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0年七月、九月)
若中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想怎样创造少年中国，总应该是有志的人值得讨论的问题。自然这个问题是太大太宽泛，一则非浅薄如我的所能解决，再则谈起来非三言两语可以包括干净；但我究不能不做这一篇文，是甚么原故呢？我的意思：第一，想唤起同志的少年，对于这问题的注意；第二，想引起比我这更正确更有效力的研究；第三，我盼望从这里发现创造少年中国合当的途径，我们找着我们的路走，庶几可以不为外界潮流所眩惑所纷扰，这样便可以于短些的时间，用简捷有效些的力量，早些求少年中国的实现。
我们要郑重声明的，若创造少年中国是一件急切需要的事，那便凡为中国人的，人人应恳切的觉得他肩背上有这个负担。我们少年中国学会诚然是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而结合的组织，然而这不过是把我们普遍应有的任务，加一番认识；我想亦不至有人承认创造少年中国是少年中国学会单独负担的任务。其实我还可以进一步说，亦许我们少年中国学会是没有负担这任务决心的，亦许我们是没有负担这任务实力的；然只须这任务是应当负担，比我们有决心有实力的人，越是要大些的努力，来负担这任务。所以我这篇文，或者我做这篇文的意思，终不能不祷祝他能惹起一般同志的注意，越是学会以外的同志，越盼望多惹起些注意。假如有不赞成我们学会的人，越盼望多惹起些注意。因为创造少年中国，原是大家的事。
至于学会以内的同志，我自然盼望大家更要多分些精神，讨论我们事业的根本问题。我的意见固然未必值得几多讨论，但是我提出这个问题，或总可以值得大家的审虑。我想我们学会的宗旨，固然规定的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但是这些话还是太宽泛了。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创造事业面前，占怎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要怎样预备？从那里着手？这处处是我们的问题。即令我这不是完全正确的话，亦应该惹起大家讨论这问题的注意。
我每做一篇文，常痴想这一篇文在社会上要生一个甚么样的影响；然而亦许是我的口才短了，亦许是我的意见寻常了，亦许是我人微而言轻了，虽亦抱一腔热血，下全副力量，说几句我能够说的话，然而那个结果，正如石落大海，几乎亦不配特别看出一点波浪。我因而预想这一篇文的结果，大概亦只是这样罢了。但是假令我真不配说这些话，盼望配说这些话的人，亦来开几句口。假令我们的读者，看人家文字，从不肯切已的审虑，便令审虑了亦从不肯便下力反躬实践，那吗，我不能不望他这一次换一种态度，读这一篇文。我不是要拿他糟蹋我们《少年中国》月刊的篇幅，更不是拿他来糟蹋我们读者的光阴。我是盼望总能至少有些地方引起大家审虑，引起大家力行。中国不是没有改造的希望，但是要用聪明些的法子，坚决些的力量，去改造了。不然，亦许会来不及改造，或者改造要用大几倍的力量，多几倍的困苦。我真有无量的热心，请可爱的《少年中国》月刊读者，论会员非会员，为中国乃至为自身，在这个时机中，多注意这个问题。
我这一篇文，分为下列诸方面的讨论：(一)为甚么要创造少年中国；(二)创造少年中国的分工与互助；(三)创造少年中国与群众生活的修养；(四)创造少年中国与学术的研究；(五)创造少年中国与个人生活问题。以下便逐一讨论了。
(一)为甚么要创造少年中国？
亦许有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心目中久已没有甚么国界，所以亦没有甚么中国；所以他对于创造少年中国很冷淡，以为无关重要。其实呢，只要明白世界大势的人，今天或者亦不至仍拘守着狭隘的国家主义，说甚么爱国是人类最终的义务；岂独无政府主义者是如此想。然而我以为创造少年中国，究竟是真有志的少年人人有的任务。是何故呢？
中国诚然永远不应发甚么做世界主人翁的痴想，亦不应想做无论那别一国或别一民族的主人翁，然而用这同样的理由，我们亦不很可以知道，中国是一样不应做那一国或那一民族的奴隶吗？我们不应该让中国亡国，亦犹如我们不应该让中国人受资本家的掠夺一样。何况今天的事，亡国与受资本家掠夺，是一件平行的现象。我们讲人道，是企求人类平等的幸福。所以我们不愿人家受掠夺，亦不愿自己受掠夺。若我们一天天走受掠夺的路，却谈甚么无政府主义，这只是割肉饲虎的左道，从井救人①的诬说。
我不必表明我不是国家主义者，而且我亦深恨一般国家主义者以防御为侵略的代名词，使世界人种发生许多嫌怨争哄。我又不致如一般主张报仇雪耻的热心人，想追溯几百年的往事，发生一个“愿比死者而洒之”的嗔心。但是我的意思，确见没有让中国亡国的道理。就人类权利说，无论那一国那一民族没理由做我们的主人翁，做我们的掠夺者；我们诚然不应该奉行自己国内那些政治家的建功立业的野心计划，但我们亦不应容许别国那些政治家把我们做他成就功业的牺牲品。所以我们要求人类与我们平等，亦要求我们与人类平等。
就人类义务说，今天全世界正开始了他的大改造事业，进步些的各民族，都在这旗帜的下面做功；我们亦不应该不努力担任我们应担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奴隶或其相等阶级，不但是我们不甘忍受的，亦是不应忍受的，而且亦是不容忍受的。因为我们要站在人类水平线上，同时与各民族的觉悟者携手，努力前进。这不但是一个不应受剥夺的权利，亦是一个不容逃避的义务。
或者有些从热心而走到厌世途径上的人，他亦会承认中国人是劣种，是要受淘汰的，是不应不受淘汰的；所以他说世界的前途，或者诚然是庄严灿烂，但是这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一分，因为有许多证据，中国人是太庸懦昏愚了的，中国人只配做奴隶，只配受人家的蹂躏鱼肉。这样的话，实在不是没有几多理由，而且亦有几多机会逼得我亦作这样想：但是这里有两个应注意的地方：一，试问欧西文明国民，是如何的优种呢？二，试问中国国民性，是不是绝对不能改造？所谓欧西文明国民，我虽接触得不多，然而以目所见，耳所闻，书籍所记载，看起来，下层阶级，一样同中国人是卑污猥琐；即谈到缙绅先生，眼光短浅，操守寻常的，亦不能说是一个很少的数目；然而他们先觉的人，把改造之责自任，努力奋斗，亦便一天天有些成功。看这样便知道，我们用不着妄自菲薄，我们一样可以担负我们分内的任务。至于国民性的改造，这是现在各国先觉努力的对象。Le Bon(莱邦)说，“德意志的国民性，不过是半世纪人为的创造。”固然德意志的国民性，不是我们想达到的创造目的，不过总可以证明人力在国民性上的功效。只怕我们不努力呢!天下事岂有不可为之理？
我国自命为先觉的人，诚然有几多次改造国民性的企谋，但是都失败了。或者有人要以这为中国事不可为的铁证。但是人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不至于独是劣种；而且就中国历史说起来，黎民于变，化行俗美，亦显然见中国国民性是有改造可能性的。我们企谋的失败，不应该归咎国民性的不可救药；宁要归咎于我们品性上的弱点，方法上的错误。我们应该研究这弱点与错误在甚么地方，用甚么法子补正，这便是这篇文讨论的范围。我想这真是我们当面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得了正当解决以后，改造的企谋便不会失败了。
假如我前面说的话确乎不错，那便见得创造少年中国是应当的，是不得不然的，亦见得是可能的。然则真有志的青年，可以看清了，拿稳了，向这一条路上勇猛前进了。
甚么是少年中国，我想这里恐怕不能大家是一样的意见。有的人说，我们要教我们这老大的中国返老还童，所以创造少年中国是Rejuvenation(返老还童)的作用。有人说我们要教我们这时代落伍者的中国适应于方来的少年世界，所以创造少年中国，是AdaPtation(适应)的作用。然而这两种意见，是可以并行的。我们可以说创造少年中国，原同时包含这两种作用。因为非返老还童，无以适应于少年世界；亦非适应少年世界，不能返老还童。因为少年世界，便是充满了活力的世界，是人人机会平等，本能的发展具足而圆满的世界；中国只有能适应于这个世界，才真算是返老还童。所以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以适应于少年世界为目标，求少年中国的实现。换一句话说，便是以求中国的返老还童为手段，而达到创造适应于少年世界的少年中国的目的。
(二)创造少年中国的分工与互助
一个真心要创造少年中国的人，他自然要觉得有联合同志的必要；因为实际上的创造事业，不是一个人从一方面做得成功的，亦不是几个人从几方面做得成功的。若不是各方面同时并举，不但不能成就全部创造的事业，便那一方面或几方面亦决达不到理想的目的。
我们打开眼睛一望，便知道中国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现在一般热心的人，他看了一件要做的事，便去做一件；这件事没有完成，又看见别一件要做的事，便又去做别一件；所以弄到疲精竭力，仍然眼巴巴望着许多要做的事，实在再无力量做了；亦眼巴巴望着手里已经揽着的事，实在再无力量比现在做好些了。每每甲便竭全力做了许多事，然而没有一点功效；又劳乙用同样的力再做；又劳丙用同样的力再做；这样的人，我们自然只好佩服，但是不能不可惜他于社会毫无效益，否则亦是只发生了不应那样小的一点效益。何以只能发生这一点效益呢？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把各种纷歧的事业分开了，便力量越小了。这是我们应引为鉴戒的事。
但亦不容易便说是这一个人的错，每每这一个人若不做某事，那件事便没有人做了；所以有许多人虽然明知他所做的事业太纷歧了，然而想丢亦不忍丢。但是我们细想，这是甚么原故发生这样现象呢？第一，是我们没有同力合作的修养，所以不惯与人家在一件事上携手进行。我们常太信靠了自己，太不信靠了人家；我们总盼望人人都要与我一样，有一点不如我，甚至不过仅仅是与我不一样，我便不满意了，便不信靠他了。这样，所以我们总觉得每事都得自己去做。固然照眼前的事看起来，不可信靠的人，亦实在太多了，难怪他要这样想；不过便有可以信靠的人，他亦仍然会象这样待他，使人家不能不生些反感，乃至不肯帮助他，这可要怪他自己呢。第二，是我们平日没有协力分功的预备，所以纵然在求学时代，亦曾有些知己知彼的朋友，然而一到做起事业来了，非感觉得朋友不能为我之助；便感觉得所有的朋友都只出于一途，在这一方面嫌人多了，在别一方面却又没有人去做应做的事。人类的心，每易倾向于党同伐异。主义不同的人，固然好彼此攻讦，便是所学学科不同，亦每每没有同学一种学科的亲密。由此，所以我们的朋友，每是出于一途。及有一种事业到手里来的时候，才知道一个事业不能不靠多方面的力量，然而别方面的朋友以前多半是疏远冷淡的，而且以后亦还会是疏远冷淡的，自然他们彼此是不能热诚的互助了。即就同学一种学科的朋友而说，亦还有些品性才能上的弱点，平日没有切磋琢磨的机会，到了共事的时候，因而这弱点越发暴露，不但无助于一个事业，甚至于还有害于他。这时我们固然亲切觉得能共事的人太少了，其实还怪我们平时完全没有一种协力分功的预备。我们平时既没有预备一般将来披肝沥胆以共图天下事的朋友，事到头来，胡乱的拉拢来一般乌合之众，又怎怪他不合手呢？
我们固然不能禁止朋友间有主义的不同；有意见的不同，但是如上面说的，无论我们主义是怎样的不同，创造少年中国，或者总是我们共同的目的。我实在厌闻现在一般所谓新旧之事，我想所谓新的，必不是仅仅穿洋装，读外国文，做几篇解放改造顺应潮流的杂志文，便够了。所谓旧的，亦必不是仅仅哼古文，穿方马褂，吃鸦片烟，做几篇寿序、墓志铭，肉麻的诗文小说便够了。依我的意见，大概新旧之争，总是问我们要怎样做人。果然如此，我以为没有甚么争的。不愿做二十世纪的人，你便做十七八世纪的人我看，做十一二世纪，五六世纪，乃至世纪以前的人我看。不愿做十七八世纪乃至由此以前的各世纪的人，你便做二十世纪的人我看。我从一方面很信唯物史观的意见，他说道德是随经济演化而演化的(我对唯物史观的具体意见，当另为文说他）。所以我信在二十世纪想做十七八世纪或由此以前各世纪的人，是做不到的。Karl Kautsky(考茨基)说：“过时的道德标准，还保持他势力的时候，经济的发达进步了，亦需要新的道德标准了。在这时间，靠旧社会状况生存的，便会死守旧道德。但只守得一个名，实际上他仍逃不脱新社会状况的势力。这样，所以发生了道德学说与实际生活不符的现象了。”说死守旧道德的，只守得一个名，这诚然是太挖苦了的话。然而这是事实，不可以口舌争的。我们骂一句孔子便要惹出一些自命为孔子之徒的出来卫道，然这些孔子之徒，无论他不能自安于“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淡泊，不肯做“好学不厌教人不倦”的勤劬，不配能有“闻义不能徙知过不能改”的忧惧；而且他们的行为，正合孟子所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于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他们的谈吐，正合孟子所说“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是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这算是孔子之徒吗？这仅仅是乡愿，仅仅是孔子所说的“德之贼”。这所说孔子之徒，不是一个名罢了吗？我亦不定说孔子之徒一定只能如此；我的意思，要证明这总不是有志青年所愿做的孔子之徒。果然我们仍然愿做孔子之徒，我们总要发点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依我的相信，只要发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譬如说忠君，说行王道及这一类的道德，自然有许多说不通，自然还是一天天要倾向到二十世纪的道德路上来的。这不过是我一个人的意见。自然眼前与孔子之徒一样价值的新文化运动者，乃至革命家，乃至无政府主义家，亦一样是不足道，一样该不是有志青年所愿做的。我亦想便令人类真要返古，亦是要那些肯信新学说的人发点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才会觉得。总而言之，我的意见，不怕人有新旧意见的歧异，只怕一般人坐着没事干，胡乱的喧吵。我想无论是新派旧派的人，只要他肯发真心，向真正切实的路上走，自然可以知道新道德与旧道德真正的好处同坏处，自然可以盼望他们趋向于一致。其实更进一步说，我们此时所谓旧派，原没有人还死主张甚么“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冤”，亦没有人主张“父命子死，子不得不死”的一些蛮道理；此时所谓新派，一样原没有人主张甚么“公妻”“均产”，亦没有人主张即刻实现世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以眼面前的路，譬如重教育，尚切实，贵友爱，大半是一样的。既是一样的，至少且可同心戮力，将这一段路走过去。我们固然预想着把这一段路过了，我们的路便分开了；然果分开与否，现在还不得而知，却先彼此立于对立地位，在可以互相帮助的时间，不肯帮助，倒反互相妨害起来。这是如何可惜的事呢？
至于论到创造少年中国，亦许在手段上发生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或者主张切实从根本做起，所以注意教育活动，实业活动；有些人或者主张要应急一点，要从大一点地方着手，所以注意救国活动、国际活动；有些人或者主张更要猛烈急进一点，所以注意革命运动。然而这些不同的意见，并不定是互相违反，不能并行，我想只要平情达理的人，他或者不信政治活动或流血是必要的手段；然果遇着显见政治活动或流血，为简捷有力的改造手段的时候，甚至于显见其为改造的独一无二不可逃避的手段的时候，亦没有不赞成取用政治活动或流血的手段的道理。反过来说，如眼前虚张声势，毫无实际的爱国活动，或以往乌合盲动，侥幸成功的革命活动，不但是主张从根本做起的人不赞成，便是性急些的有志者，亦不高兴那种办法。其实我想，在最近期间努力于自身的改造，教育的改造，以这求平民真正的觉悟，雄厚的实力，以为各方面取用各种手段的预备，这或者是人人同意的努力方针。所以我信意见的纷歧，都是表面的事。我们实在并不是真有甚么不可调和的殊异。然则我们不知道协同的努力，岂非愚笨？
总之主义的不同，意见的不同，不能见协力互助的不应该。而且大家既在最近期间应该做一样的事，更应该大家把力量合起来，以求大些速些的功效。至于所习学科的不同，所操职业的不同，更不可逞我们不聪明的感情，不向协力互助的方面走。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敬箴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乃至会外知与不知的同志，我们真觉得要救国么？真觉得要创造少年中国么？若真这样觉得，我不但要请大家想想，不知道联合同志，或者便联合了同志，不知道协力互助，是不能成一点事业；而且还要想想象我们今天这样的学识才能，不但不能为社会做许多事，又能为社会担任任何一部分特别事业么？我诚然不知道别个，便就我自己说，我知道得最亲切的朋友说，大概我们以往的学识才能，都嫌太肤浅了，太浮泛了。这亦难怪我们，我们既没有先觉指导，又为境地所限，得不了几多好朋友，读不了几多好书籍。而且就将来职业说，社会上既重看万能的人，而且我们得不了一点的正当帮助，我们亦不敢不向宽泛处走。结果自然不能不发生肤浅浮泛的弊病了。我实在有大胆子敢断言，中国除了很少少数的人以外，其余大抵与我们一样。其实我还要说未必人人都能与我们一样呢。我在学校未卒业的时候，亦还在不能不求宽泛知识的情形中，竭力求缩小我预备的范围。我固然不知我卒了业，这萍梗的生涯，飘到那里去；然而我只预备我入教育界或杂志界，我自命为从这两方面预备，有好几年。请问现在一般有志的人，你们曾有这一回事么？然而结果可笑极了，等到卒了业，居然便有机会入教育界，而且有机会得一个全权办理的职务；我想了无数法子，用了无限量力，然而计穷力竭，仍然大致不过与没有我一样。回头想想，怪我不应该预备吗？只好说怪我自欺了几年罢了。我们说预备入教育界，以为我们这预备的范围是明确的了，其实这还是一个太宽泛了的话。我们入教育界，可以说是预备做教员，或预备做职员；可以说是教这一门或那一门的功课；可以说是办这一桩或那一桩的职务；又可以说是在大学，或在中学，或在小学，或在别的学校。教育是一个抽象的总名词，我们人一定要放在一个具体的特别的事务上去。这却是我在就职业以前，未曾梦见的事。所以一到了职业界，我简直茫然无所措其手足，实在只当一点没有预备。其实亦本没有一点预备，便说对于教育通论的观念，亦很肤浅，没有甚么切实系统的见解。咳！我固然是这样了。请问会内外的同志，各人自信，是怎样呢？我们闲居无事，说不要钱的话，便是甚么政府庸懦无能，甚么管理教员昏愚溺职；其实自己姑且把那不可一世的无根的自信心，暂且压抑下去，再看看自己真正可靠的本事在那里，社会上恳切需要的人是那一种，你能为社会做那一件事。我想若我们邀幸肯不自欺，必然亦该恳切觉得一种特殊方向的预备要紧。换句话说，必然亦应觉得赶快自己预备为社会担任一部分特殊事业，便从这一点预备充分些的能力要紧。
我们若不是分工的为社会做事，那便社会的事，将总只有一般肤浅浮泛的知识才能的人做。我们既不满足这般人所做的事，我们便不应该不求些专门的——专门中的专门的——知识才能，为社会担任一部分专门的分工的职务。
一个人越是感觉得要分工，他越会感觉得要联合。其实天下要做的事很多，我们一个人的力量很小，生命亦很短，天下事决不是一个人做得完的，这原是很粗浅的一个道理。却是一般人太自信了，他便觉得只好他一个人做。若他再明明白白的反省一次，我们越是要使自己可信，越是所学的专门，越是自己可做的事范围要缩小，再即如这缩小到无已复加的范围内的事业，仍然不能不靠朋友的协同努力；范围以外的事业，更不能不待我以外的同志分途担任的。做这样，这能不觉得联合同志，协力互助的必要吗？
分工了，而不互助，仍然是没有益处。因为天下事不仅仅是一方面做得好的。然而分工与互助，若非先多少受一种合理的计划的支配，仍然要糟蹋许多的精神力量，分工与互助，不能各尽其妙。因之，终不免人自为战的弊病，分工的进行，不能十分安心，互助的组织，亦不能十分圆满。所以要说创造少年中国，不可不注意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与互助。
然而要盼望大家受这一种计划的支配，这不是甚么可以把法制规约强迫的事；因为人的意志，都有他的自由，没有人应该强迫那别一个。但是大家要受这一种计划的支配，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便怎么办呢？我的意思，先要同受一种计划的支配的人，有彻底的了解。因而大家以他的志愿，同时分途，在这计划底下做工。换句话说，亦可以说是先就已经彻底了解的人，以公共意思建立这种分工互助的计划，因而大家一同在他底下做工。
我请问我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我们的学会，是一个已经彼此彻底了解的团体？已经有了一种合理的分工与互助的计划吗？我们若盼望真个我们的学会，能担承创造少年中国的任务，最近期间，我们不应该讨论这样一个计划的设立吗？实在少年中国学会原来所以成立，未必不有些由于分工与互助的觉悟；然而象今天这个样子，我想这总还不够我们的理想得很。我还望我们的同志，人人重新的考虑一番，到底要不要创造少年中国？到底要不要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到底我们应不应该分工？应不应该互助？到底应不应该商量设立一个合理的分工与互助的计划？
我盼望我们同会的同志自觉的起来，做这个创造事业。最初而最重要的一步。亦盼望不同会的同志，自觉的起来，亦帮助我们做这一步。但是假令有人以为我们是不可信，不可靠，因而不愿帮助我们呢；我想这亦不是甚么要紧。我们时时要自己勉励，自己警惕，总莫走到不可信不可靠的地步。但假令人家一定不能信靠我们，我想他们亦尽可结他们的团体，做他们的事。只要确见事是应当如此做的，纵不屑于与我们一同做，亦没有理由便说是不该做。越是不了解我们，越是要信靠自己，越是要找了解的人，结可信靠的团体。其实我，或者还有好多同志，所以结合于少年中国学会旗帜的下面的，都是看得这样的结合，可以信靠以创造少年中国。倘若真是不可信靠，没有希望，岂但不愿别的同志加入，便我们亦无维持发展他的必要，我们还会宁让他瓦解烟消呢。
我们为创造少年中国，故必须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或其他类似的团体，但无论是少年中国学会，或别的团体；我们总望他能在一个合理的计划之下，分工而互助，以完成创造少年中国的事业。可爱的同志啊！这是我们应该大大注意的事，你们亦都觉得么？
(三)创造少年中国与群众生活的修养
我们谈分工与互助，要一种分工与互助的修养；上一节就可信靠的朋友说，我们不该因主义不同，意见不同，所习学科不同，所执职业不同，妄生许多分别，互相疏远冷淡。这种地方，固然用得着我们捐除成见与朋友合衷共济；但是假如这些朋友是理想的如此可靠呢，我们或者亦许愿这样做。但天下那有如许理想可靠的朋友呢？
朋友所以不能到理想可靠的田地，那原因很多。譬如在求学时品格才能没有充分的修养，又无毫不客气互相切磋琢磨的朋友，或有朋友因自己刚愎或浮躁，不能领受忠告的益处；此等弱点，一到了职业界，有了地位、名誉、金钱的关系，遂使朋友爱莫能助，只好让他成一个不可靠的人了。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那便在求学时应该剖腹抉心的与同志相要约，常常反省，常常接受忠告，常常给朋友以忠告，常常在发现了自己过失的时候，拼生死来改悔他。这样，便过无不知，知无不改了。然而亦还要在就职业时，减少那些地位、名誉、金钱的离间，这样才永远是知己知彼，生死患难的朋友。我真盼望世上所自命彼此知己的少年朋友，大家都注些意：少年人无利害相牵连的关系，说甚么知己，那里靠得住？只要利害一到头上来了，便彼此生出界限，亦便生出嫌怨来了。固然世态炎凉，贫贱结交，每每是靠不住；其实我自问在做事的时候，因为凭良心不能不舍弃我的朋友的地方亦很多，这里若说有世态炎凉的关系，我想我与我的朋友都不肯这样疑惑。所以我的意思，还请现在无利害关系的朋友彼此想想，将来的友谊，怎样能在创造少年中国的事业中，彼此得个背靠背的帮助？
然而便令朋友不能到那样理想的可靠，我们不能不善处他，至少亦不能不暂时善处他。所以说不能不善处他的，因我们做事，常待各方面的帮助；便令这事业中间，亦常不能不得几个并非十分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或者甚至于在有些情况中，不由我们不与那非十分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我们固然盼望理想的我们自己的事做，然而这种事一刻不能得着，而且便得着了，亦不能与此外的社会绝缘，仍然有许多地方，要靠那些非十分可靠的朋友帮助，所以不能不善处他。至于说不能不暂时善处他，读者或者要怪我不免有些政客利用的习气。诚然我不应说假话，我实在觉得有些朋友，应该这样待他。自然这实在是有些不诚意的利用，然而我亦反复想了的，终以为不能不取用这种手段。天下事除非是可以不做则已，若定要做，而我们又决无这些十分可靠的朋友做，那便怎么样呢？依我的意思，我便不能不选在此时可靠的朋友，或在此方面可靠的朋友，一同的做。这种朋友，我实在没预想着是可以永远相处的，亦未尝不盼望可以永远相处；然若他的品性才能，既不能进步到十分可靠的地步，所以到了别天别的事情上面，他便不可靠了。这应该为朋友糟蹋事业呢？还是应该为事业舍弃朋友呢？还有一般朋友，我并很少能信靠他，然而我不能不与他分些时间周旋，实在自己问心，这譬如是欺骗他，但我有甚么方法呢？我既不能不与他处在一个社会里面，无论我做事有时少不了他们的一点助力；便不盼望他们帮助，亦要他们不妨碍我做事才好。自然我虽不望与他们有时协同的做甚么事，我只有这样待遇他们。便说我是利用朋友，有甚么法子呢？但是与政客的利用，我想究竟是大不相同。
政客的利用，我很不赞成；因为他是欺骗人家，谋自己的利益，所以一旦被人家知道了，便会成为深仇大恨。我的意思，我们要为天下做事，仇恨是不可有的。所以这样酿成仇恨的利用手段，是要避免他的。然则我怎样利用朋友呢？我于要利用朋友的时候，总立定志向，要使与我一同做事的朋友，多少得些好处；假如不然，亦决定不致使他们得些坏处；再不然，亦决定不致使他们比我们得坏处更大。我常想我或者不免有些地方对于一同做事的人，用些不肖之心相猜度。其实我亦很信天下肯牺牲、愿向上的人，未必只有我；而且我亦未必便真能赶得上我朋友的肯牺牲、愿向上。但是我常想得人人的志愿不同，境遇不同；我虽能用概括的话在平时与朋友互勖的去走牺牲与向上的路，然到共同做起一件具体的事实来的时候，若非朋友自觉的肯牺牲愿向上，我总不敢苦劝朋友，更不敢强迫朋友。其实我信这亦是当然的道理。向上与牺牲，这自然是两个好听的名辞；然而好容易做到？即就我自己说，我有许多时间，受各种环境牵制，终不能到理想的向上与牺牲的境地。即令没甚环境牵制，还很有许多时间，因心性上的弱点，不能顺理祛欲，因而无以自拔于罪恶。固然有些时候，反复思维，幸而不胜良心之谪罚，不能不改过迁善，然良心胜不过私欲的，亦岂不随处发现？在这种地方，不知我的，他自然会说我原不是肯牺牲、愿向上的人，即我自己在环境改善了一步，或觉悟的程度更深切了一步的时候，回头想想，亦何曾不自信以前原不是肯牺牲、愿向上的人？然而真能平情审度，便知道这都只怪自己不能善处环境，不能勇敢的与私欲奋斗。这都怪自己的不幸，不然便怪自己不聪明或无力量。我因此常想我们的朋友，今天一定不是这么样子吗？既然是这样子，那便他们表面上做出些不牺牲不向上的事来，不能断定他必然是不肯牺牲不愿向上的人。果然他有不能牺牲或向上的原因，我们不能为他改善环境，或用各种方法促进自觉，便不应专门苦劝、强迫人家牺牲与向上，使他不敢与我相处。我因此所以拚命的自己向牺牲向上的路上走，终于不敢一定把这期望朋友。所以我与朋友一同做事，我总务求减少朋友方面的劳苦与损失，甚或自处于劳苦、损失，而处朋友于安逸、幸福的当中；即令不然，我亦总令自己处于比朋友更有大些劳苦、损失的地方。这种办法，似乎效果还很不错。我不定是卖弄我这政客手段。我亦很盼望与些彻底了解的朋友，剖心沥胆的共事。这种朋友，这样的共事，我亦曾亲身体验过。不过无论以前或者以后，总不能不与比较不十分了解的朋友共事，那便不能不这样子。我以为必不得已而利用他人，亦没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利用他人，是要为社会的公益事情，而且还要兼把他人的福利顾着；我们决不可利用他人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样便令我的手段被人家识破了，他亦只有可怜我的愚衷，甚至于要感激我的苦心。
我说了这一段不纯正的话，不知道读者是怎样想。其实我是故意不避“利用”的两个字眼。说好一点，便是“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责人也宽以薄”的老道理。这个道理，本是经了几千年，然而就群众生活的修养说，这实在还不失为有价值的教训。现在有许多人自己还做不到一步，却严刻的责备人家没有做到一百步；这样，所以彼此没有一点原谅，亦便不能有一点容忍，始而以冷嘲热笑为劝善规过，终而一天天不了解，一天天疏远了。我从前常想着中国社会情形，每每同一团体，总不能容着两个有力的分子，以为这是忌妒的劣性根使然。现在想起来，忌妒的劣性根，自然有些在这中间恶作剧；然而便令没有这恶性根，只那不留余地的朋友责善，亦一样可以伤害朋情。现在的社会，既是这样，人人逃不脱环境的牵掣；即令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幸而逃脱了几分之几的这等牵掣，这可以说是十分侥幸；我们自然盼望人家亦都至少象我，然而这只好由他的自觉，使他走我走的一条路，不能由我硬派他走那一条路。而且果然我必要与他一同做事，他便不走我走的一条路，我亦不好便伤了他的感情，妨害我们协力的合作。何况做好人亦未必一定要走我这一条路？亦未必定要走与我一样的路，到一样的远，才可以说是配得上与我一同做事呢？
由上面所说，便可知道要与人同事，而能得他的助力，我们定要多原谅人，少责备人。我们既要多原谅人，少责备人，便知道一切的事，不可不多靠自己。怎样靠自己呢？我想这不是几句话说得完的。不过我要请有志青年注意，我们学校所受道德的训练，自己所作修养的功夫，不能说没有一点价值；但是向来所说的道德与修养，最缺乏两个要素：一便是活动的修养，一便是合群的修养，合而言之，便是所说群众生活的修养了。活动的修养，是就做事的材干说；我们的读书人向来把曼靡的文辞，玄虚的幻想哄住了，总把做事的材干，以为是不足学习的事。谁知一到事上手来，便慌乱不知如何措手足了？合群的修养，是就与群众一同做事的材干说，自然这与所说活动的修养，是群众生活的修养的两方面。我们的读书人，多少都有些书痴气，总不感觉合群的必要。这一则因为他原从不想做甚么社会事业，所以他无需乎群众；再则因为他看不来这些群众种种色色的怪相，所以他不屑与他们相周旋。
若使天下事本可不做，本可不需与群众一同的做，那原没有话说。然而又没有这道理。孔子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要问你们这些书呆子，你们若真是孔子之徒么？怎忘记了孔子是“栖栖一代中”的人，谁是象你们这样做书蠹生活的呢？
在这排山倒海似的德莫克拉西的潮流中，我不信我们可爱的青年，还有那非为君相无以利济天下的痴心思。孔子虽被人称为素王①，但他决不配真算君相。他虽做了三个月的司寇，随后席不暇的奔走列国，芒芒然如丧家之犬。然而他的影响，在中国是如何的大？此外中西一切不朽的事业，固然亦有些是君相所做的，然而究不如学者、平民、妇女、窭人等所做的多。即远如江慎修，近如张季直，个人一二十年的努力，亦复功绩炳然。若欧美各国议院政治，社会运动的效果，有目的更共见了。我们既看见这些事实的证据，应该可以信平民的能力，应该可以信由社会活动中改造社会的可能。而且我们只须稍仔细想想，亦不难知道想在政治界占一个势力，很不容易，而且常须要用许多不正当的手段，凭借些不正当的势力。果然靠这种手段，这种势力，便得达到想达到的目的，然而每每因以前既靠了不正当的势力，现在反为不正当的势力所劫制；岂但到了那步田地，不能利济天下，反而只有同流合污的，与一般张牙舞爪的打成一伙儿。现在国内一般不堪的，然而负重望的政党党魁，我想他们未必便真是坏人；至其是因利用恶势力，反为恶势力所劫制，我敢说这至少是实在的情况。
现在的南方政府、北方政府、甚么党、甚么系、督军、议员、政客，都只是二五等于一十，我们这几年该已经看得够了；中国的事，只有靠我们，只有靠我们从社会活动方面努力，我想这或是可以不待多说的事。所以我们对于群众生活的修养，不可不十分注意。这亦可以不待多说了。
我去年当学潮初起的时候，看见许多学生界不能满意的事，令我处处想起平时没有一种群众生活的修养的坏处。其实这种坏处，不但学生界有他，几于我们的国民人人都有他。所以人家笑我们是一盘散沙十几年了，我们到头仍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群众事业，曾经维持得长久。这样，谈甚么救国呢？当时我就感触所及，便将群众生活的修养，应该注意的事，列成一表，现在忽忽已经一年了。这一年中学生界的事，越闹越糟，别方面亦似乎没有人几多注意研究群众生活的修养；现在我们谈创造少年中国了，我想这个表，或者还可以备同志参考呢。现在钞在下面：
若要详细解说这表，亦许便会可以成功一大本书。我亦明知一气说了这多，早令读者厌倦了，所以我亦不愿过于详说。但我想既是群众生活的修养为我们青年所最缺乏，而且亦为所最需要的，我不能不盼望或者这个表有值得读者一看的价值，而且盼望读者肯详细的就这表加以考虑，加以反省，而且我究竟不能不另外加几句话。
甚么叫计划力？换句话说，便是会想法子。我们为甚么要注意计划力？因为我们要事业成功，不愿意他失败。我们做一件事，总是要他成功，不愿意他失败，这是一定的道理。或者有些太热心的少年，几乎有些欢迎失败的意味，这姑且留得以后评论。不过以我猜想，大概就普通一般少年说，总是不肯欢迎失败的。那吗，怎样能不失败？怎样能成功？一定是大家愿意研究的问题了。就我表上说起来，我可以说，一个人要随时都会想最好的法子，无论事前、临事、事后，总不可有一点疏懈，这样便很容易成功，不容易失败。普通做事的人，事前多半没有一种计划，有计划亦不是很精密，便粗率孟浪的干起来了，所以容易失败。如事前有一种计划了，又不肯临事处处讲求变应的方法；无论你事前计划怎样精密，总不能与事实处处相应，这亦是失败的原因。或者临事亦仍然能够机警了，事后便懈怠起来，只当是这件事已经成功，固然这件事在一部分是已成功了，然而若非我们用始终不懈的精神，处处防微杜渐的做下去，到头仍或不；免失败。总而言之，我们要想不失败，最要便是无论这事临时或前后，总要常想最精密的法子。我们所想着以为精密的法子，每每并不能到理想的精密田地，所以我们不可过于信赖一时的计划，忘记随时体验，随时改进。因此，第一我们不可有苟且的心理，不耐烦太精密的计划；第二我们不可有执拗的心理，不愿意于原来的计划有些修改增益。这样，或者不容易再有失败。
有人说，计划太精密了，实行便会不能勇敢；这样的一句话，从一方面说，自然亦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要把我的意思领会错了。我说计划要精密，亦不是说一定成功，一定不失败。我们向未做过的事，说他一定成功，怕无论怎样精密的计划，亦不敢这样担保，既然如此，我们不仅要计划他怎样成功，亦还要计划他失败了成甚么局面。那便是说，失败的时候，所受的损失，是不是仍然有他的价值？再不然，是不是我所预备忍受？人的大患，在预先不计划这些事情，一相情愿的以为必然成功；及至失败了，便沮丧怀疑起来了；不然，便只好说些自欺的慰藉话，以减少这出于意外的痛苦。这是如何的不自然呢？我的意思，便失败的局面，亦须预先想到。这样，我既胸中了然于得失之数，照我想应该只有越勇猛做事的道理，岂有反不勇敢的事。总而言之，我们做事的勇敢，有时仅出于血气的感情，有时则出于智理的裁决。智理的裁决，总要附加些血气的感情，才见得清楚，行得勇猛。若没有智理的裁决，仅仅靠盲目的感情做事，每每力量会用得歧路上去；这便算能勇敢实行了，岂是我们所盼望的吗？
有人说，我不会计划，便怎样呢？诚然，我看见了有许多少年，他没有计划的能力。这便是平素不注意这方面修养的原故。平素应该怎样修养呢？譬如学走，只有去走，学跑，只有去跑一样，学计划事务亦是要平素肯计划事务。平素有甚么事务要计划呢？对于自己的功课，常常要计划些最聪明学习的法子；对于家庭学校的事务，有些地方，要不怕参预，而且参预的事，亦是要悉心悉力的为他计划。这样计划了，再随时看他发生的结果，随时批评他，修正他。自然起初总不；免有完全计划错误了的，这譬如小儿学步，总不免跌交一样；然而跌一交便长一智，在无关紧要的事中失败了，我便越发可以在大事业中成功了。现在少年谁这样想呢？平时醉生梦死，一切关系自己的事，只知道听人家安排；等到有一点公共的事来了，便令他攘臂而起，亦只以为这是他出风头的机会，不然亦觉得这已经是做到他本分以外去的大功德了。所以他肯实心实力的做事，便已不多；更没人肯耐烦当自己的事去筹划。这样，所以他永远没有学习计划事务的时候，永远不能到会计划的田地呢。
再我们还要看，我们要能做事，亦不仅仅是会想法子便够了。周密、机警、审慎、恒久，都是普通所认承的德目。从活动的修养方面看，或者还会深切些感觉得他的需要。我们不是具备这种德目，不能有我们理想的计划力，而且不能执行我们自己的计划。
什么叫魄力？换句话说，便是能做事。我们见清了不做，不肯勇猛的负责任的自己做，不能指导人家、分配任务与人家，使他与我一同做，那自然简直是无意义，不待多加说明。或者有些人说，我这指导、分配两个字，用得不妥。因为这是一个领袖的口气，不是德谟克拉西的社会所能容受的。但是我的意思，却以为说这句话的人，或者是只看了一面。世界不但应为德莫克拉西的，而且应为安那其的，这些话我实在深信。不过至少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在群众里做事，不应该有一种领袖的精神，我却有些信不过。我以为领袖的精神(Spiritlofeader)与领袖的态度(Airlofeader)是截然两物。领袖的精神，是不可不有的。领袖的态度，是决不可有的。我说领袖的精神，便是指能指导，能分配任务。但是最要注意能字。假令我指导人家，人家不受我指导，我分配任务与人家，人家不受我的分配；这便不是能，这便证明他不是有领袖的精神了。怎样必定使人家能受我指导，受我的分配呢？第一，要把领袖的态度，灭除得干干净净；第二，自己勇猛肯负责任；第三，要有那表所列合群的修养所有的条件。我们要把领袖的态度灭除得干干净净，却又要把领袖的精神，保持得完完全全，许多人一定要想着这是不可能的事。其实不知这真才是我们要修养到的地步。我们为什么要有领袖的精神呢？群众的心理，是粗率浮躁的，这是凡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即就少数人的团体说，只要是三五人以上的团体，那团体的分子，都会要比平时粗率浮躁些。所以我们不能不冷静的去指导他。而且这三五人便假令不至粗率浮躁，亦每每不能人人有很精密的计划力，这样便那计划力较精密的人，还不能不负这指导的责任。然而还有一件要注意的事，群众固然就客观说，很是需要指导，然而就主观说，却又很不高兴受人家指导。所以领袖的态度，甚至于企求一个领袖的名义，那诚然是不能容受的。然则我们应该怎样办呢？依我想来，我们总应该避去表面显明的指导，专意从里面人家不觉得的地方用功夫。这正是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意思。(这是我解释老子无为意义，与高一涵先生直认为无所为的意见不同，可惜此处不能详说。)怎样能指导，却教人家不觉得呢？我们果然得了人家的信心爱心，只要我们不摆出领袖面孔来，并用不着什么诡计，人家自然乐于受我的指导。但是我们亦还有几件要注意的事：一不可自信太专，二不可求效太急。我们既与人家共事，无论我的意思不完全都正确，人家意思不完全都不正确。即令是这样，我的意思果然不能得人家信从，有些时候，还只有牺牲自己意见的。这样的牺牲，自然不是说没有制限。重大的根本的主张，没有一并牺牲了去取悦群众的道理。但是无关重要的地方，果然有必须牺牲的，我们却一定不可以“小不忍”以“乱大谋”。况且我们既然不是圣人，我们的意见不应有不待任何人纠正补救的地方，这尤其见有容纳人家意见的必要。至于求效太急，亦是太热心的人所容易犯的毛病。我不是说急于求效是不应该。但是因求效太急，而致于偾事，这便太不划算了。我们因求效太急很容易期望同事的人太多，责备同事的人太严。总而言之，只看见人家有一点不如自己，便易生出忿怒嫌恶的心。这样，同事的人便不能不感得他的难与相处，不能乐于受他的指导了。其实我们若能细心体验社会上实在的情形，我们大可以放胆的向前面做。虽然，或者不能象我们理想那快的时间，能有象我们理想那大的成效，但是只要我们的努力能够继续不断，我们终要完全实现我们的理想。我有甚么理由这样相信呢？第一，我深信一般的人，虽然感情与意志是彼此程度不同，但是都有差不多一样的向上心。所以我们只要保持，且激发一般人的向上心，纵然他一时意志不坚决、感情不浓厚，不肯与我走一样的路，他只要没有环境的牵掣，迟早总要跟着我来。至于有些因见解不同，而不肯走一样路的，只须大家总肯研究，总肯实验，再总肯服从良心，改过迁善尽不必定要太快了的求大家各事都要一致，他自然要有一天会成为一致的。因此，我信只要是向上心还能保持，还受激发的人，我们尽可以宽以时日，从各方面提撕他，惊醒他，却同时耐耐烦烦的等待他自然可信靠他会觉悟，会站起来，会跑到我前面去。假如不然，我骂他，我讥笑他，越闹他亦越觉得不肯与我一同的做事。不然，亦会越觉得不愿与我一同的做事了。第二，我还确见一般人不肯受人指导的，每每因于文字的争执，或者便是一个好胜的心理。既是这样，我们尽可拚命的在文字方面牺牲意见，却一方在实际上一样可以得完全的胜利。这似乎是很狡猾的手段。然而我究竟望读者仔细想一下，我们求事业成功，不可不用这样的手段。而现在一般肯做事的少年，恰得其反。人家争执文字，他亦争执文字；人家好胜，他亦好胜；这怎怪他越闹越达不了理想呢？
我这里又谈了一大篇驳杂不纯的霸道话，或者读的人由这里可以看见我的为人，有许多的朋友，亦许因此才知道我是大阴谋家。然而我这所说的，只怕中间还有许多并未能十分实践，若读者都肯照我这所说的实践去，我还馨香祷祝之不暇，管你骂我是阴谋家或什么呢？但是亦还有几层要补叙的，一则从上文看起来，是与政党领袖大不同的。在这里面，既永远盼望不到领袖的名义，亦永远不可摆出领袖的态度。而且一切行事，只可以用去图大家的幸福；断不可用以图谋个人的幸福，再不然，图别人的幸福，至少总比图自己的幸福更要紧。不然，人家必不肯受我的利用。所以这样说来，所谓领袖精神，所谓利用手段，不能照我们普通的解说。质而言之，便是与群众相处最良的最应该具备的品格同能力罢了。再则我们要为一个事情成功而不失败，固然自己要有领袖精神，亦不能不一样盼望朋友有领袖精神。我们很容易知道无论任何事件，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好的。这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望有有能力的朋友，亦不能不望朋友都能有能力。我常想一个希奇的比喻，譬如我们是太阳，我们要有朋友做我们的恒星，每个恒星，要有朋友做他们的卫星。但我们要竭力使每个卫星变成恒星，以至于变成太阳。那便是说，教他亦渐渐有许多朋友围绕他，渐渐更有许多朋友围绕他那些朋友。这样，便结成了一个大团体，譬如这些星，结成了一个大宇宙一样。我们要竭力求自己做一个太阳，但不可以自己做了一个太阳便罢了，还要帮助朋友每人都做一个太阳。还要帮助所有的人，每人都做一个太阳。许多人见不及此，他自己成了一个太阳了，便顾盼自雄，把一切的事都集中于他自己身上。这样，便发生两个弊病：一个是他的事太多了，便容易务广而荒；一个是平素事权既太集中了，假令他死了，或有别的障碍，便会一切都乱起来。或者永远失败了。所以我们固然要自己做领袖，亦要人人做领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朝鲜亦未必没有人，只一个安重根杀了便完了事了。我们今天说创造少年中国，便令我们很有自信白任做领袖的人，然而若亦只一两个人，假令因这个原因或别个原因，他亦有不能自由行动于社会上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危险呢？所以从这方面说，我们虽没理由怕人家有如此领袖的精神，但如只一二人有这样领袖的精神，就社会说，倒是很危险的事呢？
我写信黄仲苏，讨论我们的会务，我说现在最应注意的，是要打破人的中心，建设主义的中心。建设主义的中心的意思，便是表示我的盼望看见创造少年中国分工与互助的完全计划。我以为这是我们学会眼前最重大的事情。打破人的中心的意思，便是表示我的不愿看见学会的事权集中于一两个人的现象。我信这亦是我们学会要防的流弊。然而现在想起来，我说打破人的中心六个字，究竟只表现了一方面的意思。就实际上说，我并不是不盼望我们的同志，要自命为学会的中心；但是我不盼望一两个人象这样，盼望每个人是这样。我们的学会，必然是要每人自命为学会的中心，才会有充满的活力，才会有雄厚的实力。推之至于社会，至于国家，至于全人类，亦是一样。我们不要想着教人人做学会乃至社会、国家、人类的中心，那是不能有的事。我们自己总要站起来做一个中心，而且同时亦总容纳辅助别人，使他成一个中心；但决不可只期望责备人家去做中心，却把自己本分忘掉了。总而言之，多一个自任中心的人物，便团体内多一部发动机，多一个活力的泉源。多一个中心人物，总比少一个中心人物好，所以我们尽可以不必观望人家，自己起来至少亦比不起来好。同时亦要记得，少一个中心人物，总比多一个中心人物坏，所以我们若自己把事权太揽多了，妨碍人家的发展，或养成人家的惰性或倚赖性，总不是应该。
这样，所以我的安拉其见解，与这领袖精神的见解，得了一个调和。而且我亦深信，要说打破中心，除非人人自为中心，或多数人自为中心。现在一般太热心的青年，未免把德莫克拉西看得太单纯了，真想世界可以永远不要中心。这样干去，无论你口里说得怎样天花乱坠，实际上只要人类还想生存，中心总是打不破的。因为当真象这样的打破了中心，社会便会呈停顿纷乱的状况，不要两天便会大家感觉得不安。那时强而狡的，他自然会出来做中心人物；愚而弱的，自然亦会五体投地的匍匐他的面前。我国革命以后，军阀这样猖獗，亦有时鼎鼎有名的政治家，都甘心把北洋系做政治的中心，便是一个死证据。所以我说要打破中心，非人人自为中心不可；亦以这一样原因，我信要求无治，非人人自治，或每个团体自治不可。我们学会的同志呵!你当真是有要创造少年中国的自觉，而加入的么？你还不立刻起来自任为学会的事业做一个中心吗？我们凡在群众事业中做事的有志少年呵!你们亦盼望这事业的功效大而久？你亦不觉得应该立刻起来，为你们的事业做一个中心吗？
有些肯出风头的少年，他倒未必真有做一个中心或领袖的决心；然而那一副主人翁的面孔，却是摆得十足。甚至于有些人遇事自己不肯动手，却对于同事的人，颐指气使的，如待遇属员的一样。这样的少年，在学潮中亦不少遇见。我要说句刻薄话，这只当是永远没有做官僚的能力，却偏要尝试些官僚的意味。这样的人，只是官僚的缩型，当然干不了什么事。再还有些少年，或者不至于此，然而他在群众事业中间，气性大了，度量小了，每每讥笑这个，斥责那个，总以为无可共事的人，而不自咎他的不善与人共事。这类少年，虽然不好说他太狠了的坏话；然而我不能不盼望他们反省，我们是同人(fellow—men)做事，不是同奴隶做事。这些人你可以不满意，然而你只好激励他，督责他，启迪他，不容摆出那些少爷公子的气性，越败坏了大家的事。总而言之，我们真要创造少年中国，总不可靠多了人家，亦不可责望多了人家。烦重须负责任的事，总还得自己做，而且要常找最好的法子，用最大的力，善处这合群的生活。
关于合群的修养，我很注意得人信心，因为只有得了人家信心，才可以减少因不了解而生出来的阻力，而且使人家乐于相助。得人信心之法，我的意思很注意表示一种态度，使人人共见，以唤起他的信心。这样一种公开的人格，在谈旧道德的，每要笑为务外、好名、挂招牌做君子；但我很信做好人要是有用，所以我简直看得挂招牌做君子，为我们应取的修养方法。不过这招牌要与卖的货色一致，才可以“以广招徕”；不然，岂但不能得人信心，反会失人信心，那便不是我们盼望达到的境地了。
现在的一般人，把政客欺骗够了，所以他很怕人亏损他以自己渔利；我们要得人的信心，最要避他这样的怀疑。所以我说一方要使朋友完全相信我是无私的人，一方亦要使他完全相信我永不致亏损朋友。这一则需要真正的品格，一则需要显明的成绩。徒然想把招牌挂起来，招牌亦挂不起来的呢。
再则我很注意使人相信我是常常成功的人，所以我以为我们不可做高远的事，或者易于失败的事。但这须加个解释。我并不是说做高远的事，或做事失败了，总是不应该。凡是重大根本的改造事业，都是高远的，不免失败的；但是高远的目的，我可以分为一段一段的路程，这是自然合理的办法。我们固然要认清我们最终的目的，然而我们不可只望见目的；因目的是太远了，许久的时候还达不到，既许久的达不到，我及群众中的稍怯懦的，疑惑这是终达不到的了。所以我们要认清一段一段的路程，而且有时简直可以称他是一段一段的小目的。这样，自然在大目的没有达到以前，我们不觉得他是自始至终的失败，我们还会觉得已经他是有了很多的成功了。至于失败的事，我们总要极力避免。自然我们所谓失败，常是指着两方面的事说：一方是正如上文，虽路程进步了，却未达到最终的大目的，这我已说明了是成功不是失败。一方是就方法错误，至结果与预期相反而说，这不能说不是失败；但是正如所谓跌一交则长一智。失败了一次，如详细研究此中原因，便知道某一种方法错误了。普通人说失败之中有成功。又说失败是成功的一步路，这都是说越是发现了谬误方法，便越近于能发现正确方法的地位，所以便越近于成功了。但我们终没理由欢迎失败。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意志强固的人，失败一次，总要沮丧一次。所以只说自信心，做事的兴趣，已经可见失败的为害了。至于就群众心理说，他的疑或信，本都只根据于很浅的理由：盼望他们还知道什么失败的价值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方法的错误而致于失败的事，都是要极力避免的。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我想如前说计划力的完成，而且有一种修养能严密的履行那计划几于不致失败了。即令有失败的事总在小处、隐微处，人家没看出来的时候，自己便要考察出来改了他。总之，我们不可不用很严整、戒惧的态度待失败，总不可不尽力避免失败，因为他是损失群众对我的信心，加增群众对我的疑虑，而且同时一样于自信及兴趣亦受很大的挫损。许多少年，惮于精密的计划，或者太信自己的意志了，便假托说，不怕失败。其实人的意志，无论如何强弱，经一番成功，总得一番激励；经一番失败，总得一番沮丧。意志强固的人，在失败之后，至多亦只能如收拾残军，以图卷土重来之计的一样。这样的军队，试问拿他与那得胜了以后，犒赏三军，再引他前进的，是那样的有力？所以人在失败的时候，本不必懊恼太甚；但未失败的时候，总要极力避免失败。固然跌一交便长一智；亦那里来的人，一天跌几交，以求知识的长进呢？
关于得人助力之法，我想自然是与群众同力合作的人，应该研究的事。我对于这样的研究，所得的结果，很注意感情的作用，与裒己益人的方法。我说要和平、谦逊，以不与人生恶感；又要以感情动人，以与人加增善感。我为什么这样注意感情呢？我的意思，及我实验的结果，很信感情的动人，比理性的力量还大得多。因为理性的为物，原是人人具有的，然而人都很粗率浮浅的相信他，而且还有时不能奉行他。因此你与他谈理性，他或者以为原已晓得，不待你多谈；或苦于无法胜过私欲，你说亦是没有用处。这种时候，我们切不要伤他的感情；因为伤了他的感情，他或者以为你是不愿与他为伍了，或者又以为他是不配与你为伍了。所以和平、谦逊，是很要紧的修养。和平他便不会想得我不愿与他为伍；谦逊他便不会想得他不配与我为伍。再有加增善感的一方面力量：爱他，他便会自爱，亦会变为可爱；信他，他便会自信，亦会变为可信，助他，他便不容自安于不可助了；谅他，他便不肯自陷于不可谅了。这样，他一方不至于妄自菲薄；一方亦不肯妄自菲薄，一方他便感于我的情意，亦不容妄自菲薄。美啊!爱力可以创造世界!我们亦要用爱力，创造自己永远颠扑不破的团体。
世人喜欢讥笑人，斥责人，虽父母对于子女，亦不免这个弊病。少年人因为受多了这样的待遇，每每因而不自信不自爱了。其实我们便就客观的考察，一般少年人，除了沾染太多恶习的以外，究竟不可信不可爱的地方何在？是由于什么原因而来？这些少年，亦有时有些向上的觉悟，为什么不能维持而发展？我想许多人都要说，他便有不可信不可爱的地方，亦是出于不自觉的受社会的引诱，或无能力抵抗的受社会的压迫，所以有觉悟而不能维持发展的，有些亦是受了那世人喜讥笑的弊病；换句话说，他便是不能得人相谅相助的原故。我们既知一般少年是在这样境况之中，而且又知道他的周围，处处是被不相信、不相爱、不相助、不相谅的空气所包扎；我们不可不用很大很纯挚的爱心，与他打破重围；谅他、助他，使他越到可谅可助的地位；信他、爱他，使他越有可信可爱的品格。爱的神啊!伟大的神力啊!他可以使一般少年，都到我们的田地；而且使我们或为永劫不能解散的团体。你要人家死力助你，你先要死力助人家。有志的青年啊!快起来借爱神的帮助，为创造少年中国结死党。不然，能做甚么事呢？
而且同是一样觉悟的人，在种种方面亦常有意见不能一致的地方；普通的人在此处，每每彼此诋触，否亦把一切停顿下来，专于去求意见的一致。不知在这不能一致的息见以外尽有许多可以协力做事的地方；这里亦是与其靠理性的求帮助，不如靠感情的召帮助。我们要使无论怎样与我意见不同的人，一样愿帮助我，一样不容他自己不帮助我，这是有理由的盼望吗？靠爱神的助力，这是十分有把握的盼望。
至于我说名利归之他人，劳怨自负；这仍是我所说“减少朋友方面的劳苦与损失，甚或自处于劳苦与损失，而处朋友于安逸幸福当中”的意思。亦便是我所说不亏损朋友的意思。自然朋友与我一样有决心，牺牲名利，自任劳怨，那功效更大了。不过正如前文所说，我不能苦劝、强迫朋友这样，所以亦不好只是这样期望。有些少年，期望人家太多了，所以总是不足于人家。其实我们要这样想，假令创造少年中国是应当的，是必要的，即令没有一个人帮助，我一个人还得这样做；现在既有人与我一同做了，做得一点，总分了我担负的一点，我们总应该欢喜，总应该感慰。至于一个人的觉悟程度，亦不纯是意志的关系，我们假令比人家多觉悟一点，回想起来，亦应该觉得是侥幸；那便我们不可太因人家的不觉悟，愤嫉得过度，或责备得过度了。而且假定同事的人，是永不能打破名利关的，或非一刻打得破名利关的，我们自然总是将他望向上的路上引；却在目前的做事不可不尽管让他在名利关里面努力。我们若真懂得人生是甚么，应该知道名利原不过是笑话而已。谁用得着，便让与谁。只要能激励他肯下力同我做事，我何必管他此时打不打得破名利关头呢？
劳怨自任这句话，是听厌了的老生常谈，就上文亦便知道他的重要。但我看现在肯做事的人，太不注意这了。我们做事的人，固然亦有些人恭维他任劳任怨；然而每每名不符实。只看无论甚么事情，出风头的有人，闷地在里面做事的人便没有了；做浮浅事的有人，闷地在根本上做事的人便没有了；做粗枝大叶的事的有人，闷地做拾遗补阙功夫的人便没有了。所以凡事总只能大概有个头绪，不能讲计划精密，不能讲根本巩固，不能讲内部充实，真要创造少年中国。我盼望一般有志的少年，还须发个决心。只要是应该做的事，越小，越隐微、越无味、越烦重难做，总而言之，越是别人不做的，越是要我去做。这才真是任劳任怨。若是专找出风头的事，牺牲一点精力，来博取任劳任怨的美名，我可以说比一点不牺牲的还好；不过靠这样去创造少年中国，那便是所持者狭，所望者奢了。
以上所说的，不尽是我自己所能实践，不过亦有几方面是实验屡效的灵方。我的意思，要创造少年中国的人，既不能不注意从社会活动上去改造国家，便不能不注意群众生活的修养。我们的修养，若能以群众事业为目的，一切陈腐的德目，都会显出他的真价值。我很不信一般人所假拟的道德本原；然而我终信有些道德是一条经验了有利益的途径，所以我并不敢菲弃一切道德。读者细阅前文，不亦要这样想么？
而且进一步说，群众心理，亦是不可不研究的。世界既一天天向德莫克拉西的路上走，你可以说这是好或是坏，你不能教他改变他的轨道。所以现在要求适应，不可不讲求善于用群众的方法。我假想或者这创造的途径中，会免不了一番奋斗的大破坏；果然有这样事，群众心理的变态，要怎样应付他，更不可不预先讲求了。学会的同志啊!会外同志的青年啊！我们要彻底了解我们的任务，是在群众事业上面，所以我们要大大预备。过去的学潮，我敢说便是没有人有能力善于运用，所以糟到这步田地。亦许过三五年，又有变形的这类机会发生，我们还不努力预备去攫取这机会么？
这篇文已经做得我不愿意的这样长了，而且冗杂不修饰的地方亦很多，我真不知道这些思有没有可供研究的地方。但是我究竟盼望读者总能忍耐的、细心的看下去。信不过的，驳倒我。信得过的，大家做出来看。下面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创造少年中国与学术的研究，一是创造少年中国与个人生活问题。我的意思，都以为是创造少年中国很重大的问题，盼望我随后写的，大家还能给些时间同精神看下去呢。
(四)创造少年中国与学术的研究
人人都知道要真想创造少年中国，不可不致力于研究学术，为将来活动的预备。而且这几年，知识阶级程度的进步，青年求知欲望的长进，使讲学的风，渐成为一般的好尚，出以求高深些造就的，亦复踵趾相接；不能不说这是少年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好现象。
但是我盼望所有自命研究学术的人，特别盼望我们学会同志，自命以研究学术创造少年中国的人，真挚的坦白的下一番反省功夫，你果然以甚么动机去研究学术？照这样研究上，你当真能在少年中国的创造方面，担任甚么事？
姑且让我尽量的说刻薄话：我敢断言，在这些自命为研究学术的青年当中，至少有些人是仅仅想借以博地位、赚金钱，求一个富贵之道。好一点的，亦有些是想借以出风头，闹名声，除了这没有甚么高的动机。这样的人，看着某某研究学术，做了大学校长了，某某研究学术，做了大学教授了；论俸金每月有几百元，不让一个官场的美缺，论名望为海内一般人士所瞻仰，亦可以与做官一样，炫耀一般亲戚朋友。于是被这些不正当心理所趋使，亦不禁想做大学校长了，想做大学教授了，想做大学者、大著作家了。这样的人，他亦许骂人考文官、谋差缺；然而忘了自己不过是一样为富贵利达，寻这一块敲门砖。自然讲学是好的，若讲学不过为求私利，这亦犹如从前那十年窗下的酸秀才，借着代圣贤立言的鬼话，盼望偶然中一个状元、榜眼，衣锦还乡的一样心理，讲甚么创造少年中国？有些大学、专门卒了业，或者且有机会谋一个职业，却偏肯读书，偏肯出国的，这自然是或者有心人；然便这中间亦不见没有借此“求吾大欲”的人。至那些大学、专门卒业，无事可做的，或者在大学、专门未曾卒业，或者国内无力求学的，借着勤工俭学的美名，想下几年苦功，博一块金招牌，以自欺欺人的，我可以说这更在所多有。总而言之，我不说讲学乃至出国求学，不是急于要鼓吹促进的事；但讲学与出国求学，所以有价值，是为他于创造少年，中国有些补助。若徒然以这为进身之阶，我真不愿他们借这创造少年中国的好名义，做遮饰他们鬼脸的盾牌。
还有一般人，人格见识，不至于如前说的卑下；但是亦配不上说甚么研究学术以创造少年中国。这般人便是并不由于对社会的责任心，而选择他的学业的，他们不过受了一般名人暗示的吸引，社会无意的诱惑，不由自主的卷入时势潮流。所以他们讲学出国，你说是为富贵利达，他们自信确然不是。然而他们究竟有甚么讲学出国的必要？为甚么定要讲这种学？出那一国？他自己一点亦说不出。亦有些人，看见杜威这样受人欢迎，便要研究实验主义的哲学了。看见罗素这样受人尊敬，便要研究政治理想的学理了。还有些人听说日本用费廉，不管自己要学甚么，便向日本跑；听说德国学校好，不管德国有甚么学科，便往德国去。这种情形，几于是社会上普泛遇见的，况这样无目的无计划的求学，原不过仅系受虚荣心或盲目的向上心所支配，盼望他能于创造少年中国有些益处，亦是笑话痴想。
我虽是学哲学、伦理学的人，但是我很不放心，现在一般自命学哲学、文学的。许多年轻些的朋友，都要说他愿意学哲学、文学。我把小人之心，揣度这些人，我敢说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哲学、文学是甚么，不过看见人家说得热闹，便盲从附和起来。再则他们中间还有一般心理，以为他们自己天性不宜于甚么科学。他们看见了理化数学便头痛；然而他们不认承这是他们应该痛改的偷惰习气，却反顺遂他，去找一个他自以为可以躲懒偷巧的学科。在这些人中，他们还是一样以浮辞为文学，以玄想为哲学。只要是这样想，他们这所谓文学、哲学，并一笑的价值且无有，谈甚么创造少年中国？
亦有一般人似乎比以上所说的又进步些，他们不定由于盲从附和，或躲懒偷巧，选择他们研究的学科。他们诚然对于一种学术感觉得较深切的嗜好，而且他们预备了很长时间的研究。所以他们很安心于学问。大学本科若不够用，预备求之于大学研究科，国内大学若不够用，预备求之于外国大学。这样的人中，亦不定没有几个人完全系受真挚的求知心所鞭策，没有博取学位的虚荣心。然而他们仍然有一个很大的短处，便是他们不知道学术研究，与少年中国的创造，有甚么关系？究竟是个无目的的求学。无目的的求学，每每不能对于学术有很真的兴味，很大的造就，更不能为社会供给最急的需要。象我们今天中国需要人才的急迫，像我们今天想为中国供给需要的真切，怎容得我们以这不经济的求学方法，虚耗我们的时光同造就？
在这一次学潮以后，许多参与学潮的热诚青年，都有些感觉得求学的重要。但是我盼望我们这样由动的修养而驱于静的修养的，要知道这不是仅由于我们动久了，生了一种困乏的心，因而愿得一个休息的机会；我们所以恳切要求静的修养的，应该是由于我们实在对于以前无实力的活动，有些不满意，所以要靠读书养些实力。今天我们决然少做些事多读些书。断乎不是说事不该做，正以事应做，所以要预备大些做事的能力。断乎不是由于我们没有从前勇气了，所以要把许多事搁起来；正以我们有从前两倍三倍的勇气，因盼望能做从前两三倍功效的事，所以不肯耗力于没有功效的运动。总而言之，我亦与一般倦飞知还的学潮中活动巨子一样想，很觉得更有希望的人，今天断然应该舍弃那些浮浅的活动，去用力读书。但我决不能信我们所以这样做，是我们的休息，我宁信这是我们的大预备功夫。果然如此，我要问现在自命反归于学术研究的人，你的读书，果然配得上说是大预备的功夫吗？你的用力，是为社会预备甚么？
若是我们为预备做事而去求学，那便要问这所求的学，于做事有甚么关系。决不能象现在一般时髦青年，一听见人家说要注重学术研究了，便去上一个学，出一趟洋，有理无理的学点哲学，学点社会学，学点经济学，乃至学点农业、工业、军事、商业，便以为尽了自己本分。我实在看见如此类的人，他们的主张，以为只要求的是一门学问，只要学问求得好，将来总要有些裨益于国家社会。然而不知道这句话似是而非。学问固然同一可以造就人才，人才固然同一可以裨益国家社会，然而国家社会的需要，有缓有急，有必要有不必要。处于今天我们这样的中国，我们譬如是要披发缨冠以救倒悬；安步固然亦是走路，然而我们救死不暇的人，能这样的濡缓么？何况在求学方面，究竟不比走路。道路是具体的，不走不到，是人人所共知。学问却是抽象的，不学亦有时或者以为已经得着。世间许多浅学而自矜的，可为此说例证。学问若是以足够供给社会需要为目标，还可以他能否供给社会需要，测量学问的程度。若求学而没有这样的目标，学问的好坏，没有甚么正当的测量。于是便容易专持以与别人相比。因为是这样，又因为中国求学的人数目太少、程度太浅，所以稍有一点学问的人，纵然他的学问还远不够应社会需要，便骄盈得没有地方安放了。这样下去，盼望学术的研究，于少年中国的创造有些裨益，岂不是痴想？而且天下亦只有目标越认得清楚的，志向越专一，进行越勇猛。我们求学的人，因为没有目标，因为没有社会的需要，鼓励他的热诚，所以志向容易改变，进行容易懈弛。我说这两句话，请我们在研究学术中的青年，试一反省。是不是有这样的毛病？这样的毛病，是不是由于求学不以供给社会需要为目标使然？所以我的意见，求学而不顾社会的需要，若非求学不成，便是成而无益于社会。否则亦是只在不急要不必要的方面，供给了社会，而社会上急要必要的需要，仍然得不着相当的供给。这岂可以笼统的说甚么好学问，总有裨益于国家社会，来掩饰自己无目的而玩物丧志的弊病？
我是一个好动的青年，居然在我学生生活完毕以后，亦得了许多动的机会。但我费尽了平生之力，结果仍然只收了我不愿意的那样小的功效。我固然怪经费支绌，怪人才缺乏，怪环境恶劣，亦不能不偶尔想起自己学问能力的太不够。这里，我最得了少年中国学会诸友的益，因为若不是看见这一般朋友的好学如渴，或者不能教自己良心越发觉得惭愧，因以发生求学的决心。就我的经验，或者就别的真挚朋友的经验，每一次参加一种事业，便会感觉得事情做不好之苦。这个时候，固然有许多地方要怪人家不是，然而只要平心反省，自己见识魄力的欠缺亦是无可掩讳的事。在人家方面的，有许多地方不是我所能为力；在自己方面的，我们若肯注意群众生活的修养，学术的研究，未始不可以补救。依我的觉悟，我很信学问便是告诉我们最正确最有效力的做事方法。譬如学教育学，便是要知道古今中外经过许多试验许多研究的最良教育方法。学人生哲学，便是要知道人生的真意义，道德的真意义，以确立道德的新根基，可以为现在所谓新旧之争，求一个根本解决。我便因这决定我研究的方针。我敢问现在一般自命为学术界中人的，亦信学问有我所说的价值么？你所以选甚么学科去研究的，亦信于供给社会的需要，有甚么关系么？
若大家肯坦白些的说话，亦许有好多人要承认他的学问能力，委实不够为社会做事；他委实要求学，然而他却找不着他合当的求学目标。这样，我便敢对他说，我们真要想靠研究学术去创造少年中国，那便先要找着一个合当的求学目标。怎样可以找着一个合当的求学目标呢？我想这要注意下列的四件事：
第一，要先懂得社会与个体的真关系。这样才知道我们为甚么要以社会的福利，去选择我们所求的学问。这样才觉得我们学问成就的程度，是对于社会负直接的责任。现在一般青年，对于社会的自觉，本来程度很浅，偶然受了无源头的向上心所趋使，虽然亦愿意以社会的福利，去选择所求的学问；然而观念先不明了，责任心又不浓厚，这样不但向上心不能盼望他真诚而恒久，抑且下面所说的话，亦没有用处。
第二，要知道社会需要甚么及他需要的程度怎么样。我们若是盼望我们所研究的学术，能服侍社会，自然我们不可不从社会所需要的地方下手，而且不可不从社会所最急切需要的地方下手，这样，所以我们先不可不仅得社会的实际状况。甚么是他所需要？甚么是他所最急切需要？
第三，要知道甚么学术可以为社会供给甚么需要，到甚么样的程度。我们知道了社会所需要的，及他需要的程度，然若我们不能知道各学科的内容的效用，胡乱扯一种学科去研究，必然不能在社会上生甚么满意的实效。现在一般青年，在他还未懂得一种学科是甚么的时候，便选了一种学科，生生的咬定，说是他终身的任务。正是犯这个毛病。
第四，要知道自身的心性、能力、地位、机会，最合宜为社会供给那一种的需要。一个社会是极复杂的组织，他所需要的，决然不是在一方面。然而我们个人的能力，为社会所能服役的，自然是很有限制。我们断不能看见凡事好的都去做，凡社会所需要的都去尽力设法供给。我们要看我们心性所倾向，能力所合宜，乃至所处的地位，所有的机会，应该研究甚么学科，自己成就最大，社会得益最多。这样，我们才不耗损了自己的成就，才不减少了社会上应得的效率。
我们能注意上述四件事，才能够选择出合当的学科去研究。我们这样的研究，才能够使社会得着他最大的益处。换句话说，在我们这样危急腐败的中国中，谈甚么创造少年中国，今天是千钧系于一发，稍纵即逝的时机了。我们应该选最近的路，用最有效的方法，教我们所用的力，一点点都得着他相当的功效。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做事，还要求学，以便做事可以得最有效的方法。又不仅仅要求学，还要用很聪明的法子，去选择于自己、于社会最有益的学术，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总而言之，真要为社会做事，真要靠研究学术去创造少年中国，决然不是空空洞洞的说甚么求学，甚么研究学问，便可以够事的。因为少年中国决不至如此的易于被创造。
假令如上所说，我们找着了研究学术合当的目标，在研究的途径中，亦有几件事不得不注意：
第一，须记着研究学术是一种责任，不可陷于玩物丧志，无济实用之弊。我们真是要研究学术以创造少年中国，时时应该反躬自省，这所研究的学术，于创造少年中国有甚么用处。是有用的，虽困难一点，必须做去；是无用的，虽有味一点，必不可做。至少我们少年中国学会同志，或者会外表同情于我们的少年，应该记得我们今天的研究学术，是对于我们所仰望的未来的少年中国负责任。我们不仅仅如一般青年学生，只知以求学满足他的求知欲为目的。这样，所以我们在满足求知欲以上，还有更高的责任。
第二，须记着专精的学问是社会所最需要的，不可陷于粗浅浮薄，无济实用之弊。我们总要记得中国所最缺乏的，是专精的人才。我们最有希望可以自己造成的，亦是专精的人才。我们要真想为少年中国做事，真想在二十世纪站脚，不可不懂得分工的道理。事非分工便做不成。人不分工，我亦永无力量做一切的事。少年血气正盛，责任心亦每过于热烈，看见应做的事，便发生舍我其谁的心。于是今天想做哲学家，明天想做文学家。这便力量分而不专，精神纷而不凝，到头不能成就甚么。要真想研究学术以创造少年中国，断不可以如此。
总之，我们真要研究学术，不可不急于发现我们研究的中心。我们要研究的结果，圆满而切合实用；我们的力量，只可用于特别的一方面，而且只可用于这一方面特别的一点。譬如说研究道德的起原，这便是伦理学中间的一个特别问题；然而这一个问题，须从人类道德意识进化的历史上研究，须从经济进化与道德进化的关系上研究，须从生物进化与道德进化的关系上研究，须从心理发达与道德进化的关系上研究。那便是说，要研究道德的起原不可以不研究伦理史、经济史、生物学、心理学。我们研究的对象，虽只是特别一方面的特别一点，然而用力的地方并不简单。这样的一件事，亦并不能说是容易。试想我们只选这样的一个狭范围的特别对象，还是这样烦重艰难；现在一般谈学问的，还要把范围扩大，把各种学科都搅得自己身上，岂非夸父追日？盼望有甚么成效？
我们凡研究一种学科，固然要涉及其他有关系的各种学科；然而研究各种学科，究竟是与他人的研究方法不同。因为我们究竟是以一种学科为中心去研究他。譬如上说研究道德的起原，不可不研究伦理史、经济史，然而这与普通所谓历史学者、伦理学者、经济学者的研究方法，迥然各异。我们所以研究伦理史、经济史的，不是要明白一切伦理思想的进化退化，只是要从这一切具体事实的经过，看出道德起原的痕迹。此外研究经济史、生物学、心理学亦是这样。因此，我们虽然要研究各种学科，但是我们不能盼望这样的学科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成为某种学科的专门学者。我们只能说在一种学科中，取得我们所需要的研究材料而己。因为若是我真要盼望做那一种学科的专门学者，我们为那一种学科的研究，又须旁涉于别的学科。这样，便会务广而荒，无所成就。
归总一句话，中国总不是一个人可以救的，学问总不是一个人求得完的；我们便在研究学问上面，已发现分工与互助的必要。别方面无人家相助，我们固然总得自己从专精方面求学，以求多少为社会总得些实效。但是我们同时亦不可不求有一个研究学问的分工与互助的团体。倘若少年中国学会，配得上做这样的团体么？
我自问以前的几年，不至于是十分的不勤学，亦不至于十分的不向上；然而现在反省起来，谈到研究学术方面，简直只好愧汗。我自问以前亦看了几本书，但都是没有系统的学习。纵然有些零碎的杂知识，只好以供谈笑、炫愚蒙，若说拿来为做事的帮助，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帮助，便只是笑话了。其实这样的毛病，在我们没有学术上指导人的国家中，有志肯读书的少年，各人摸各人的黑路，徒然炫于博览群籍的虚荣，以投合自己浮浅无恒的弱点，想亦不仅止我为然。我便敢问我们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你们切实的一反省，果然不至犯这等的毛病么？若不免这等的毛病，果然有把握可望求得甚么学问？果然有把握可望求得的学问，能够创造少年中国么？
我们选择去做的事，不应该仅问这事是应做不应做，还应该问我的能力，能做不能做。因此我对于读书的态度，有些改变。从前是惟恐好书读不尽，所以凡有好书总得一睹为快。现在则惟恐读书不切实，所以一本书没有读完，不敢扯动别本书。一种学科没有研究到多少自信，不敢扯动别种学科。我很信越是要读的书多，越是要细细的读。子路固然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的人，亦只是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我想惟其好闻善言的人，越是不轻易放松一句善言。然则我们真是好读书，好求学，不亦要莫轻易放松一本书、一种学问，才好么？
在这种杂志狂的所谓新文化潮流中，确实有些人，因要出风头而做文，因要做文而读书。这种不肖的行径，亦无待我们指斥。不过在这一般人所痛恶为作文而读书的呼声中，我想为中国学术的前途，不可不申明一句话。便是为作文而读书果然是不妥，为读书而作文，却是一个极应该的事。这怎么讲呢？一则我们普通的毛病，只知摄取知识，不能消化知识以为己有；一则我们便能消化知识以为己有，然而因为平日没有用言语、文字发表出来，观念每不清楚明确。这样，所以我们应于求学的时间，常常将心得参综叙述出来，使书本上的学问，成为我的学问。如此的说了一遍，观念不清楚不明确的地方，自然显露出来，而且将来读书的时候，如遇着与这所说有关系的，亦自然注意力格外浓厚。我是一个最好做文的人，在我做文的经验中，确实多少得了上说的些益处。这次我为丛书致同会诸君的信，亦本于这个意见，盼望我们大家为读书而著书。我想若能这样，学业既可有成，而且一定比为赚金钱、闹名声，引些不相干的外国学说，说些不彻底的应时主张的那些书，于社会上要多生一点有价值的影响。
最后，我应该揭破现在我国知识界的一种黑幕。便是虚伪矜，不顾实际，才读了两三本书，便摆出一副学者面孔出来。这不仅仅是个人私德上极不应该的事，而且是我国文化前途的大障碍。生在现在中国学术荒废的时代，有几个人读了一两本欧美书报，无意的口头上引用了几句，亦便足令这些少见多怪的国民，诧为博学多闻。再加以读书的人，自己还存一个不良的心，自己对于其书仅仅翻过两页，甚至于不过听见人家说过，然而便强不知以为知以炫耀旁人起来了。做起文来，写上许多注一、注二字样，引些某人某书，仿佛胸罗万有的样子，其实不过辗转传抄。甚至于文中写了许多英文、德文，自己的英文、德文，初还没有摸得门径。咳!这样学术界的诈术我实觉得羞于说他，然而犯这毛病的人，可以说不在少数。
我不疑惑我们少年中国学会的同志，有这样不向上的行径。但是在这样虚伪的风气流行的时候，我们心性上是不是有些无形的受他的恶影响，自己还不得不加倍的反省。而且一般年轻些的兄弟们，他们的心地清白些，见解幼稚些，一方容易受那些有意的欺骗，一方亦容易看我们过于我们所配受，给我们许多不虞之誉。即如我在北京的时候，居然有人问我学心理学读西书的门径。我自问于心理学亦只读了一两本书，我把甚么告诉他呢？这样的事，不止一端。我与杨效春君往返辩论儿童公育问题以后，亦有些人乃至杨效春君疑惑我真配得上做一个学者。其实我无论所说那一种学科，至多不过只读五六本书，而且到现在，才觉悟得应该向有系统的研究方面走，以前读的书，亦有许多不得用的地方。如此配称一个学者，岂不把中国学术界羞死了么？少年中国学会的同志，许多人都比我学问高，但我想我们都只这大一点年纪，只读了这几年书，看见求学的门径，只这少的时候，而这些时候中，还有甚么学潮运动、工读运动、通信事业、国际事业，处处分了我们求学的心力时光，便说现在够得上做一个学者，我敢说亦是太早了。我们同志中，固然没有一个人自信是一个学者，不过我们既是一个学会，多少有些人又要错认我们配得上做学者，加以学术界虚伪风气的流行，我还得儆戒我们学会同志，不要迟早亦板起学者面孔来才好呢。
(五)创造少年中国与个人生活问题
个人生活问题几个字，有许多绝口不谈阿堵物①的高洁之士，最不愿意齿及。然而我亦将冷眼静观了好几位朋友，于今好几年了。在从前做学生时代，有些人羞于说这些活，有些人不屑于说这些话，他们的意思，大概都是以为生活问题是卑鄙的一件事，是有品格的人所不应计及的事。其实人既生于衣、食、住问题之中，而生物学的法则，一切生物又有求生的本性，那便即令人为他个人自己，筹划他不妨碍别人的生活，亦是无上应该的事。何况假令一个人想要为社会做事，若他自己的生活问题还不能得个合当的解决，他并站脚不住，一切所说做事都只是句空话。所以个人生活问题合当的解决，实在是社会上重要的事。
少年太气盛了，亦太自信了。有许多人，有意无意中都存了这样一个意见：他们以为只要学成了，便自然有饭吃、有事做。倘若定不能有饭吃、有事做，他自信宁可饿死，不愿丧志屈节，图自己啜。这样的一个志气自然是很好。但是可惜我看了许多朋友，无论起初他是如何的刚强自负，到了一离学校，为自己或父母妻子的生活，甚至于为自己或父母妻子的体面，嘴便软了，志气便灰颓了。从前谈无政府主义，现在急不暇择的，做安福系官僚的掾属去了；从前谈政治生活，现在降心相从的，做不心愿而且亦不称职的教育者去了。我不敢说他为救死而屈节，是一件甚么大罪，因为没有人敢勉强别人真个饿死。但是他果然信无政府主义是好，或者果然信政治生活是好，为甚么从前便怎样嘴硬，宁可饿死，不顾生计；今天又丢了他良心的主张，奴颜婢膝的，作这个沿门托钵的生活呢？
我愿现在有饭吃的前辈先生，大家发现良心，亦自己想想图谋一个正当生活是怎样困难，不要还摆出那一副不事家人生产的高士面孔，专门说些不落边际的清高话，越使后来的兄弟们，迷信个人生活是无讨论价值的问题。我不是说一个人的眼光，便只应当注意到他自己的衣、食、住，我所说的衣、食、住，更不是指着那些骄奢淫佚不正当的享受。我的意思，我们总要求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一个正当的生活技能，我们总不至站脚不住，为生活的必要，被逼得去做我们所不愿做的事情。其实我敢说一句一笔抹杀的话，便是眼前有饭吃的前辈先生，多少都为那一碗饭，做了些他所不愿做的事情。固然有些地方，是为事业的前途，社会的幸福，受些委屈；然而若真肯坦白的自问，又何曾丝毫没有自己乃至父母妻子生活的恐慌隐在后面，帮助他去忍受这种委屈。果然事实是这样子，怎地还不教未来的青年，多注意些他个人生活问题呢？
我曾看见几个高等师范学生，做预科生一二年级生的时候，他惟恐接近了办理中学的人，有些近于纳交夤缘的意思。然而到了第三年级，态度陡然变了。那个时候，不但于他相识办理中学的人要常常接近；便不相识的，亦要辗转介绍得来。我因此便想得我们青年，既不能不求生活，又非到图穷而匕首见的时候，偏误于无理由的习俗，而以谈到求生活为耻，这实在是一个很有害于他自己，亦有害于社会的一种风习。怎样说有害于他自己呢？因为他既不谈生活，便不肯向生活方面预备，不肯向社会所需要的方面预备。这样，所以他虽然在学校里有几年的学习，然终不能得一个充分的生活能力，因此或者得不着他所希望的生活。怎样说有害于社会呢？社会原不是不需要人，为他做各方面的事，然而因为这些人不肯注意生活，便不能有切实的生活能力。不能有切实的生活能力，便不能怎样有力的服伺社会。现在我国社会中许多人没有事做，许多事没有人做，便是吃的这个亏。
求生活是当然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我们应该注意求生活的技能，是无疑的事。眼前无论智愚贤不肖，人人既不免求生活，而且许多人求不着完全正当的生活；这样，我们若能有力量求一种正当生活，不但不是羞辱，而且是很大的荣耀。就理想说，好社会便指着人人得着了他的正当生活而言。所谓正当生活，便是说人有合当的事做，事亦有合当的人做。譬如眼前的中国，因为人做不到这样，所以处处感受痛苦不满意的情形。为社会计，我们要求学问与职业的一贯，要求一国的教育，至少有一部分的力量，是为一国养成充分有力的职业家亦要使一国人得着他的最小限度的生活；不至因生活的落伍者太多，致酿生社会各种的扰乱。但是我们姑且不谈教育问题，我们仅就我们自身说话，那便我们应该有能力怎样做一个充分有力的职业家，同时亦得着我们最小限度的生活，自然是极应注意的事。
假令有人不承认学问必须有关于生活(Living)，甚至不承认学问必须有关于人生(Life)，然而无论如何，有关于人生乃至有关于生活的学问，必为许多人所应当研究的，且为社会上所急切待人研究的，且为一般必须求一个生活的少年，所不可不研究的，这总是无可疑惑的事。既然如此，那便我要请问读者，是不是必须求一个生活呢？是不是应当研究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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