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

　　本文中“哲学的现代思考”不是历史概念，是一文化概念。它同我们研究历史时形形色色的时代划分没有关系。此文概念之内涵要求：“哲学的现代思考”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需要的哲学相适应，或有着某种程度的趋近重叠。列宁曾经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循着列宁这一思路，我们对恽代英“哲学的现代思考”之研究，重点不是他是否已给出了现代哲学之精义，而是他已感受到了时代的趋势，并在哲学领域尽力摸索开拓，以求改造旧有的哲学面貌，使哲学思考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从这一角度看，昔日，恽代英搏击于哲学前沿，生发的“哲学思考”，在今日国人走向现代化(包括哲学)之际，确是值得借鉴的精神财富。

　　恽代英早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哲学科，因之，对中、西方哲学有较多的接触。他对“哲学的现代思考”涉及面广，如：宇宙本体哲学、认识论、道德哲学等等。本文拟对恽代英本体哲学及认识论思想作些初步探索。谈到“哲学的现代思考”，首先须弄清现代化哲学的一般涵义。一种哲学，只有在其内涵、精神与智慧真正注入整体的生活当中，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才称得上是现代化。首先，这个哲学必须是范围广大的，对人类经验都能加以考虑。其次，这个哲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是一个有相当的自我批评性，容许开放和成长的系统。

　　恽代英的哲学思考与现代哲学的趋近，表现在他对“宇宙本体”的探求。他试用人类在近代所获得的最辉煌的成果——科学的方法，浇灌自己对哲学本体论的思考。

　　恽代英对哲学本体论的思考集中于他在1917年发表的《物质实在论》及那时他的日记中。恽代英试图用科学知识解释万物的本源问题(《恽代英文集》第34页-43页。)。他清楚地认识到：西国近世哲学，多根据于科学。并明确表示不能舍弃科学来谈哲学，使哲学堕于不合理之想。这说明恽代英的哲学思考是以人类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恽代英又认为，科学在不断进步，要获得较高较确于现今科学的哲学，就不应在科学面前固步不前。哲学家还应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可恃假说”。他的这一见解也与现代哲学要求的开放成长精神相符。对于哲学本体论，恽代英总的观念是：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统一于物质。下面我们将他对此观念的思考过程作一考察，就能勾画出他集科学及“假说”为一体的颇具现代风格的哲学思考概貌。

　　首先。在万物的本源问题上，恽代英认为：“以太为万物之根本”，那么“以太”是何物呢？

　　“以太”是古希腊哲学家首先设想出来的一种媒质。17世纪以来，被设想为充斥宇宙的基本介质，用来解释光的传播等自然现象。近代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借用为哲学名词。康有为把“以太”和“仁”、“不忍人之心”等同起来(《孟子微》)。谭嗣同对“以太”规定了许多物质性的特点，但同时又作了种种精神的解释。孙中山认为“以太”是物质世界的根源，并不具有精神性质。“元始之时。太极(以太)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物质聚而成地球。”(《孙文学说》)，可见，“以太”是种科学假说，在哲学对宇宙构成的思考中被引入和借用。

　　不同于上述三个先驱，恽代英借助于“以太”来构筑自己的哲学本体殿堂，是由于他对时下物质观念界说的不满足，力求更深刻地揭示出物质的哲学含义。恽代英曾明确指出：物理、化学的研究涉及到物质(如无重无色)。然而它们研究目的在于应用。所以理、化意义上的物质观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真正(哲学意义上的)物质。因此他不同意旧唯物论把物质归于某种具体形态的框架。他说：古之学者认为物质是一种有形有质的物。然而形或质，都是人们用来形容物相的名称，用来形容物质就不恰当了。恽代英对“以太”的思考、解释过程，显现出他试图摆脱物理、化学意义上机械物质观，及为概括出哲学意义上抽象的物质观而进行的哲学思考。他认为“物质成于原子之聚集”。物质“即以太变化所组成也”。“以太”为万物之本。由此可知，“以太”是比原子更本源的。为了更清楚的表达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日记中画了一幅图。从图上可以看出，恽代英将“以太”从物质中分列了出来，但这并不说明恽代英认为“以太”是某种非客观存在的精神产物，而是认为“以太”有不可思议的实性。并且这一实性“非物亦非心”。但，世界上非物非心的事物实难觅到。因此，恽代英又在其1917年10月16日日记中写到：“吾但知以太为一种物质而已。”联系上文他总的思路来看，显然“非物”之“物”，在此是指理、化意义上的“物”。恽代英的本意是将“以太”这一世界本源物从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机械物质观中区别出来。他所说“以太”的不可思议的实性，是指难以知其具体形态的实性，“以太非吾人感官所能接触，或曾经接触者也”。这里已隐含着现在哲学物质观潜在的身影。在恽代英这里仅达到了一种意向，未能言传的境界，终至于衍生了言不达意的弊病。

　　恽代英囿于上述这种未能理清的哲学物质观，加之他对机械物质观的不赞同，在本体论上，他认为自己不是唯物论者，也不是唯心论者。当然他此处的唯物论者是指：唯物论，谓心为细圆而滑之原子所组成的那种机械唯物论者。恽代英承认自己所思考的主体论“不能自明主于何派，或亦谓之一原质论(但不可目为唯神论)乎”。从上文可看出，恽代英的本体论在尽力别于旧唯物论，同时他与唯心论的界线也是非常鲜明的。他说：“明物质实在，证一般绝对唯心家或唯神家，以为除心无物，或谓万有空无之弊也”。恽代英的“一原质”本体论，强调了世界源于一种“原质”(物质)——以太。可见，他否认自己是唯物论者，并不是否认世界的物质性，而是他试图冲出旧唯物论物质观的樊篱，为概括出哲学意义上的物质观，把物质观引向抽象时误入概念混乱的怪圈。恽代英的“一原质”的“一”，又强调了世界统一于一种“原质”。他说：“就根本盲，世界仅有一“以太”，“以太为物心之本”。从而表明他也不同意二元论的本体观(某些研究者曾认为恽代英此时是二元论者，非也)。总起来看，他这种世界源于和统一于“以太”这一物质的本体观，同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的本体观中，世界是物质的，并统一于物质的科学观点已有相近之处。

　　恽代英在物质观及本体论上所进行的“哲学的现代思考”说明，在现代社会及科学发展面前，旧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均失去了它的说服力。为了找出一条不同于笛卡儿的“二元论”，又不同于旧唯物论、唯心论的新哲理之路，恽代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受科学技术发展及传播在中国迟滞等因素的局限(量子力学、场论等或未面世，或未传入中国)，他的努力没有成功，如，他对现代物质观只是意会，还未能用语言概括表达出来。但恽代英的“以太”假说，不同于康、谭和区别于孙中山之处在于，他试图超越当时科学知识局限，以达成超时代的适应将来科学之发展的哲学思考的努力，确实代表了当时对哲学的一种现代思考。

　　其次，恽代英对认识论的哲学思考，包括：认识过程的三层次说，可知论及怀疑论。它们构成了一个科学生动开放，成长的认识结构，颇与现代哲学精神相符。

　　恽代英把人的认识分为经验、智识、学问三个层次，经验是感性认识。“由感官所得之知识”、“单纯之经验每不正确”，所以经验必待研究上升为智识。“智识”只能从经验中来，或是从“简单之经验而认识之”，或是从“复杂之经验而推知之”。“智识”近于理性认识，他所说的“认识之”、“推知之”已涉及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过程中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加工活动。如恽代英所言，经验往往不正确，那么来源于经验的智识怎么能正确呢？针对这一点，恽代英提出了更高一层的认识——学问。恽代英认为在理论上讲：“学问者，即由自有人类以来，反复经验、反复研究，自不正确的智识，而进于正确的智识者也”。恽代英的这一阐述是深刻而有价值的，他提到“反复经验，反复研究”，实际上是真实地反映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一般认识过程，也说明恽代英在世界观上与马克思主义有了越来越多的共通之处。恽代英还给予“学问”另一个规定性，即“学问者，反复经验所得较正确的智识之传授也”，强调了“学问”的社会功用。他说：“吾人普通所谓智识，与其谓由家庭遗传中来，不如谓由社会数千万年相互传授之学问中得来”。他把学问看作人类共同活动的积累也是一个进步。我国传统认识观往往有一个直觉思维——“顿悟”的环节，宋张载曾提出三种认识能力。一是“闻见”，指耳目等感官所反映外界事物的能力。二是“穷理”，指思维概括总结事物及其规律的能力。三是“尽性”，是直觉思维，就是通过静坐体认的修持功夫达到顿悟，一下子把握全体。直觉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但，在理性思维不发达的情况下来谈直觉思维，思维认识易陷入空玄。中国古代道教、禅宗强调直觉思维往往排斥理性思维。而恽代英的认识三段论中，“学问”这一阶段所说的“反复经验、反复研究”，已融入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观察、分析的理性方法，从而使传统认识方式向科学性迈进了一步，向现代迈进了一步。

　　关于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问题，哲学史上一直有争论，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恽代英立足于近代科学，在《怀疑论》(《恽代英文集》13-19页。)中，提出了自己“可知论”的哲学思考。首先他指出了康德的认识范围学说的不足，提出：“认识范围者，非一定不变，而随世界之文明，人类之智慧，以渐次扩张也”，又接着指出：“凡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不过一时之现象非不可思议也，凡所谓不可思议者，非谓为上帝之所主持，永远超越人类认识范围之外，不过为一般尚未发明之科学原理所支配，因暂不为今人之所知耳。人欲全知天下的事事物物，实非绝对不可能之事”。恽代英上述关于人的认识世界能力的思考，一方面注意到人的认识能力受科学发展程度的局限，受“一般尚未发明之科学原理所支配”。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渐次扩张”“全知天下事事物物”。这些表明发展活力的变易进化观，被恽代英有机的渗入了认识论中，在不自觉中使自己走到了辩证的可知论的门口。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认知世界的信心倍增。从恽代英阐述自己的可知论列举的“世界文明”，“人类智慧”，“科学原理”等词汇中也可看出，他的可知论是建立在当代科学发展的基石之上的。而科学正是现代社会的标识。

　　显然，“可知论”必须是一个开放、成长的系统才能保有其人之认识能力无限性的内涵。恽代英则用“怀疑论”的认识方法，为其“可知论”开辟了无限的前景。这种认识方法，在他发表的第一篇哲学文论《新无神论》中就已露端倪。他提出了认识事物必“先以怀疑思想为先驱”。接着他又撰写了《怀疑论》。在文中他提出人类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造成认识上的浅见和局限，并提出了克服浅见和局限的怀疑观。恽代英指出，人类在认识上有习俗、信仰、感情、耳目“四蔽”。谈到习俗、信仰、感情之蔽时，他明确指出，旧的封建纲常、宗教、迷信均在其列。他举例说：由于不让女子参政，女子掌治的才干越来越少。然若据此认为女子天生不应参政，则是把“已然误为必然”，说明了人在认识上受主观浅见的隔绝，而产生谬误。对于“耳目之蔽”，恽代英说：“耳目不足以知天下之事”，“又往往不得正确而生误觉”，“又往往不揣其本而齐其未”。又举例说：“吾人不知日为七色，而以为白色”。说明人在认识上受客观生理条件的局限，往往不能准确反映世界。列宁说：“人不能完全把握=反映一描绘自然界，它的‘直接的整体’。人在创立抽象、概念规律、科学的世界图画等等时，只能永远地接近于这一点。”通过分析人在认识中的“四蔽”，恽代英得出了与列宁相似的结论。他说：“只有较确的知识，无最确的知识。”并进一步论证说：“古人信为正确，而后人以为不正确者，亿万其例”。如果每人都自信自己的知识最正确，有了更正确的知识，就会视而不见，不求进取了。在此恽代英认为我们应对“各种知识常带若干自己怀疑，自己攻击之状态。”这就是恽代英为了匡正世人在认识上的浅见和局限而提出的“怀疑论”。

　　怀疑论在古希腊晚期曾出现过，他们的基本原则是认为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反的命题与它对立，因此应放弃认识。因为“真理是不可知的”。这是一种消极颓废的世界观。与怀疑派相反，恽代英不是因怀疑而放弃认识，而是为了发展认识而怀疑。对不知的要怀疑探求，对已知的也要怀疑重新认识。在这一点上，恽代英与法国17世纪代表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笛卡儿有些相通。笛卡儿认为：一切直接或间接由感觉经验获得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提出要对以往的知识来一番普遍的怀疑。但笛卡儿错误的认为只有理性的明白清楚才是真理的标准。恽代英则不然，如前所述，他的认识最高层次“学问”——正确的智识，是在实践中提取的。恽代英同笛卡儿的怀疑观均曾是进步的，是对封建统治永恒观念的冲击，由于时代的、民族的、个人的原因，恽代英没像笛卡儿在二元的矛盾中倒向上帝，而是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进步性上站在了更高的层次。可知论和怀疑论是恽代英认识论的精华。可知以怀疑为先驱，怀疑以可知为目的，构成了科学、自我批评、成长、开放的功能。

　　写到这里，我们说恽代英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具有现代哲学的科学、自我批评、开放、成长的况味，可谓不属唐突。本来近代史上，思维哲学的变革就包括以近代科学实证方法批判和否定传统经学方法和直觉方法。这是由于中国近代不少人都认为，西方国家的富强是由于科学发达，是因为有一套求真的科学方法。因此，追求科学理性主义成为近代一种时尚，这确是中国传统思维中绝对需要的。但是也出现了唯科学实证的片面性。恽代英“哲学现代思考”之可贵之处在于：他承认科学的重要性，但不囿于科学。他提倡在科学基础上的“哲学假说”，以超越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还哲学以生机，使哲学避免沦为注释之厄运。事实上，远在两千多年以前，理智感官的证实力便受到怀疑论者的质疑，但牛顿物理学的光辉使他们手足无措。爱因斯但的成果再次将局面扭转过来。可贵的是在爱因斯但的成果未传入中国之时，恽代英已在运用现代人的眼光，思考哲学的命运。作为哲学系毕业生的恽代英其“怀疑论”无疑受到笛卡儿的影响，这里不准备讨论恽代英为什么在进步性上高于笛卡儿，仅就其怀疑思想与现代哲学思考的趋近，略作进一步说明。中国近代思维方式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用近代进化观克服传统的循环变易观，这是因为近代中国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倾销带来的不公平竞争，在这些时势面前，中国传统的“循环变易”、“和为贵”的思想方法，显然已不合时宜，当此之际，“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对症的方法论，它迅速在中国传开，并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一股强劲的进化论思潮，在中国社会各领域起了积极进步的作用。进化论进入认识领域，与中国《易经》的变易思想相拍合，为认识成长变易，提供了较科学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中国近代进化观，尽管包含有辩证法思想成分，还是一种主张事物的进化是一往直前的线性思维，并且片面强调“生存竞争”，具有明显的机械性(以质、力的关系去说明宇宙万物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是比较普遍的)。这与现代认识思维要求有多元性有很大距离。恽代英在当时将怀疑的方法带入认识系统之中，恰可弥补上述弱点。恽代英曾说：“知识的追求，我想最好总多少带些怀疑的态度，一个学说才通行了，便成了一种迷信，若要打破这个迷信，先须费许多气力，甚至要牺牲若干人的生命名誉，况且，既成了迷信，得一个人能有看破他的明见便不容易，能有打破他的决心更不容易，所以世界便减少了许多进步，救这毛病的方法，最妙是怀疑”。由上观之，恽代英的“怀疑观”，不仅为认识提供了成长发展的余地，而且使人的认识有了随时接纳新观点、新成果的开放功能，也就是现代哲学思维所需要的自我批评、开放、成长的功能。
　　
　　 恽代英的“哲学现代思考”距今已近一个世纪。在这期间，科学的飞速发展及丰富的社会实践，在不断为人类的哲学思考提供新材料，人类已经认识到，与现今异彩纷呈的世界相适应的现代哲学，须具有广博的对人类经验的适应性及开放、成长机能。笔者窃以为，当我们面对哲学的现代改造，参考一下本世纪初，恽代英对“哲学的现代思考”，或许能从中得到某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