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强

　　1920年秋至1921年夏，恽代英曾应聘在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恽代英这一时期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建立CY组织”等方面，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相左的看法，认为恽代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走着由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评价恽代英这段时期的思想活动，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在安徽的传播和安徽早期建党建团的历史事实，也涉及到如何认识20年代初期我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过程。因此，它不仅是安徽地方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一

　　毋庸讳言，恽代英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根据对恽代英大量著作和通信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恽代英，正处在从信仰无政府主义到怀疑无政府主义，最终又抛弃无政府主义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旅程的重要十字路口，在他的著作中，充满着迷惘、矛盾和求索。

　　1920年3月，恽代英在《少年中国》杂志1卷第9期上发表《怎样创造少年中国》的长篇论文，明确指出：“我从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观的意见，他说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我对唯物史观的具体意见，当另为文说他)。”但同时，他又明显表示了对无政府主义的肯定态度：“世界不但应为德谟克拉西的，而且应为安那其的，这些话我实在信。”

　　同年10月，恽代英在武汉利群书社出版的《互助》月刊上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未来之梦》，一方面提出了“在乡村中，借教育运动得一个站脚的地方，渐次再图实业的运动”，以实现“共产自治的共同生活”的设想，并且对共同生活中每个成员的衣、食、住、工作、学习，甚至幼儿教育、产妇、病人的福利都作出了乌托邦式的描绘;另一方面又表示了希望通过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和实业的发展，在经济上以实力压服资产阶级，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固然我们可以组织工会，鼓吹罢工，用阶级战争为推倒资本家的方法;但我想要为世界求一个最后的解决，仅仅靠鼓动争存的单纯天性总还不够。最好莫如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立个为社会服务的大资本，一方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面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我们便靠这长驱直入的打破资本阶级。”时隔半月，恽代英又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论社会主义》一文，既反映出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糊涂认识，又反映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倡导的“互助”论对他的影响之深。他在文中写道：“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来便没有什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主义、布尔什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意义。”“现在通行的社会主义有两种：一新村运动，一阶级革命运动”，“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真实”。但是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却说：“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

　　1920年11月，恽代英应校长章伯钧的聘请，任安徽省立第四师范教务主任。在宣城师范期间，恽代英的思想仍然没有脱离空想社会主义和新村主义的窠臼。他主张“以后拟从乡村小学教育立团体事业，共同生活的根基，渐成大资本团体，以征服资本家，实现社会主义。”(《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为此，早期共产党员刘仁静曾同他展开通信讨论。刘仁静针对恽代英推崇的新村运动和教育救国，在信中指出，乡村教育“难以收效”，乡村企业亦“不可靠”，“中国的社会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从1921年初恽代英给刘仁静的复信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当时仍旧坚持试验通过共同生活来改造社会，消灭资产阶级。他认为：“我们总得努力去试验，我这所说共同生活，是榨取我们自己的余利以伺候社会，所说工厂是榨取劳动者与我们同程度的余利，以求维持发展，所说共同生活，是求我们生活的安定，所说工厂是求劳动者生活的安定。这样，我信劳动者不致像今天悲惨，而且事业未必遂不发达。若我们有机会这样试验，我想说长驱直入的打破资本阶级亦未必是妄想。”(《恽代英文集》第262页。)

　　在宣城师范任教期间，恽代英与当时在安徽芜湖中学担任中学教师的星期共产党员沈泽民、高语罕也有密切的通信联系。1921年5月15日，芜湖中学教师组织“芜湖学社”，创办了《芜湖》半月刊。恽代英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同年4月给沈泽民、高语罕的一封信。信中赞成沈泽民所说的“教育问题，正和一切问题一样，非把全部社会问题改造好了，是不会得解决的”观点。同时，他又表示：，我对于现在的教育，真有说不完的牢骚。”并决定下半年要采取两种办法：“(1)若可成功，与同志办自己学校去，(2)无自己学校办，找个乡里与新旧同志组织自修会去。”(《芜湖》第1号，1921年5月15日。)鉴于这种认识，恽代英在写给安徽和县、含山两县学生同乡会“和含学会”会刊的序言中，鼓励和含学生“为乡土运动而团结起来”，“为讲学做事”而“多做改进自己改进团体的事”，“成为中国乡土运动一个模范团体。”(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1921年6月初，互助社社员林育南从北京写信给恽代英，对他们过去的思想提出了怀疑：“我们这种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查社会情形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终久是个‘梦’呵!”(林育南致恽代英信，《我们的》第6期，1921年。)不久，《少年中国》杂志刊登了恽代英自宣城第四师范发出的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王光祈的通信。这时恽代英对他过去在《未来之梦》中所憧憬的“实业的运动”也开始产生怀疑。他在信中感叹道：“但以我一年来利群书社的生活，深信都市中作小工商业，实有不免受经济压迫的地方。……我们真饱受了经济压迫的况味。”但他仍对工读互助抱有幻想。他在信中表示：“我现想集合中等学生有志向有能力的人，靠办小学为一种工读事业。……这种运动本年才开始做。”(《少年中国》第2卷第12期，1921年6月15日。)

　　依据上述观点和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恽代英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二，在恽代英这个时期的思想脉络中，明确地表述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仰。

二

　　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并不等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早在1914年，19岁的恽代英就曾在《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义务论》，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在《新青年》、《青年进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70多篇文章，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口诛笔伐，成为新文化运动冲锋陷阵的斗士。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汉成立了当时全国最早的进步学生团体之一“互助社”。五四运动中，恽代英和互助社的成员们成为武汉三镇学生运动的中坚。1920年2月，他又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专门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由此可见，尽管恽代英早期受过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他思想上最本质、最主流的东西一直是民主主义，而决非无政府主义。到宣城师范任教后期，恽代英已开始怀疑和否定无政府主义。可以这样认为：1920年到1921年，是恽代英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时期，是恽代英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阶段。说他是民主主义者，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资本剥削的不合理，有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力图改变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不合理现象，而且积极地探寻和试验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道路;说他还处于转变过程中，是因为当时他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摆脱无政府主义的羁绊，还没有最终接受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恽代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变化的复杂过程在当时不足为怪。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无政府主义较马克思主义为先传入中国。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想涌进中国，在形形色色的新思潮面前，中国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顿时感到目不暇接，无所适从。对此，他们需要有一个学习、比较、鉴别、消化的过程。在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恽代英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新学说。正如他自己所说：“常预备欢迎新学说到我心里来，亦欢迎他到我耳朵里来，能欢迎新的，还应该欢迎更新的”(恽代英：《怀疑论》、《少年中国》第1卷第10期，1920年4月15日。)。1920年5月，恽代英就《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编辑方针，发表致学会同人的信，提出了一份“我盼望看见的书”。这些书是：《马克司及其学说》、《克鲁泡特金及其学说》、《罗素及其学说》、《太莪儿及其学说》、《杜威及其学说》、《哲姆士及其学说》、《达尔文及其学说》、《尼采及其学说》、《蒲鲁东及其学说》、《康德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实验主义》、《道德的起源》、《生物进化论》、《优种论》、《德谟克拉西》、《布尔什塞尔》、《新村运动》、《劳动问题》、《女子问题》、《乡村小学教育》、《中学校教育研究》、《安那其》、《日本》、《国际运动》、《群众心理》。

　　上述所列26种书目，是当时各种思潮的代表作，由此表明了恽代英对各种新学说的渴望，也表明了他思想上的复杂性。对此，我们不能同意有的同志根据恽代英致力于研究各种新学说之多，得出他“主要选择的却是无政府主义”的结论。从上述书目可见，恽代英把《马克司及其学说》一书放在他急需获得的26种书的郎，这一事实表明恽代英已经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无政府主义在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在提倡个人主义、标榜绝对自由的同时，无政府主义也对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道德伦理及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此它对刚刚开始接触西方各种新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很大吸引力和迷惑力。应该说，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起过某种积极作用。我国一些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大都程度不同地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李大钊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的手段，另一方面也认为互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他自己也承认曾经“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毛泽东192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毛泽东不仅在《湘江评论》中宣传过“向强权者为持续‘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还领导新民学会进行过湖南自治运动、工读互助运动等实践。瞿秋白是1921年到俄国接触到马列著作后，才从信仰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邓颖超对天津觉悟社则有如下的回忆：“这个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列宁，苏俄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75页。)刘少奇在五四运动后有一段时间，由于找不到留法勤工俭学的门路，又回不了家乡，在北京借住同学家中，看了不少书和进步刊物，并与许多人、甚至和同善社的人有过来往，“还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王光美：《刘少奇的青少年时代》，《党的文献》1994年第6期。)。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大多数是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最终认清并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转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上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民主主义者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时间要比恽代英稍为早一点，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就积极着手筹备和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大多已经转变成为比较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1919年9月，恽代英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从实告诉你，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我信只要自己将自由、平等、博爱、劳动、互助的真理，一一实践起来，勉强自己莫勉强人家，自然人家要感动的，自然社会要改变的。”不难理解，像恽代英那样对理想有着执着追求的青年，要他舍弃原来的信仰，无疑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认为恽代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参与刨建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就是无政府主义团体;就像我们谁也不认为毛泽东、邓颖超是无政府主义者，新民学会、觉悟社是无政府主义团体一样。事实证明，恽代英在接受新思想方面并不固执己见，偏执一端。对于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想，他主张“无论什么天经地义的律令训条，无论什么反经悖常的学说主张，我们总是一律看待。”(《恽代英文集》第158页。)他在这里所说的“一律看待”，就是都要去认真研究一下，实践一番，加以比较和探索。因此，一旦实践证实了工读、互助、新村运动、“乡村企业”等等思潮最终只是一个实现不了的“梦”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克服了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三

　　那么，恽代英是何时完成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呢?根据对有关史料的分析研究，恽代英是在离开安徽宣城师范之后不久，于1921年下半年完成世界观转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1921年6月，恽代英离开了宣城第四师范后，于7月1日到7月4日，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年会。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成员也最复杂的一个社团。在1921年7月召开南京年会的时候，学会会员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公开化。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黄日葵等早期共产党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恽代英在会上起初还想维持学会兼容并包的方针，提出“我们不能盼望大家有一致的主义，只可在大家中求个最小限度的一致，以求可能的最多互助”的调和意见，以避免学会分裂。但是，随着双方分歧的加深，他感到由于学会成员政治立场不同，已没有调和余地，分裂势不可免，乃于7月3日在会上果断地提出“学会前途的危险，应讨论如何决裂”的临时动议案，主张学会有计划、有组织地分裂。会议“对恽君意见，各会员讨论良久，结果均主张就凡可以使本会分裂的各重大问题，在月刊上详细讨论”。

　　南京年会后不久，恽代英在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杨钟健和黄日葵、高君宇的信中，对他在南京年会的态度作了一个更明确的解释：“我在南京曾力为学会作调和派。调和非我本意，然当会及会后均见学会有树立一定明确旗帜的必要，实无调和的余地”，“我意学会非破裂不可。我在南京态度和缓，其实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表示。‘其次’又不可得，终于令我想到破裂以达到最高的希望”。他还同时提出，“认清一个主要的明确目标”，即是“‘促进生产工具公有’为明确目标”。在同一封信中，恽代英旗帜鲜明地表示：“我私意近来并很望学会为波歇式(作者：即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这是年会后思想的大改变，不久将另文陈述。”(《少年中国学会通讯录》第1期，1921年8月。)

　　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后，恽代英思想上“大改变”的结果，使他彻底与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决裂。从此他不仅从理论上接受了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来“促进生产工具公有”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开始致力于组织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的活动。1921年7月16日至21日，恽代英在湖北黄冈召开了利群书社社员大会，决定成立共存社。在他起草的文件中明确写道：“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我们的》第7期，1921年8月10日。)对这次利群书社社员大会，廖焕星在1953年有一个回忆可以佐证：“1921年夏季，在黄冈林家大湾(林育南、林硫英的故里)召集利群书社散在各地的同志和朋友的大会。参加者，有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长沙文化书社亦派代表(易礼容)来参加。会议举行了三天，一致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拥护苏维埃，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决议组织‘共存社’，订立社章和通过宣言，明白地号召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苏俄，赞成组织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宣言和社章都系恽代英同志的手笔。不久，我们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代英同志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中宣部《党史资料》1953年第1期。)黄冈会议不久，经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四川人陈育介绍，恽代英到四川泸县川南联合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这时的恽代英，已开始自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川南联师，不少学生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当作时髦的新思想，恽代英用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引导学生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在此基础上，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在四川建立党团组织播下了种子。综上所述，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恽代英在宣城师范任教的这一段时间，是他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到1921年下半年，恽代英完成了世界观的质的飞跃，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恽代英在宣城师范这段时期活动的评价，一方面，不能因为他还没有摆脱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樊篱，武断地认定恽代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他以后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革命烈士，就牵强附会地把当时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恽代英，说成已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CY组织了。在宣传和评价中共党史人物的时候，任何贬低或虚美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