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新

　　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其中，他对中外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态、经济规律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设计等方面也有深刻的研究。其内核是谋求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摆脱外国的经济侵略，实现强国富民，经过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类似苏俄新经济政策模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长的阶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恽代英的经济观散见于许多论文之中，集中论述不多，但经济思想的轮廓，轨迹却十分鲜明，尤其是他对外交经济问题的阐述、剖析和探索，有许多匠心独具的见解，饱蕴着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功底。恽代英外交经济观的基本框架是：(一)提倡国货；(二)引进外资开发富源，发展民族产业；(三)实现关税自主；(四)废除非法外债，扩大对债权国的贸易，实现国际贷借均衡；(五)革命成功后的对外经济政策制订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些实践和理论不仅对当时我党制订正确的对外经济方针和策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也有许多有益的启迪与借鉴。本文试就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粗浅的探索，以就高见。

一

　　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内民怨沸腾，反日浪潮席卷全国。正在中华大学读书的恽代英组织学生加入了斗争行列。他们上街宣传，散发传单，检查日货，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18年，恽代英组织“互助社”成员发动武汉学生，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开展反日救国斗争，继续宣传和组织抵制日货。他们用节省下来的零钱，建立抵制日货运动基金，在武昌、汉口商店调查日货，编成《武汉国货调查录》等小册子和传单，分散给学生和居民，组织学生挨户晓劝居民抵制日货，组织学生和居民互约不买日货，犯者罚钱以作抵制日货基金或没收日货当众焚烧，经常定期召集群众在学校内操场上焚烧日货，把武汉地区反日货运动推向了高潮。在这场斗争中，恽代英查考近代中国商战损失，翻阅民国财政史料，探研国货不振，洋货充斥的原因。然而国货不美观，国货价略贵，国货质略劣的事实，使他感到倡国货，责人以难能，而自处于易。因此，恽代英认为“欲救国家，惟有力行二字”(《恽代英文集》第70页。)。为了表明决心，1918年5月，恽代英开始剃平头，不用洋理发推子，以致终身没有蓄发。

　　面对外来经济压迫，国家主权的沦丧而无拯救的良方，恽代英的心情是苦闷傍惶的，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中国“若欲不亡，应该靠谁呢？”于是恽代英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社会政治和科学书刊，他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世界的根本改造只要能“破除私产制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钱，便一齐解决了。”(《恽代英日记》第647页。)1919年，“五四”运动把反帝爱国斗争推向了高潮。恽代英在武汉参与领导了罢课、罢市、游行示威、请愿等斗争，迫使湖北当局急电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和惩办卖国贼。此时，恽代英徘徊于新村主义思潮的十字路口。1920年，恽代英先后开办了利群书社、利群毛巾厂，以期开创共同生活，振兴中国实业，摆脱外资压迫，改造社会的道路。可见，恽代英采取身体力行，示范感化等形式，希望唤醒国民，抵制洋货，实现救国理想的做法，带有强烈的民族爱国主义情绪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失败的结果是难免的。正如恽代英后来总结的那样，没有认识到“要救自己，只有打倒外资的压迫”，“给本国产业以自由发达的机会”。然而，这种挫折对恽代英思想的转变，无疑是有益的。1920年以后，恽代英在与李大刊、邓中夏、毛泽东等的接触联系中，开始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恽代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的外交经济观发生了质的飞跃。

二

　　1921年至1924年是恽代英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形成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恽代英总结了自己和热血青年“曾经屡次极力提倡维持土产，购用国货”(《恽代英文集》第417页。)收效不大的原因。他认为爱国精神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中国今日精神的堕落，许多地方都是出于物质的贫乏。不从物质上救济中国，恐怕终如前几年前几十年所空唱的救国自强，结果终只是空唱而已”(《恽代英文集》第406页。)。因为“外国机器生产制度之下，出品迅速，成本低廉，品质精美”，而“人性自然爱好价廉物品”，所以在国内市场上，“中国的土产处处不能维持他原有的销路。”(《恽代英文集》第417页。)“中国除了机器生产化，没有法子抵抗人家，即没有法子免于经济破产的惨祸”，但中国又“不能发达机器生产”(《恽代英文集》第418页。)，因为国内有军阀割据，政治黑暗，国外受到西方列强的经济压迫。

　　那么，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恽代英认为：“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建立“迪克推多的政府”(《恽代英文集》第408页。)，即“一党独裁政治”。革命后，政府必须“进行国有的大生产事业，既以安戢游民，复可抵制外资压迫，挽回国际贸易之出超”。恽代英认为“私人资本家能经营大生产事业自仍有以上之功效”，但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中国应当推行国营政策。恽代英批评了孙中山先生兴办“国营产业全恃外人借资”的观点，认为这是“与狐谋皮”。“国营大生产所需资本，必须于国内不劳而获的阶级中，用财产税、所得税、公债或没收等方法筹得之。如地皮商、股票商、银行家、工厂主、房主、田主等，均须任出资之责”。但筹资必须适度进行，“革命政府不可过于采用纷扰的政策”(《恽代英文集》第409页。)。

　　以上表明恽代英已找到了“国货不振”的国内外原因以及扭转局面的方法和途径，同时说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经济观。随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恽代英的外交观逐渐走向成熟。

　　1924年，董时进先生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文章，竭力反对冒用美名借款开发资源，并认为中国“矿产之为物，不以早开而增，不以迟开而减。”对此，恽代英撰写了《如何方可利用外资》(详见《恽代英文集》第507页-510页。)一文，他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情出发，对如何利用外资作了辩证剖析。

　　恽代英对董时进先生断然反对任何公私团体“假开发富源的美名以图惜债”表示赞赏，认为军阀当政，中国政治不良，出卖国家利权抵押借款，且公私团体组织不强固完密，在一切未入轨、经济混乱的形势下，极易引发个人贪婪侥幸的心理，造成假开发富源的美名借债，中饱浪费。同时认为以“矿产之为物，不以早齐而增，不以迟开而减”为由拒绝利用外资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决定“中国的富源亟宜开发”，而且非开不可。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又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中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如果不发展，必将在”今日大生产制轧铄镊凌之下，我们的旧有产业，渐尽为先进国家所打倒”，而华洋贸易之逆差；日益沉重的近代赔款债息包袱，节流无望，开源又复无计，中国的贫穷日甚一日，兵匪为患，国将不国，到那时要想把资源留给子孙，可谓痴心妄想了。所以恽代英提出，要使中国摆脱贫穷，急需利用外资开发富源，况且西方资本家也想投资海外，以谋取更大的利润。问题的关键不在用不用外资，开不开富源，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那么怎样的政府才能担负起这个重任呢？恽代英认为中国必须首先建立苏俄式的公忠而强固的国民政府，监督一切公私团体，而这种政府与公私团体又须接受国民的监督；应当仿效苏俄“用极严重的条件”利用外资以开发富源。

　　当时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恽代英身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秘书，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大胆而又巧妙地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经济观溶入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体系，把公众对外资问题的注意力凝集到推翻北洋军阀、改造社会这个矛盾焦点上，其实际意义远远超越了外资观本身，可谓匠心独具。

三

　　如果说恽代英的外资观是他外交经济思想的着力之笔，那么，他对关税问题的论述就是外交经济观的点睛之处。1924年1月，恽代英撰写的《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详见《恽代英文集》第416页-434页。)，可称得上我党早期外交经济学的宏篇精典，标志着恽代英外交经济观的成熟。文中精辟地阐明了革命政府实现关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策略方针；以翔实的资料剖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海关，实行关税协定制度，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中国财政金融，损害中国主权的表现及危害。

　　恽代英认为抵抗外国经济压迫和经济侵略的最好办法是：“应用关税政策，以保护本国产业的发达”，“靠聪明的税则，减轻一般人民的负担，使他转嫁到外国或本国资本家身上”。“中国能用这种法子，既可减少内乱，便可渐图挽回输入超过的倾向。即令偿还外债，亦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的希望”。恽代英明确指出：关税问题的实质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愚弄伎俩，与劫制我们的方法”，而关税的核心是关税税率。他认为关税协定制度，是“第一件可痛心的事”，“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奇怪制度”，“他使外国货物用很廉的成本输送进来，夺去许多土货原来的销路。同时加重土货在本国所负的税率，使不能与外国货争竞。中国自己需要的原料物品，亦不能加重关税阻遏他的输出”。这样，“我们的关税，却成了帮助人家经济的侵略，以损害自己的东西。我们不但不能用关税政策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我们现有的关税制度，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重要武器。”以上表明，恽代英对关税问题有了本质的认识。

　　恽代英以大量数据事实揭露了关税协定制度的危害。由于中国海关被西方列强控制，中国无法运用税则保护原料市场，更无法遏制外国廉价工业品在中国的倾销，造成中国完全成为外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完全立于经济全隶属的地位”，“全国人民喘息苦楚于贫乏扰乱状况下”，“国内工业永无发达之望”。

　　诚然中国机器产业不发达，人民生活痛苦的根源是关税不自主，那么，怎样才能摆脱消除这种根源呢？恽代英十分赞赏孙中山先生收回广州海关的“崛强的举动”，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要革命政府对于关税与国债，有一个全部的计划的决定”，“中国人民不能听受外国永远的如此敲骨吸血”，“要收回关税全部”，“收回规定税则主权，保管与支配税款主权”，那些“欺骗或强迫的条约，应给他一齐撕碎”。恽代英强调，关税自主是不能让步的原则和根本，不必害怕外国人的经济封锁或武装干涉。理由是(一)“我们这种反抗，是为我们的生存，不能不起的抗争”，“为人道、为公理，我们一定可以从各国的人民，得着许多友谊的援助”；(二)外国人不甘心“丢了他们经营多年的一个大市场”，如果实行经济封锁，外国人就要减少商业销路，国内“即刻发生生产过剩或失业的问题”；(三)“中国人在今天不得着自由，便只有一条死路”，所以有拼死的决心，“我们尽可以尽力所能与他们拒抗”，“这种自卫的无可非议的手段，必然能得到各国公道的群众谅解拥护。”所以我们不怕武装干涉；(四)“各国在中国的债权有大有小，商业上的利益亦相差很远”，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互相猜忌互相倾轧”，“各国的外交都有根罅隙。”因此，他们的实力，亦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怕。”我们应该“运用手腕”，利用国际矛盾，实现中国关税的自主独立。

　　恽代英对关税政策的科学运用也有独到见解。第一，“一国的关税，应能在对外贸易不受妨害的范围内，视国用之需要，以伸缩其税率”；第二，“关税要从价从量抽收，不能分类粗疏”，必须按货物的等级，设立分类详细的税目；税则“修改时期宜短，修改手续宜简易，”这样一旦“货物市价如有涨跌，即可更正税则以照公平，而亦不使国库受其损失。”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恽代英设想通过国共合作建立革命新政府，实现关税自主的理想也随之破灭。1928年蒋介石照会各国，说是在1929年2月1日实行关税自主，实施新税率。之后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恽代英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在平等的美名下给与人家新的特权”(《恽代英文集》第1018页。)，是“在关税自主名义之下实际断送关税主权的黑幕”，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分脏。因为：(一)所谓新的入口税率首先要“友邦”承认，也就是说要“协定”，而且必须“承担许多不正当外债”和“出卖了大批最惠利益作为交换条件”；(二)“条约规定的两国相互征收关税，不得较高于本国或任何他国所纳关税、内地税或任何税款”，“两国人民可以相互在他国领土享有居住、营商及土地权”，这表面上看似乎是平等的，问题的实质是关税的起征基础本来不平等的，即中国对外国商品的入口实行低税率，外国人对中国商品实行高税率。同时，中国“对外商业很少，更少有人有钱去外国买地”，而“外国人却借此可以自由进行经济侵略，廉价购买大批土地。”(《恽代英文集》第1018页。)恽代英入木三分的剖析，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政府所谓关税自主是在平等幌子下，用法律保护不平等的卖国实质。恽代英坚决地指出：我们应当起来，打倒这样卖国的国民政府，用民众自己的力量无条件的收回关税主权。这充分表明恽代英对关税自主问题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和彻底的不妥协性。

四

　　恽代英认为外债是造成人民生活贫困和中国产业无法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政策的一部分。中国外债形成的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战争勒索的赔款及因清偿赔款而欠下的债款；二是西方列强利用当时中国“政府的愚音”，“借种种名义”，以“大其回扣，重其利息”等方式“借与款项”。通过借款，西方列强“掠取种种利权作为抵押品”(《恽代英文集》第416页。)，如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等。而每年关税支还上述各债余剩之款，即关余又为内债的担保品。这样，“全部关税，均分于列强与国内外资本家之手”(《恽代英文集》第429页。)。

　　恽代英对于解决外债问题的态度十分明朗。第一，一律废除西方列强的“非法勒索”如庚子赔款以及“非法政府的借款”；第二，对于“亦许有事实上的困难，我们不能否认”的条约的外债，“在一定年限之内，暂为停付本利，而且要延长偿还年限，减轻债款利息”，以保证国家“有余力整顿国内政治”(《恽代英文集》第458页。)，发展产业；第三，清偿外债必须以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不丧失主权为前提，通过发展实业，扩大对外贸易，特别加强对债权国的贸易，“使对外贸易输出超过输入”，“以所赢余的与还债之款相抵销”，从而达到“维持国际贷借的均衡”(《恽代英文集》第418页。)。

五

　　恽代英对革命成功后的对外经济政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认为外国人的“工厂银行”，无非是“盘剥中国人的工具”，因此必须“没收其工厂银行”；“国际贸易由国家独占”，“允许私人经营”，这样既可获得建设的资金，也可“杜绝本国资产阶级托庇外人以谋反抗的弊病”，“防止外国的经济侵略”。然而，恽代英并不排外，他十分赞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允许外国人有租借权”等外交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暗示了“产业后进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

　　恽代英批判了党内外极左或僵化教条的革命阶段论倾向：一种是像苏俄内战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样，超越历史发展规律，“不知社会的进行，有他一定的程序”，试图“一蹴而入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境界”；一种是只知社会进行刻板的次第一落回到必须先让私人资本主义发达起来，才有共产主义可言的主张”。恽代英指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产业后进国家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中间一个长的阶梯”(《恽代英文集》第480页。)。因为在政权“牢牢地握在共产党手里”的前提下，政府可以不让“私人资本家像在别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样，无政府般生长发达”，可以随时进行“干涉管理”(《恽代英文集》第479页。)。但是“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

　　以上论述可见，恽代英的外交经济的策略方针政策的思路十分清晰明朗，可以说是对外交经济观的一种抽象和总结。

　　综上所述，构成恽代英外交经济观的主线是：中国要摆脱外来经济侵略，就要发展先进的大生产事业，振兴民族经济。但它的政治前提必须是推翻反动的卖国政府，建立苏俄式的政权；经济上实现关税自主，运用关税政策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非法的外债应该废除，解决外债的最好办法是扩大对债权国的贸易；发展大机器生产，要以国内资本为主；革命胜利后，通过建立监督约束机制，制订完备严格的外资政策，可以大量引进外资开发富源。恽代英的外交经济观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根基，他把一颗热切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溶入了振兴民族经济的不懈探索之中。最为可贵的是他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经济干涉，但不盲目排外；他重视利用外国的成功经验，但反对教条僵化，主张国策必须从国情出发，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决策观。

　　尽管恽代英阐述的外交经济观与现在时代背景有殊，情形不同，但当我们面对滚滚的国际商潮，面对深圳的模式，浦东的崛起，海南的重建……重温恽代英对外交经济问题入木三分的剖析、独具慧眼的预见，不是也能得到一些启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