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巧云

　　在近代中国，产生于16世纪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曾伴随着西方民主主义思潮一齐涌来，与东方文化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它在五四时期曾一度在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如流星划过茫茫夜空，吸引过许许多多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青年恽代英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个。通过透视恽代英的早期思想，可以窥探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轨迹。

一

　　在新文化运动中，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主要包括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恽代英对此均产生过浓厚的兴趣。

　　无政府主义于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于欧洲，在本世纪初才传到中国。值得研究的是无政府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严厉批判已声名狼藉，但在东方却被先进的中国人拾起作为救亡图存的武器。恽代英早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对此他1919年9月致王光祈的信中写得十分清楚，“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恽代英日记》第624页。)无政府主义有许多派别，恽代英主要受到的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他于1917年在武昌成立的第一个进步小团体，便取名“互助社”。互助论对他的影响主要有二点。

　　(一)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为什么国势日衰？这是每一个忧思国难的知识分子所苦苦思索的问题。无政府主义无情地攻击资本主义，将私有制视为万恶之源。这对恽代英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使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是一伙权利论者，是“天下争攘之泉源”。(《恽代英文集》第2页。)所谓资产阶级文明是“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使人杀其身以利其鱼肉已侮弄已者”，是“万恶之凶手”(《恽代英文集》第3页。)。他将帝国主义、北洋政府和督军统统列为强权、恶势力，只有加以彻底铲除，国家才能真正的独立，成为民主的国家。他在《金钱与工作》一文中，则从经济层面寻找社会的祸害。他指出“私有主义，实为一切谬误的意见与组织的中心。金钱即由于私有主义的社会组织而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4月21日、22日。)他振臂高呼要每个人都应尽到对国家的义务，“无言权利，无言竞争”，去铲除私有制度。

　　封建专制也是恶势力，具体的象征是军阀统治。他一针见血的指出：北洋军阀“拥兵自重，使国家法纪荡然者，虽百口不能逃其责也。”(《恽代英日记》第87页。)他们崇尚武力，使世风日益衰败，“武人愈横，政客愈鄙。”(《恽代英日记》第123页。)封建主义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毒害人民的鸦片，其要害是扼杀个性。恽代英从互助论中汲到力量，批判封建主义和伦理道德。他坚决反对将孔教走为国教，痛斥有神论，公开蔑视“圣人”，“吾不为圣人，故吾不知谁为圣人。”(《恽代英文集》第17页。)他对封建的重男轻女大加鞭挞，指出这种社会的不平，实为“数千年遗之劣根性”。(《女子生活问题》，《青年进步》第6册，第1917年10月。)他号召国人起来铲除这种恶社会。

　　(二)从克鲁泡特金的社会进化论中寻觅救国之途。恽代英憧憬的社会是“破除私有制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钱”的共产主义。很显然这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政治观是相吻合的。那么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社会呢？恽代英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体系中得到答案。克氏的理论核心是伦理主义，提出了“人心革命”的口号。他将善势力的养成作为社会净化的标志，即善势力靠文明道德的进化。他在《社会性之修养》(《恽代英日记》第25-33页。)中还具体提出“公德”、“公心”、“诚心”、“谨慎”、“谦虚”、“服从”、“礼貌”、“利他”等八个德行。在所有德行中，他认为关键是互助，社会上才能产生一种“切实能力”，此是“救人类根本之法”。

　　恽代英在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根本物质力量之前，只能在改良主义中转圈圈，所以每当社会出现局部改良的社会方案时，都会引起他的极大兴趣。1919年秋，日本新村主义被《新青年》介绍到中国后，立即受到恽代英的热烈欢迎。他和互助社的成员，常一起讨论如何实现新村。

　　1919年11月1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们的新村方案：“我们预备在乡村中建立简单的生活”，“村内完全废止金钱，没有私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举一人做会计，专管对外金钱出入的事，举一人做买办，专办向郊外购买或出售各事。村内衣服都要一致，能男女都一致更妙。会食在一个地方。设图书馆、工作厂。对内如有女子儿童的教育事业，应该很注意，因为是新村全体幸福所托。对外鼓吹文化，改造环境事业，亦很要注意”。这种新村的生活，“可以农业为根本，兼种果木，并营畜牧。”(《恽代英日记》第256页。)这个政治方案，是与互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论社会主义》中写道：“新村运动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制造共存互助社会的雏形。”(《恽代英》第652-653页。)换句话说，在他那里，新村是通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黄金世界的桥梁。

　　恽代英的新村思想属于文化运动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政治视角从学生的文化运动扩展到市民文化运动和乡村文化运动，特别是后二者“直接对于政治同社会有关系。”(《恽代英第675页。)这说明他的改造的力量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还包括市民和农民。这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他的社会观仍然是唯心的，因为他并没有把人民当作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体力量，而是将自己视为去解放平民的英雄。

　　工读互助运动与新村运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1919年底，当王光祈、陈独秀、李大利等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时，恽代英立即加以响应。12月19日，他作了《我们的新生活》，后经修改，与余家菊、廖焕星、林硫兰等12人联名，以《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1月22日。)为题在报上发表。文章宣布他们“现在正进行用自己及社会各方面合理的互助的力量，创办一个独立自给的共同生活”。为此他们决定做两件事：“于城市中组织一部分财产公有的新生活”，“创办运售各种新书报以及西书、国货的商店。”1920年2月1日，他们创办了利群书社。它是“工读互助团性质”的一个营业机关，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一个社会服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第二天，他与陈昭彦、陈时等在报纸上发表《武昌工学互助团组织大纲》《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年2月2日。)，发起宗旨为“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主义”的工学互助团。通过他留下的许多文字资料，使后人得以全面考察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脉胳。

　　首先企图建立公有的社会。如前所述，他是将私产制度视为产生罪恶世界的真正原因，其解决办法，就是将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实行一部分财产的公有。“公有的财产除共同生活及业务的开销外，都作推广事业”之用(《恽代英文集》第118页。)，主要有五个方面：增加共同生活及服务的人数，共同生活中音乐、体育及其他方面设备的进步且经营乡村的新生活；关于同人衣、食、住及求学费用完全供给，乃至完全供给同人家庭中儿童教育、老年休养的费用；进办他项生产事业，如印刷、售物、森林、畜牧之类；进办他项有益社会事业，如兴学办报之类。(《恽代英文集》第119页。)其次实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给共产的新生活。他们将利群书社为实验基地，制定了严格的自修和服务制度，凡在社内居住的“必须尊重公共安宁及幸福”(《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每人每月交宿费200文，膳后用费照算，规定每人每日服务四小时，负责送报，邮购书籍，清书等，另安排了上下午作课时间，夜9时至10时开会，交流服务、学习、修养等经验和心得。夜宿书社楼上就地开铺。

　　他们十分重视劳动，书社一切活动是他们自己动手。“穿个长衫，背着一人长的书架子，或抬着桌子，提着几十斤的书包，这都是大家破天荒的劳动生活。”(《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他们还轮流烧火做饭，尽管经常将饭弄得夹生或焦黑，但吃得津津有味，“每顿饭吃到没有余粒为止。”

　　这种半工半读的共同生活还扩展到利群毛巾厂、黄冈浚新小学。这种将自给共产的新生活向农村延伸，虽然没有脱离空想的范围，但将新文化传播到了农村，为恽代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重视农村工作，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恽代英企图通过经济的力量去改造社会。他在创办利群书社时，已认识到仅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改造社会显然是不够的，他指出：“我信私有制度必须彻头彻尾的打破，不但说甚么黄金世界的实现，不能不靠经济上人类的完全解放；即如眼前社会事业的发达，亦决非人自为战的办法所能奏效。”(《恽代英文集》第124页。)为了改造社会，也为了完成共同新生活，他盼望在城市、乡村办实业，建设资本团体，用“实力压服资本家”(《恽代英文集》第244页。)。在他那里，实业和互助成了改造社会的两个轮子，最终将“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恽代英文集》第126页。)改造社会手段，从单独文化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这是他早期思想的一个飞跃，但他主张“平和的改造运行”，而不是用阶级斗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因此又必然将他的经济观导入改良主义的死胡同内。

二

　　青年恽代英热心实验空想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具有时代的特征。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殖民化的程度日益严重，民族危难使一代又一代带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不加选择地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救国的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没有传到中国之前，空想社会主义捷足先登。空想社会主义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追求共产主义天国，以及达到天国所运作的改良手段，给了先进中国人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同时也长期困挠着他们。这种具有双重性的复杂现象产生在以小生产者占绝大部分的中国是毫不奇怪的，正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寻求真理之路是多么曲折和艰难。青年恽代英在这条崎岖坎坷路途中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爱国主义是青年恽代英政治思想的主流。他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他早期思想的核心。这一点在互助社《互励文》中写得十分清楚：“我们都晓得：今天我们的国家，是在极危险的时候，我们是世界上最羞辱的国民”。我们“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恽代英日记》第160页。)。他提醒青年对于国事不可旁观亦不可徒存悲观，应积极参预。1919年5月，段棋瑞卖国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后，他立即率领互助社成员，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在武汉号召国民抵制日货。在五四运动中，他更是凌空翱翔的海燕，领导广大学生投身到爱国主义洪流中。他在传单中大声疾呼：“那在四十八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在对待文化选择上，他主张要有怀疑精神，对封建权威偶像提出了挑战。正是本着这种批判精神，他也从来不盲信无政府主义。他是将这个思潮作为补世之用，因此凡不能补世的，他就批判、抛弃。如无政府主义鼓吹个人主义理论，恽代英则反对利己主义，主张利他，舍小幸福追大幸福。他在1917年6月16日日记中，记下了他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的三点：“(一)教育之中包含实行计划，不可以为空言。(二)暴动非进行之方法，此等手段皆非根本的破坏。(三)彼以实行为将来事业，然大同世界必先习处之之法，故组织一切公共团体，练习将来处理大同之法乃今日之事也。”(《恽代英日记》第101页。)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形式，恽代英反对是北洋政府，力行救国，建设一个充满自由、独立的中华民国。

　　(二)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民主主义掺杂。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画面不是单色的，而是五彩缤纷的。从表面看，五四人是彻底反传统的，但正如任何文化都不能割断历史一样，从深处去观察，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实际上又继承了传统中在他们看来是精华的那部分。青年恽代英就是如此，他反对盲从，但也反对全盘否定孔子。他的“道德救国”的政治主张，其实是儒家伦理哲学与克氏的伦理主义相结合的结果。他把修身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直接继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善恶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这与互助论、善为永恒的意义有契合点。恽代英强调扬善抑恶，认为“今日世界，最要之事，为善势力之养成。”(《恽代英文集》第67页。)与此密切联系的，他主张义务(利他)，反对权利(利己)。如何去达到善势力的养成？他从古代知行观中汲取力量，主张力行，这表明他与古代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但他的“行”，却非暴力革命，而是“改良风俗，不在改良政治”(《恽代英文集》第72页。)，表明他的社会观最终无法脱离唯心主义的范围。在中国古代便将“大同”视为人类最高理想社会，《礼记·礼运》便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恽代英也是将“大同”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不同的是在达到“大同”社会的手段上加进了互助、新村、半工半读等异域文化的内容，同时对“大同”社会的描绘上，他有了共产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扬起民主的大旗，在恽代英那里，是将民主、自由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致王光祈的信中写得很清楚：“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互助、劳动的福音的。”(《恽代英文集》第109页。)在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斗争中，他经常从西方思潮中找到思想武器。他的怀疑论、物质观、无神论等，无不闪烁着西方近代哲学睿智的光芒。在他早期文章里，经常出现康德、卢梭、叔本华等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了反对封建迷信，破除权威偶像，他用西方最新科技来解释世界。他用物理学、天文学的新发现说明古代人以为是神造成的自然现象，指出：“昔之以为有神者，在今日已有一部分可以科学解释之，又安知今之所以为不有神者，在他日不更有一部分亦可以科学解释之，或竟全部分尽可以科学解释之乎。”(《恽代英文集》第9页。)

　　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是西方民主的旗帜。在反对封建专制中，恽代英运用了这面旗帜，他坚决反对扼杀人的个性，主张“人类生而平等”，个人之完全自由。正是基于此点，他特别抨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他的民主思想由于掺杂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新村主义，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染上了社会主义色彩。

　　(三)推动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这种推动是从正面和负面两方面起作用的。所谓正面作用主要是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憧憬。这一点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尤为重要，也是他们寻求真理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由中国近代二元社会所决定的，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在追求资产阶级民主时，就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社会已暴露出的种种弊端，这样他们就必然会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如何避开资本主义的社会癌症，因此他们的目光很自然地转向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也是一个启蒙，是先进中国人的社会观的巨大进步。这些认识为李大刽、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思想条件。

　　批判的精神促使恽代英敢于不断的否定自我，不停探索真理的步伐。首先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这是恽代英世界观发生伟大变化的起点。五四运动后，随着利群书社和新村运动所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使他逐渐认识到他们的理想有许多空想成份。恽代英在《论社会主义》中指出：新村运动于“精神每易太趋重了对内的完成，太疏忽了对外的发展。结果一部分的成功，无益于全世界的改造。而这一部分的生机，亦每为别部分恶势力所摧毁挫丧，不能继续存在。”(《恽代英文集》第251页。)对工读互助运动，他的觉悟更彻底些，“我们要创造工读虽是好事，究竟在生活能力不充实的人，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不要轻易的盲从妄动呢”。在另一篇文章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什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的诬说。”(《恽代英文集》第162页。)从信无政府主义到称它为“左道”、“诬说”，表明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其次主张用暴力革命，实行全局的改造。1920年秋，恽代英受陈独秀的委托，翻译了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改题为《阶级争斗》由新青年社出版。这本书对恽代英的思想转变很大，使他认识到道德、教育都只是局部的改良，只有“世界全部的改造” “才是各种问题的根本解决”。他赞成阶级斗争，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文中，他写道：“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而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他明确表示相信唯物史观，“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图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恽代英文集》第169页。)

　　最后主张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建立团体以救国，是青年恽代英的主要活动之一。从互助社到利群书社，表明他的团体思想由学生群落扩展到社会群落，但其基本点没有变化，即通过改良手段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1920年4月，他希望自己参加不久的少年中国成为少年意大利党式的团体，“少年意大利党，既已经救了意大利，少年中国革命一定可以救中华民国。”(《恽代英文集》第149页。)显然这已经有了建立政党的思想。不久他抛弃了学习少年意大利党的思想。1921年7月，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上，邓中夏、高君字、刘仁静等主张学会应确定社会主义方向。会后恽代英表示“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维式(布尔塞维式)的团体。”(《恽代英文集》第322页。)同月他将这思想付之于实践，在湖北黄冈回龙山浚新小学，与林育南等成立了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共存社。从大会纪略看，他们赞成用阶段斗争手段，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使人类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明确宣布该组织仿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这样表明了他们思想上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