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武雄

　　恽代英是五四时期湖北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是五四时期革命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研究他是如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是研究五四时期思想史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重要问题之一。关于此问题，史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另一种意见，认为“恽代英走的是一条从无政府共产主义，或者说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见《恽代英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6页、第11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这两种看法，各有见地，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恽代英早期思想的丰富多采的内涵。我认为更确切说，恽代英主要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感情，恽代英也是如此。他少年时期就有中流击揖、揽辔澄清的抱负。他积极参加了救亡图存的五四爱国运动。爱国主义思想是恽代英立志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原动力和思想基础，但他并非由单纯的爱国主义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五四前后，多种思潮纷至沓来，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在他脑中留下烙印，构成斑澜缤纷、朦胧驳杂的色彩。直到后来他克服了各种错误思想，才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自从康梁维新，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以后，特别是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要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五四时期的要求解放个性，个性自由的呼声更是震聋发聩。恽代英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对此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很大的影响，从他的日记和文章中，腑拾他有关民主主义方面的言论也并不是困难的事。如他说过：“俄国革命后，民政潮流又盛。德国社会党亦颇骚动，故倡此说，实顺世界潮流，即德人亦首肯。”(《恽代英日记》第65页。)将俄国二月革命视作民主主义的潮流。五四运动后不久，他说过：“平民之思潮，乃吾人所以立国。如有能力，另造一良善之武人政客的政治，比另造一良善的平民政治，不更用力多成功少耶?今日群众，本渐有平民思想之觉悟，正可因势利导。”(《恽代英日记》第583页。)他也说过：“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恽代英日记》第624页。)但这些并不构成他的思想特色。他说过：“世界不但应为德谟克拉西的，而且应为安那其的。”他的早期的思想更多的是受到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

　　1919年，恽代英说：“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恽代英日记》第118页。)即他1912年起就“信奉”无政府主义。1917年，他说：“《乌托邦》阅之大可译。余拟于假中译此。”“阅Utopia(《乌托邦》至120页，甚有味。”(《恽代英日记》第656页。)他自然也受到乌托邦思想的影响。1914年他说：“若夫大同之世，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之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世。”“文明由竞争中来者，徒为罪恶之渊薮而已。”(《恽代英文集》第3页。)后来，他表达得更为明确：“世界的组织，非废私产，废金钱，不能得园满的解决。”(《恽代英日记》第266页。)他还为新生活作一付对联：“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人言。不言安那其，而取其精义。”

　　他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中截取了某些观点，向往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世界”。

　　从辛亥革命前，直到五四之后，无政府主义著作在中国大量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泛滥，许多立志改造社会，憎恶反动统治和剥削制度，追求新思潮的人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很少，也很不系统。李大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在1919年上半年才发表的。因此在五四前后，恽代英也受到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互助论的影响。辛亥革命前后，刘师复在中国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基本上是抄袭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五四时期无政府共产主义是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是北京的实社和进化社，主要成员有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共产主义是以“互助论”来解释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他们的理想社会是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强权，自发地建立起来的以完全的自治为基础的社会。提倡一种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平等的互助生活。他们认为“互助”才是社会进化的要素和动力，这种“互助论”是他们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伦理观的集中表现。他们认为法律、国家、政府、权力等都可能为少数人所利用，都有富于人民的绝对自由，都必须反对和废除。恽代英就是受到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影响。

　　1919年，中国和欧洲的罢工风潮涌起，恽代英感慨说：“现在罢工的风潮，一天天扩大了……社会上一切纠纷的事，其实虽似乎无从解决，亦似乎无法遏制，究竟亦没几大不了的事。只要能破除私产制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钱，便一齐解决了。这种主义，等过激派失败以后，当更有价值呢。”(《恽代英日记》第647页。)

　　他主张废弃法律。“法律可自由解释，即易启舞文之弊”。“法律救道德之穷，然道德万能，实无待法律以救穷者。凡法律能收之功，道德皆能致之。”(《恽代英日记》第73页。)然而，我们必须对恽代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作一全面的认真的剖析。董必武曾回忆说：“那时，武汉有一个激进的青年团体，他们有乌托邦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热衷于搞‘农村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在中华大学，他们创办了一个‘利群书社’。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名叫恽代英。”(转引自：尼姆·威尔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卷。)董必武是中共和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他熟知恽代英的思想与行为，他的评语确是一语中的，恽代英是“半无政府主义思想”。恽代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始终坚持异见。

　　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竭力主张采取恐怖活动和暴力，剥夺富人，清算财产，进行公平的分配，以达到绝对自由的互助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恽代英却始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采取暗杀、恐怖手段、骚乱的暴力论，他极力主张采取以教育和改良风俗、道德等的温和的建设的方法来代替破坏的手段。

　　早在1917年，恽代英写信给无政府主义者赵太保说：“安那其之讲论今又渐就发达。然今在少文处见凌霜者之见解，似仍不免旧日误见也。”黄凌霜主张在开始的传播阶段，传播无政府主义是依靠：教育、谈说(言论)、报纸、暴动(革命、罢工、暗杀)的手段来扩大其影响，将来在实行阶段则为“实现安那其”、“组织一切公共团体”。恽代英明确表示“吾于此有不能赞同之三点：(一)教育之中包含实行计划，不可以为空言。(二)暴动非进行之方法，此等手段皆非根本的破坏。(三)彼以实行为将来事业，然大同世界必先习处之之法，故组织一切公共团体，练习将来处理大同之法乃今日之事也。”(《恽代英日记》第101页。)他反对以暴力为手段。他强调组织团体，后来乃有空想社会主义为最终目的的利群书社的出现。

　　人们往往只引用恽代英1919年给王光祈信中的一段话：“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以此说明恽代英确已早久信仰无政府主义。但却忽略了他紧接着在下面所说的话。”但是，“我不同不知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说了除挑起辩难同惊疑以外，没有什么好处。我信只要一个人有了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他自然有日会懂得安那其的。我亦不同主张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因为他们多半是激烈的、急进的，严格的说起来还怕是空谈的、似是而非的。”(《恽代英日记》第624页。)他极力反对貌似“急进的”，实际上“似是而非的”暴力论等谬论，自然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交谈。

　　克鲁泡特金说：“安那其主义者无强权力之谓也”。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权力，主张完全废除国家、军队和法律。恽代英也曾受到过迷惑，对法律和权力说过一些偏颇的话，但他后来却承认法律和权力的重要性。特别是他对国家的观点，始终坚持强烈的爱国主义观点，要挽救列强侵凌下的民族和国家。他说：“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我们都晓得：我们不是没有能力，国家的事情不是没有希望。”(《互助社的第一年》，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23页。)他大声疾呼，发表《力行救国论》，“吾意今日欲救国家，唯有力行二字。力行者，切实而勇猛之实行是也。”(《恽代英文集》第70页。)特别是他参加。志同道合的少年中国学会以后，为振兴民族，期望同心协力创造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而振臂高呼。他批评说：“有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心目中久已没有甚么国界，所以亦没有什么中国;所以他对于创造少年中国很冷淡，以为无关重要。”“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恽代英文集》第162页。)这就是他1920年下半年思想逐步转变中，对无政府主义的谴责。

　　恽代英还存在着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当时所流行的思想，他将空想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都揉合在一起。1917年，他说，因政局混乱，“今日之计，无如民党决计抛弃政权，急于教育实业上着手改良社会，转变风俗，及国未亡而图再来之策。如不忍小忿，又欲为无实力的革命以为报复，两败俱伤，徒滋罪戾耳。”(《恽代英日记》第96-97页。)他希望自己未来的事业是改良学校、改良家庭、改良报纸、改良社会等。“吾等以正风俗为救国唯一要事，风俗既正，一国之治理乃有基础可言。有识者当不河汉此见也。”(《恽代英日记》第205页。)他主张以教育事业代替革命和暗杀的方法。认为：解决之根本方法，在发明真理，培植民德。凡革命、暗杀皆非根本方法。“代英不赞成用之。”“恽代英又非谓必使人人皆为圣人，安那其始实现也。……代英意以二、三十年教育之力，即足达此境。”(《恽代英日记》第266页。)

　　从恽代英的实际行动看，支配他思想的主要是爱国主义，但自然也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1919年，他发起成立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的互助社，虽取名“互助”，但它不是无政府主义组织，而是学友之间互相切磋修养的小团体，以培养青年的道德修养，改良社会风俗为活动宗旨。在他的影响下后来又成立了仁社、新声社、端凤团等，这都是以改造国民性为目标的。

　　恽代英在未树立明确的阶级观点前，始终强调要养成一国的“善势力”，向“恶势力”进行斗争，国家和社会才有希望。而善势力之养成和壮大，要依赖青年一代的觉醒和崛起。以务实精神，脚踏实地，从事教育事业，团结广大青年，这就是他的抱负和理想。他说：“我自信我的职业是最便于养成善势力的事业。我很信靠我同我的朋友的力量，一定可以养成更大的善势力。很信这善势力是中国各方面欢迎的，很信中国一定可以靠他们得救。”(《恽代英文集》第108页。)他认为，无论什么救国活动，都没有改造我们自己，改造我们团体更切实更有效力。”他是企图通过自我教育、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达到改造自我以及养成社会的新的中坚力量的目的。善良的愿望，坚韧不拔的毅力贯穿了他五四前后数年的活动。他从中华大学毕业后就执教鞭，后又奔赴宣城执教，就是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

　　和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相辅相成的是他的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的思想。1920年2月，他们创立的利群书社是其集中表现，并发表了《未来之梦》。《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是利群书社的宣言，它宣称盼望“有一个实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的机会”，“有一个推行工学互助主义的好根基。”恽代英盼望组织新村，他说：“新村的企望。我与香浦(即林育南)谈，都根赞成未来组织新村……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恽代英日记》第652页。)他们创办了浚新小学以作尝试。

　　从利群书社成立，一年多的挣扎，艰苦备尝。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宣城执教并不尽如人意，整个社会的教育事业的困境，改革谈何容易，这都使恽代英的思想逐步清醒。1921年初，他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出版。利群书社的李书渠回忆说：“此书的翻译对恽代英同志的政治思想提高起了重大作用。这也促进了我们的提高，我们从此书的内容开始明确：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1963年谈话记录)陈独秀、林育南、刘仁静、沈泽民等人和恽代英的交往和通信中，都给他很大的启发，他和友人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得会解决的。”(《恽代英文集》第297页。)他终于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和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1年7月16日，恽代英等利群书社成员成立了“共存社”，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史学界一致的共识是，共存社的成立，是恽代英等人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这些情况是大家所熟知的，不再详述。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一大”是1921年7月26日召开的，因此在7月16日成立的共存社，是党的“一大”前武汉地区另一个独自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团体。恽代英于1921年下半年底至迟1922年初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多共存社的社员随之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的现实社会决定了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是无法实现的，是注定要破产的。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经过二年的现实生活的教训，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恽代英，对中国革命问题一再思考和求索，在五四之后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从此他身体力行，为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英勇就义，献出了他自己的年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