推向长江流域和中国北方；当着国民党内封建主义势力占主导地位时，他们便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了中国革命。

　　因此，恽代英虽曾推崇改组后的新生的国民党，但由于国民党内残存的各种落后性因素，使他一开始便庄重宣告：如果国民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恽代英文集》第779页。)在同国民党内各种错误言行作不妥协斗争的同时，恽代英更加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国民党的阶级构成，以寻求领导国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新兴力量。

　　早在1924年4月写成的《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中，恽代英就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明确指出：“我们革命的基本势力，……我们所应当依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恽代英文集》第499页。)并逐一从阶级利益和经济利益角度对智识阶级、商人阶级、俸给阶级、绅士阶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得出结论：他们都是我们不可依靠的，“真正与一切统治阶级利害完全相反的，只有农人与工人。所以说到革命，亦只有他们还可以有希望。”(《恽代英文集》第500-501页。)从严格而科学的划分标准看，智识阶级等属于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范畴，农人、工人属于无产阶级范畴。所以我们认为恽代英早在1924年就已经初步认定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恽代英的这个思想则日益丰富而具体起来。

　　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给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也使恽代英进一步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应有的地位。通过对《上海日纱厂罢工中所得的教训》进行分析，恽代英认为：“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恽代英文集》第636页。)而“资产阶级与一切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想利用人民，谈甚么全民利益的鬼话；但对于真正有关系工人、农民利益的事情，他们是很顾忌而不肯帮助的。”“中国要靠他们革命，简直是笑话。”(《恽代英文集》第637页。)如果说此时恽代英的结论还只是就上海日纱厂工人罢工所得教训进行分析的话，那么他在1926年2月曾专门撰文论证《为什么产业无产阶级最富于革俞性？》，文章认为：“(第一)他们是一般穷光蛋，因为是穷光蛋所以没有甚么挂念，对于革命事业特别勇敢。(第二)他们是直接受军阀(或中外资本家)压迫，因为是直接受压迫，所以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敌对的态度很明显。(第三)他们全路工人都是在一个管理机关之下，所受政治、经济的压迫是一致的，因为所受压迫是一致的，所以容易发生同仇敌忾的观念，一致的与压迫势力相反抗。(第四)他们的工作与居处是集中的，每一个地方，或一段地方，常常有几百几千工人，因为许多工人集中于一个地方，再为他们传递消息极其便利，所以容易互相宣传煽动，亦容易互相督促约束，没有散漫的民众比得上他们。(第五)他们在铁路(或工厂、矿山)上做工，占交通(或生产)事业的重要地位，因为所居地位重要，他们容易觉悟自己一种武器有一部分实力，可以与压迫阶级相抵抗。有了这五种原因，产业无产阶级遂成为最容易觉悟的革命势力，遂成为最富于革命性的阶级力量。”(《恽代英文集》第781页。)

　　“随曹国民革命的进展，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国民革命与农民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恽代英对此也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恽代英认为，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又生活在最底层，而“国民革命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若果为少数人的利益那便不成为国民革命了。”“所以国民革命特别注重农工群众的利益，若果忘却了农工群众，便不成其为国民革命了。”因此恽代英认为：“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农民得到了解放才算国民革命成功。”(《恽代英文集》第919页。)他号召三万万多农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起来，积极投身到国民革命中去，以自身的力量去打倒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大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一切反革命派，而不是坐等少数英雄的奋斗来解放自己。

　　产业工人和农民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同时，由于无产阶级所具有的独特的优点，他一投身革命，就给国民革命“开了一个新局面”，从此，“大家承认了他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恽代英文集》第998页。)但是，恽代英分析指出，单凭这两个阶级的奋斗还不足以获得国民革命的胜利，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还不够去打倒帝国主义的原故。”(《恽代英文集》第685页。)无产阶级还必须联合其他反帝的革命阶级共同奋斗。而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论何阶级，都是受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的压迫，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也不例外，虽然他们受害程度远不如工人和农民。此外，“他们(小资产阶级——笔者注)在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强大时，都可以减少怕革命危险的心理，而参加国民革命。而且工业资本家与地主固然可以要求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相勾结，以共同剥削农、工、平民，但在他们勾结不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时候，他们会要革命；在他们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谋单独剥削农、工、平民的时候，他们亦会要求革命。”(《恽代英文集》第685-686页。)也就是说，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这一点上，在完成国民革命这一伟大事业上，“各阶级是有联合的可能和必要的。在国民革命时期，各阶级利益尽管有些冲突，仍应同心协力去打倒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所以，恽代英多次强调指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

　　但是，这种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联合。由于受阶级立场和经济利益的制约，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这是在革命实践中已证明了的。因此，恽代英又明确指出，虽然“是可以利用他们的。然而无论如何，不能靠他们做基本势力。”更不应使“无产阶级屈服于不革命的上层阶级压迫之下”，无产阶级要担负起国民革命的领导重任来，在同各阶级的合作中，“究竟不能不防他们的畏怯妥协的心理，对于他们畏怯妥协的地方，究竟不能不加以攻击；对于这种易于畏怯妥协的各阶级，究竟不能把革命的主要责任放在他们的　身上。”同时，对于那些反革命的上层阶级与国民党右派，“我们为甚么不应当骂？他们既然不肯同我们一路进行革命，而且专谋在内部妨害无产阶级的发展，这种人为甚么亦要与他们联合敷衍呢？……我们不应与这般人合作，这是很明显的事。”(《恽代英文集》第686页。)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应当联合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动摇和妥协要进行严肃的批评，要教育、帮助和引导他们，在他们背叛革命时，要实行毫不妥协的决裂，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和联合。所以，恽代英在国民革命时期一方面同国民党内的各种反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还是希望国民党按照当年改组的初意，成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政党，“有力量担负中国国民革命使命”(《恽代英文集》第1002页。)；另一方面，当国民党右派暴露出反革命面目，其把持下的国民党已开始蜕变为一个反革命政党之时，恽代英也严正宣告：“对于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偶像以厉行反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要打倒的。”

三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最后失败了，但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大量的经验教训是中国革命的无价之宝。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指路明灯，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的话，那么，恽代英的国民革命思想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恽代英国民革命思想的杰出贡献是：首先，恽代英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早在1925年7月，恽代英就号召革命的青年“认清楚谁是你的革命的伴侣，谁是你的革命的仇敌罢!不要丢了你的革命的伴侣，却只是等候那些反革命的‘士商阶级’出来领导革命!”(《恽代英文集》第695页。)这与毛泽东同年12月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思想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敌、我、友问题。如前所述，恽代英着重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五个特点，明确指出了它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其次，恽代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同时，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坚决地反对封建主义。众所周知，国民党也曾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但他们的不彻底性是显而易见的。恽代英不遗余力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反封建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对于推动国民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起了重大的作用。

　　再次，恽代英已经明确认识到农民及农民间题在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因此，恽代英认为，国民革命便是农民革命。他号召广大农民用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组织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

　　最后，恽代英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状况，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商买办阶级”和“工业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前者一般是革命的对象，而后者是革命可以联合的力量。但由于受经济地位的决定，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又具有两重性，既不应也不能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并规定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恽代英的国民革命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其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的评价岂能以以上诸点涵盖之，它还有待于我们今后更加深入持久的学习和研究。但总之，恽代英国民革命思想中的真知灼见已走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前列，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成果，并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吸收、惜鉴和集中，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巨大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