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圣福

一

　　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传播较早且影响深广的一派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时期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五四运动的二十年”纪念文专辑，《中国青年》第二期，1939年5月。)。“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在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前，大都受过它的影响。青年恽代英就曾经将无政府主义视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进行过“细心的研究”。

　　早在1913年恽代英进入中华大学预科时，就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了。之后，他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1917年，恽代英在一封信中比较详细地阐明了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见解。他认为:“代表富人阶级、贵人阶级之政府”，均应“破坏”和“推翻”，“种种之阶级界限，实为天下事攘之泉源，且为不合自然法则之物”，亦应“破坏之至于净尽。”但是，“谓此等政府，即目前宜破坏、宜推翻之，不可也”。因为“此等阶级界限之存在，亦非全无其存在之必要”，要破坏首先得“从根本上扫灭其存在之原因”，寻求“解决之根本方法”。不然，“即破坏矣，不旋踵而又发生。”(《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226页。)

　　那么，“其存在之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恽代英认为“即谬误之学说及一般人道德心之太薄弱也”。由此，他提出“革命、暗杀皆非根本方法。”“根本方法，在发明真理，培植民德。”他申明所以这样主张，“非谓必使人人皆为圣人，安那其始实现也。”因为要实现无政府主义，“野心家为此实现之惟一阻力，能真理明，去野心家，凭借培植民德，衰杀其野心，彼即不为阻矣。此事必可达目的也。”

　　恽代英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如他认为政府和阶级界限有其“存在之必要”，并力求谋“解决之根本办法”，这自然是对的。但他把这些现象存在的原因归结为“谬误之学说及一般人道德心之太薄弱”，则失之大谬。由于恽代英思想上陷入迷阵而又自以为是，所以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坚信“以二、三十年教育之力，即足达此境。……如能实行，功效胜革命万倍也。”正如此，他主张“今日不当为破坏事业，而当为建设事业，此等建设不须待之破坏以后也。”(以上见《恽代英日记》第266页。)

　　在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同时，恽代英感到很有必要“组织个修养且为社会服务的团体。”1917年10月8日，他在武昌成立了互助社。所以为这个组织定名为互助社，是“取克鲁泡特金新进化论的意义。”恽代英试图以此结合同学，敦品励学，益智进德，养成善行。从而培植民德，使全社会“渐渐养成一个劳动而互助的风气。”为此，互助社草章规定了“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以及“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等八条自助戒约(以上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第1版，第118页。)。这些戒约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相关主张是基本一致的。可见，互助社是一个具有一定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团体，恽代英的政治思想也明显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恽代英1918年9月写给王光祈的信中就说过:“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

　　如果说，恽代英创立互助社时，主要注重立于无政府主义基础上的道德修养的话，那么，他在1920年2月成立利群书社后，则比较注重无政府主义的实验活动。这主要表现为恽代英受到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主义的影响，极力想体验“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和参加王光祈等提倡的工读互助活动。

　　还在1919年10月，恽代英就参加了由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1月1日，恽代英与林育南商组新村时，对未来的新生活作了详尽的规划:“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造简单的生活，所以需费不多。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恽代英日记》第652页。)他们还设想设一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纳，举一买办专营买卖俱事；村内男女服装一致，设立图书室、工作厂，注意女子儿童的教育事业；对外鼓吹新文化以改造环境；新村内以农业为主，兼营林果畜牧。他们对未来的新村生活充满了希望，认为“这样做去，必然安闲而愉快。”(《恽代英日记》第653页。)恰在此时，王光祈在北京发起工读工助团。他致信恽代英，希望能在武昌“有个同样的事业”。有鉴于此，恽代英与“几个完全彼此相互了解的朋友”开始筹建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并说明“这是创办一个独立的事业，投身生利场合的第一步，实行一部分的共产主义，试办近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团体。看机会以尽力于工读互助主义，尽能力为社会兴办各项有益事业。”(《恽代英日记》第678页。)1920年2月，利群书社开始营业。经过全体成员的努力，书社勉强可以维持。恽代英又开始谋划发展的“未来之梦”，拟“在乡村中，借教育运动得一个站脚的地方，渐次再图实业的运动。”(《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85页。)他认为，必须“以乡村的共同生活为我们解决自己问题的重要一步。……我们盼望这样便可以全然共产，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190页。)“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恽代英文集》第126页。)

　　恽代英筹划、参加的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活动，与无政府主义属于同一性质。新村主义在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似更接近空想社会主义。但周作人当年介绍新村主义时，实际上渗进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把创办“新村”看成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步骤和手段，如五四时期就有昆山知行新村等。王光祈所倡的工读互助活动，其实也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恽代英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并不陌生。1917年5月，他买回了一本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很快读完了它，并拟将其译成中文。在恽代英进行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活动时，他其实是将乌托邦、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看成同一个东西。

　　由上可见，五四时期的恽代英，像许多同时代追求进步，求索真理的先进分子一样，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这是我们研究恽代英早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时，不能不予以注意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年恽代英正是由无政府主义初知了社会主义的知识，从而踏上了求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曲折旅程。

二

　　我们肯定恽代英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他确立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恰恰相反，即使在他最推崇无政府主义时也对这个主义持有保留的意见。同时存在的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恽代英也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五四时期恽代英政治思想嬗变的轨迹看，呈现着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逐渐下降，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却逐渐上升的趋势。

　　首先，恽代英并非对某派无政府主义情有独钟，而是对各派无政府主义思潮“取其精义”(《恽代英日记》第266页。)。这在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中是不多见的。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和无抵抗的无政府主义等诸多派别，各派的主张也不尽相同，其中影响最著者当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这派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是俄国人克鲁泡特金，他的《互助论》一书，鼓吹“互助”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只有通过“互助”，才能到达“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与其他无政府主义派别不同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虽然也主张革命、暴动和暗杀，但比较强调内心自省的道德修养，以“平和的手段”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后经黄凌霜、区声白等大肆宣扬，因而成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一派无政府主义学说。恽代英表白自己“信安那其”，但反对取革命、暴动和暗杀手段，强调严以律己，以养成“良善的道德”，由此看似比较倾向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其实不然，他是取各派无政府主义之“精义”，形成了既倾向无政府主义又异于任何一派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思想。究竟什么是恽代英所说的“精义”?在笔者看来，应该是“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精神。”(《恽代英文集》上卷，第109页。)凡与这些“精神”相悖者，即使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张，恽代英也进行批评。1917年6月，恽代英在一则日记中，针对黄凌霜将教育、暴动等列为“传播”之术，将“实现安那其”和“组织一切公共团体”作为“将来事业”的主张，明确表示“于此有不能赞同之三点:(一)教育之中包含实行计划，不可以为空言。(二)暴动非进行之方法，此等手段皆非根本的破坏。(三)……组织一切公共团体，练习将来处理大同之法乃今日之事也。”(《恽代英日记》第101页。)在恽代英看来，“凌霜君之见解，似仍不免旧日误见也。”(《恽代英日记》第100页。)

　　恽代英反对革命、暴动和暗杀，而主张以“平和的手段”，循教育之路径以达无政府主义之境域，是想使无政府主义更接近现实。因此，他极端鄙薄那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他指责曾极力鼓吹无政府主义而后变节的刘师培、何震是“无品格的社会主义家”(《恽代英日记》第624页。)，“某君前数年为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所奉为东道主，……谓年已衰弱，起居须妻孥仆婢扶持”，恽代英对此更是之以鼻，认为这种人根本“不配谈无政府主义”(《恽代英日记》第495页。)。他对“主张安那其”的人颇有微词，说“他们多半是激烈的、急进的，严格的说起来还怕是空谈的、似是而非的。”(《恽代英日记》第624页。)正是为了同这类人划清界限，也为避免“挑起辩论同惊疑”、“惹些批驳同嘲骂”起见，恽代英才“不同不知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亦不同主张安那其的人说安那其”。而是坚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恽代英日记》第624页。)

　　其次，恽代英在接触和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五四运动后，尽管恽代英继续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和新村计划，并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也日益增加。可以说，他这时的思想是被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交相缠绕而未清理出头绪，因而时常表现出矛盾的态度。1920年4月22日，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提出的丛书编写计划中，除列有《克鲁泡特金及其学说》、《蒲鲁东及其学说》、《新村运动》、《安那其》等无政府主义研究课题外，还提出了《马克思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布尔塞维克》等马克思主义研究课题(《恽代英文集》第140-141页。)。在稍后的《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中，恽代英表示“从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观的意见，他说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恽代英文集》第167页。)他在大做发展新村事业的“未来之梦”的同时，又发表了《英哲尔士论国家的起源》的节译及考茨基《阶级争斗》的全译本。他把“生物的道德观”(即互助)和“经济的历史论”(即唯物史论)相提并论。他“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恽代英日记》第251页。)恽代英的矛盾态度，也表现在他对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产生了怀疑。他认识到“个人主义的新村是错了。”(《恽代英日记》第244页。)“工读虽是好事，究竟在生活能力不充实的人，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不要轻易的盲从妄动呢。”(《恽代英日记》第216页。)如上表明，恽代英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某些缺陷，但并未对其“真理”性发生根本的动摇，因而在情感上难以割舍。这样，尽管他也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却一时又难以建立起对它的坚定信仰。

　　1921年7月初的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使恽代英深感失望。他意识到靠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来创造“少年中国”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幻灭导致了恽代英“思想的大改变”，他在一封信中公开表示“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布尔塞维式]的团体。”(《恽代英日记》第322页。)由此，恽代英的政治思想开始了由无政府主义空想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飞跃。正是在南京年会后不久，恽代英和林育南等邀约利群书社成员及书社影响下的各团体代表20余人，于湖北黄冈浚新小学聚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共存社公开标榜“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共存社的成立，标志恽代英最终走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泥沼，踏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坦途。

三

　　研究恽代英与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这一课题，涉及到究竟怎样评价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无政府主义在恽代英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一种非科学的、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进步的作用。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已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然而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先进的中国人却把西方把“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化为“神奇”而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早已声名狼藉的无政府主义，也被一些中国人当作理想社会的模式而进行传播和试验。无政府主义在反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斗争中，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五四运动后，它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阻力而受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讨伐，但也不能因此而排除它还会在某些局部地区发生进步影响。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社会秩序的挑战性勇气，它对剥削制度的刻薄的讽刺和流露出来的激情，它所标榜的僧侣式的修养戒约，对歧路傍徨的青年人颇具诱惑力。作为五四时期新思潮的一种，无政府主义尽管不可能把中国导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它却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汇聚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大合唱，自然，无政府主义也成为人们了解社会主义的窗口之一。许多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正是通过它初知了社会主义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是早期共产主义者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梯。

　　五四时期的恽代英，正是通过吸收各派无政府主义的“精义”，努力培养“自助助人”的好品格，最后由以无政府主义的“自助助人”为宗旨发展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救国救民。虽然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恽代英的思想发展中却体现了这种逻辑联系。无政府主义不可能给恽代英提供救国救民的真理，更不可能使他产生科学的世界观。当他在实践中感知到这一点时便产生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危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行认真的比较、探求之后，恽代英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把过去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感情转移到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此前恽代英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带有某种盲目性的话，那么，他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则是经过审慎思考后的理性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在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前，大都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李大钊就曾赞赏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指出要“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李大创选集》第236页。)毛泽东也曾“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第1版，第128页。)，公开称赞克鲁泡特金一派的主张，比较马克思一派，其“意思更广、更深远。”(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如此看来，恽代英曾经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恽代英在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下，创立了互助社、利群书社等进步社团，依靠社团团聚了一批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湖北知识界注入许多新鲜空气，从而为共产主义运动在湖北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恽代英曾经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而感到遗憾和惋惜，甚至觉得不可理喻。其实，在五四时期光怪陆离、异说纷呈的复杂思想环境里，恽代英的经历是可以理解的。反之，他若不受任何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而顺利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倒是不可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